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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6年7月

　　近读新书《汉语的危机》，被里面的文章所吸引，更被“汉语”与“语境”、“汉语”与“危机”、“汉语”与“失语”、“汉语”与“暴力”等篇章名所震撼，感觉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涉及的问题是沉重的。

　　我们的国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产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为什么歌词不改呢？因为要激励后人。危急时刻存在，我现在要说的，是汉语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此话怎讲？先抄录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大约1000年前的汉语诗歌，有怪异词语吗？没有！其中每个汉字现在还都流通。但是，不用说普通国人，就是当今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们，恐怕也不能写出如此美妙的诗篇！

　　为什么不能？因为汉字虽然没变，但汉语的习惯用法已经根本改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此话怎讲？汉字是我们民族精神之魂。几千年了，中国人的情趣、信念、音乐、逻辑，就藏匿在汉字中。可是，恕我直言，汉字的精华，不是正在死去，而是已经死去。简单说，汉字正以超人的速度，迅速变成一种“外国文字”，好像是一门外语，此话绝非夸张。

　　汉字的精华，首要的是音乐性，所谓“平平仄仄”是也，以上苏东坡的诗词是也。严格说，中国文学史，就是韵文史，三言五言七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所有这些，是以什么划分阶段呢？是音乐性，也就是不同的语言节奏，或者一句话字的多寡。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犹如汉字书法。按照这样的标准，小说或者白话文，是最低级的汉语表达，诗词，是最高等的阳春白雪。

　　汉字中的阳春白雪，肯定是没有了。这就是20世纪汉字的实际发展史。上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消极后果，就是使汉字中的“阳春”渐逝，“白雪”融化。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形象地把汉字比作典雅的贵夫人，而把西方拼音文字比作一个实用的女仆。现在国内教育的时尚，就是大家都抢着做这个“实用的女仆”，至于那“典雅的贵夫人”嘛，对不起，她已经死了。倘若不相信，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问问50岁以下的文科研究员和教授们，还有几人会写平仄押韵的古诗词？如果说这太难为他们了，那么，让他们用繁体字写一篇风格优美的散文吧——对不起，繁体字嘛，认，他们还是认得的，至于写嘛，肯定得像学外语一样，要借助于字典了！

　　唉，真是“无处话凄凉”！我们自己亲手打倒了汉字的优雅性。掉下的头颅，是再不会活在身体上了。随着一个又一个“孤僻”汉字的死去，它的用法和含义也死了。更严重的，是那汉字包含的微妙感情，也死掉了。

　　于是乎，汉语变成了一门地位远比英语低下的“外语”，现列举几种主要现象：

　　以套话或标语口号式的方式说话，这些话，好像是可以不经过脑子思考的，随口就来，而且日益成为公共场合的流行语言。此其一。

　　根本就没有什么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界限，书面语就是口语，这是汉语最大的损失，几乎无法弥补。此其二。

　　以拼音文字或英语的方式说汉语，这现象大量流行于网络语言中，一开始，有点儿像“座山雕”的“天王盖地虎”之类的黑话，渐渐在社会中流行开，其基本构词规则，就是故意写错别字。上海著名学者王文元感慨地提到他在网页上收到的一封短信：“王老实：你号。在你的王爷上读到了你的打坐，我很受气阀，以后请多执教。在建。”（注：短信应为“王老师：你好！在你的网页上读到了你的大作，我很受启发，以后请多指教。再见。）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每个汉字的发音，直接当成拼音字母使用。此其三。

　　还可以列举很多……

　　再说一遍：一种语言濒临死亡的标志，是它的根断了，不是脑供血不足，而是根本就不供血。于是乎，今天的中国人，绝对不是古代的中国人，感情完全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还是一个崭新的民族！“崭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朝气，但还不成熟！  

