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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舆论对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教育产业化”、高校招生中的不公等问题的声讨不绝于耳。本书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涉及中小学“择校热”、重点学校制度、示范性高中、“转制”学校、“校中校”、 “名校办民校”、教育投入、教育乱收费、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性别之间的教育差异、高校招生中的不公现象、高校扩招、高校贫困生现象、“独立学院”现象、“教育产业化”等若干热点问题，以及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公平的评价等。
　　 书中所揭示的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公等问题。并非泛泛议论，而是建立在长达一年半的实证调查基础上。本书不但深刻剖析了中国教育不公的诸多症结，而且对症一一开出了医治良方，对教育投入、教育规划、教育政策等诸多方面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文：杨东平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的缘起，是2003年开始的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该课题后来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课题组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实证调查，于2005年1月正式结题，举行了成果发布。

　　本书的写作是从2005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开始的，全书的结构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部分。

　　引论和前四章是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的理论梳理。写作之际，正是教育公平成为重大社会热点之时，舆论对教育乱收费、教育产业化的声讨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令人欣慰的转向，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渐成主流话语，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希望参与和回应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写作中涉及了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独立学院、“教育产业化”等若干热点问题，致使写作的任务越来越艰难，预计半年左右的写作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收缩目标，放弃了对高考招生制度等若干问题的讨论。理论部分的探讨，因此也显得芜杂、不够规范化和学术化，它可以为后文提供一个基础和背景，并借以表达一些个人的意见。

　　后五章是关于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以及教育公平的评价指标和实际测量。作为一项实证研究，遗憾和疏漏也很多。一个基本情况是我国基础数据的严重缺失。常规的教育统计中少有公平的维度，分城乡、分性别的数据稀少、残缺，分阶层的数据则完全没有。对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至关重要的分省的高校招生数始终未能得到，只能以高考报名数替代。由于一些认识和判断是建立在片断和局部的数据之上的，这肯定会影响定量研究的准确性和结论的说服力。为弥补这一不足，书中较多地引证了近些年来的同类研究，以为比较和印证。这一经历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我国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不仅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而且也缺乏必要的信息基础，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数据库，促进教育信息的公开化，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受制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精力，一些地方浅尝辄止，未及深入。例如：关于家庭背景与高中生的入学机会有关，而与学业成就无关；家庭背景对高中生进入不同学校的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高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改善，马鞍形曲线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库茨涅茨神话”，即社会公平在趋向好转之前必先恶化；关于女生的增加、一些省市的考生女生超过男生；以及不同地区教育公平的不同表现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检验。因而，本书呈现的研究是十分粗浅和初步的，诚望方家批评指正。作为引玉之砖，或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积累和教训。

　　本研究是课题组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研究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研究。感谢卫宏、张岩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研究，周金燕对教育公平指标和测量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吴晓兵、何永振、杨志勇、张丽对河北、内蒙古、山东、湖南等地的受教育机会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周蜜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差距的研究，何永振、张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距的研究，杨旻对高等学校转制的研究，等等。本书后半部分的写作主要建立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之上。

　　感谢陆学艺、孙立平、谢维和、朱永新、程方平、袁桂林、张玉林、李春玲、刘精明、余秀兰等众多学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萧今博士，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研究和学术思想，还是实际的参与和支持，都使我们受益匪浅。感谢我的同事王烽、靳贵珍、杨春梅、陶红和周玲，他们为这一研究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雁翎主任和姚成龙编辑，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本书得以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和水准出版。

　　需要特别感谢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博士，与他的合作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方法和理念： 通过研究者、管理者、大众媒体等不同角色的参与和互动，使研究过程同时成为一个学习、传播、影响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过程。

文：金艳
出处：文汇报 2006年8月

    学者杨东平对教育问题持续保持着热情，继《教育：我们有话要说》《艰难的日出》《大学精神》之后，他的又一本研究教育问题的专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历史背景的探讨；第二部分是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时政的研究。杨东平认为，建国以来，新中国的教育历程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建国初期，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和工农群众，走的是大众主义的教育路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后，国家的教育方针发生很大的变化，进入精英主义的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学校来看，实行的是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分制的等级化学校制度，这便构成了当时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整个阐述过程涉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育界发生的种种新变化，诸如中小学“择校热”、重点学校制度、示范性高中、“转制”学校、“校中校”、“名校办民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高校贫困生现象等。

    杨东平的观点是：“教育公平是一个现实的理想。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的特权的历史阶段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成为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

文：周国平（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1月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是研究中国今天教育问题的一部力作。作者从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切入，凭借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统计资料和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今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病及其症结做出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诊断。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学校等级化的加剧，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作者认为，它已成为当前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对之着重做了剖析，也是全书最具现实批判力度的章节。

　　“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做法，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办高收费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而是混淆了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该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皆未变；另一方面，不该改的却改了，公立学校用靠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租寻租，将其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经济资源，并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在“名校办民校”的不公平竞争中，真正的民校步履维艰，大面积死亡。同时，公办教育本身成为腐败的温床。教育本应是社会平等的制衡器，现在却蜕变成了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工具。

　　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教育产业化”的由来，我们就不能不问责政府。作者认为，短缺和失衡是两个制度性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低于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反映了政府对于教育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学校等级化和“教育产业化”一直是在政府的许可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学校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千难万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