文：谢泳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9月

　　《汉语的危机》刚刚出版，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的。我非常佩服编者朱竞的感觉，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汉语的重要性和地位确实面临危机。我们今天对于英语好的人会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对于美丽的汉语，却常常很不在意。朱竞可能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编辑出了这样一本书，她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可能还没有自觉。在电脑普及以前，汉语的人机对话问题曾困惑了人们很多年，但谁能想到后来汉语的录入速率要远胜于英语。汉语还有多少美丽？也许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语言的重要性与它所属国家的经济和文明有密切关系，因为实用是语言的第一要义，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失去语言的危机只有深入到民族的内心才能体会。凡读过都德《最后一课》的人，都可以感觉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关键意义。读这本《汉语的危机》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曾读过常风先生一篇怀念沈从文的文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这篇文章很令人难忘，因为常风先生为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汉语所感动。常风先生说：“我一直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认真仔细阅读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比较一下他在用字遣词和造句、表现方法，以及篇章的结构，总会认识这位小说家确实是在写作中不断学习着，试验着用最恰当的字，尝试各种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组织，他总在寻求最完美的艺术表现。他的每篇作品都确实就是一篇新的‘习作’。在这点上我一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风格作家。”

　　沈从文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在旧军队里混了一段时间，来到北京。当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于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是没有上过学的，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沈从文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没有胡适，没有叶圣陶，沈从文的天才至少要晚几年才为人认识。这些英语非常好的人，特别佩服沈从文，一个重要原因是沈从文笔下的汉语非常美丽。沈从文对此也非常自信。1980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有一句不大为人注意的话，他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汉语的危机》提醒我们，对美丽的汉语要有足够的自信力。

文：肖　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句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海德格尔热中几乎成为中国年轻学子的口头禅；海德格尔还说过一句话，“现代人生活在存在遗忘的无家可归中”，这句话却不为学子们所乐道。这两句话都出自海德格尔的著名的《人道主义通信》中，何以在中国学子的口下受到不同待遇？大概是当时的全面开放、无限求进的文化心态使大家更热衷于接受海德格尔论著中对反叛传统具有正面鼓动意味的说法，而忽视或回避了他关于现代性存在困境的警示和批判。

     无疑，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运动表明，“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是被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地理解和运用了：语言，或者被理解为代表保守力量而应当被颠覆的“传统之家”，或者被理解为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说而任意构建的“自由之家”。因此，自20世纪后期以来，汉语传统遭受了20世纪百年持续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作为华夏文化子孙的精神家园，汉语传统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商业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连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运动，正在全面围剿汉语传统。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将来的中国没有人使用汉字、讲汉语，而是将来的汉字和汉语不再能够葆存汉语的精神和魅力，是中国文化生命之花果漂零。这是我们正面临着的无家可归的文化命运。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存在的无家可归，根源于对存在的历史本质的遗忘，语言作为存在之家，历史性地葆存着自我存在的历史本质，即语言的诗意；作为一个基本的现代性主题，存在还乡就是借助语言之路回归到人生的诗意之境。我们处于汉语传统被严重损害的现实境遇，我们必须修复和重建汉语传统，才能建设一条文化还乡之路。修复和重建不是保守和僵化地对待汉语传统，而是在当代境遇中表现出对汉语的历史性地尊重和坚守，并以此为“家”。汉语已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颠覆性的语言狂欢盛宴中沉浸过久，正在沦丧成一群无家可归的文字和话语的幽灵。作为当代中国学人，我们的使命是克己治学，带汉语回家。

     朱竞主编的《汉语的危机》一书，荟萃当今学界针对汉语危机的精思深议。此书不仅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学人对汉语危机的直面反思，而且正面展示了一代学人真诚崇高的汉语文化使命感。此书是在新世纪之初召集中国学人集体行动，致力于带汉语回家的可敬创举。细读此书我们会发现，这部文集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学人的集体行动给我们一个汉语危机的重大警示，而且在于它启动了以中国学人的良知和智慧带汉语回家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