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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历史记忆、 文学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成，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
　　 本书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问答、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掺和在一志，造成一种明的“对话”状态，论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正好对应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
　　 本书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以人文学者里少有的冷静温和的调子来讨论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赞成“保守疗法”。

文：陈平原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人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赊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文：王昊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7月

    近来，有两书一文颇让我读得滋味横生，两书是陈平原著《大学何为》和熊丙奇著《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一文是萧雪慧的文章《中国大学的希望在于回归大学精神》。其关注焦点均为“中国大学”，论说各具千秋，但三人的思考都缘自对中国大学未来前景的深切忧思。相比较，熊著活泼，萧文激切，而观陈平原《大学何为》，则兼熊、萧二人之文的感性体会与理性分析于一体，文风温婉，论说平易，使人十分折服。陈平原关于中国大学的文字，于众多大学研究者之中独具特色，文章意蕴深沉、深远，很是耐读。

    在为社会生产源源不断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的今天，大学的思想资源却日渐枯竭，大学自身的理性精神也在日益失去光芒，而由理性中蕴育出的批判精神也锋芒顿失。现代大学就像一个大型的仓储式卖场，里面琳琅满目，社会上需要什么，尽可花钱来买。但是，大学如果仅仅满足于知识卖场的功用，那必将违背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传统。正如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是人类理性思想的源泉，亦以自己的理性之光照耀人们前行。

    然而，中国大学的现实似乎并不乐观，种种丑恶现象叫人看了来气、泄气。画家陈丹青曾有一段深刻评述，“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正因如此，便感觉极度失望。后来检讨发现，若只看到大学不足，自然会使思路趋向消极的一端；而对大学问题一味视而不见，任奉谀之词充斥于耳，又会陷于迷局。直到读到《大学何为》，那种不平的心绪才稍有舒缓。它对于大学问题的讨论基于大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这种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多层面、全方位的角度审视大学的方法，让人对大学少了些激愤与无奈，多了些理解与信心。

    中国大学的问题虽多，但“百弊源于一失”，主要原因乃是忽视历史的遗产与传统。“鄙视既往，迷信西洋”是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惨痛的教训，事例昭然，不必赘述。很有意思，作者以《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全书开篇，梳理出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真实存在而又易为人忽视的趋向。百年来，尽管中国大学追擘欧美，“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陈先生通过钩稽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唐文治、钱穆等学者及教育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再现了当年中国大学的另一幅图景。而作者将传统书院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做一番考察，自有其独到的见识，那就是力图揭示出传统教育在育人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其可补现代教育之不足的有益价值，进而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教育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以此文作为全书的开篇，表达出作者理解“大学之道”: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不应忽视宝贵的“中国经验”。

    忽视“传统经验”之外，还有一点甚为可怕，那就是当代大学丧失个性，即所谓“失魂的大学”。本书《大学理念》一编，延续了作者以往对于大学精神与理念的思考，“以故事出精神”，借题发挥，微言大义。现在的中国大学，表面上看似生龙活虎，实则步履沉重，虽然“建设世界一流”、“创建国际知名”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但每个学校似乎始终显现不出独有的特色。在学术风格和学校面貌上比较“神似”，办学风格过于“整齐划一”，这并不完全归因于教育体制、学术机制等方面的缺漏。与民国时代相较，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断，强敌入侵，文化教育多受影响。造成旧中国大学的先天不足。“先天不足”虽然制约着大学的发展，但却调动起当时不少学人对大学和大学教育的兴趣。一个大学能否采取扬长避短的办学策略和找到适当的研究进路是其成功的不二法门。“民国年间最值得尊敬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辅仁，而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为什么？相对于私立的南开大学，清华、燕京那样的国立或教会大学，可利用的资源要多得多。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同样值得表彰，比如留日学生发起创办的中国公学、蔡元培为校长的孔德学校、唐文治的无锡国专、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匡互生等人的立达学园等，这些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好学校，有理想、有个性，在制度上有创新，在精神上有拓展，虽然没能延续下来，仍值得永远追忆。”

    仔细想想，当下国人高声呼唤大学“魂兮归来”，并非只是对“大学之魂”的召唤，乃是表达了对大学校长们的一种期望。民国时代特色大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学校自身教育与学术环境良好循环的结果，这种良好的循环，必然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大学的个性与特色，也是其领导者个性与特色的映射。正如作者所言，“大学校长之有无作为，取决于很多因素”，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要“同时拥有学问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怀以及管理者的魄力”。斯言如是！但于此一点，私意以为当代中国能否出现符合如此要求的大学校长，还需拭目以待！

    大学何为？何为大学？答案多多。作者已将自己的答案寓于自序之中，他坦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我写《大学何为》
文：陈平原
出处：文汇报 2006年7月

    “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大学何为”，必然兼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本书所收，不少是作者参与大学改革论争中的发言，其中涉及大学精神、书院传统、大学排名、学术考核、大学校长的职责、民办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别与个性、大学生就业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等。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大概是“敝帚自珍”，我很看重《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么一段话，认为其关乎中国大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一方面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管理，分途发展，另一方面认定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刻意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区区小书，共分三辑，分别是“大学记忆”、“大学理念”和“我的大学”。最后一辑，带进自家念大学的经历以及教大学的感受，使得此书在学理性与历史感之外，平添几分“私人叙事”的平实与温馨。说到底，我无意也无力建构宏伟的教育理论体系，只是表达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者对于“大学”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观察与期盼。这种思考，基于历史经验，也包含若干理想成分，更浸透着个人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跟教育学家或教育史家的专深著述不同，此书之“别具一格”，在于其兼及体贴入微与高瞻远瞩，希望做到既有历史感，又有理想性，还能趣味盎然。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大学”，可谈得好的，很可能不是“教育原理”，而是那些“溢出”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文化现象、学术思潮、世道人心、传说故事等。这跟作者的学术立场有关。努力沟通学院的“内”与“外”，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对我来说，关注大学教育，是专业延伸，也是人间情怀。没有将此书经营成厚重的“专著”，而是保持持续的思考以及不间断的对话状态，目的是贴近时代的脉搏。面对急遽变化的中国大学，作者有远虑，也有近忧，提建设性意见，也不乏历史溯源。

    本书勒口处，印有出版社代拟的宣传文字，关于“本书读者”，原本有精彩的铺排，后被我删掉了，只保留一句话：“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正是这种读者预设，决定了我的写作文体。是为“读书人”——而非“专门家”——写的，故不敢故作高深。书中的不少篇章，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史料简约，论证粗放，偶尔的穿插发挥，在营造宽松语境的同时，又使得表达稍嫌夸张。我当然明白，如此处理，利弊得失兼而有之。

    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种说法，在当年显得过于“低调”，在今天则又变得近乎“奢侈”。如何在专业化大潮与大众媒体喧嚣的夹缝中，坚持自家的学术理念，既不晦涩，也不媚俗，并非那么容易。说夸张点，“大学叙事”背后，确有“学者的人间情怀”。

文：尤小立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10期

　　在近两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中，陈平原先生是公认的“另类”，即便是任教的北京大学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很难听到他公开正面地回应，同期发表出来的《大学三问》(收入《大学何为》，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也主要是讲精神、传统，并没有直接面对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条款。当学人们关注现实中的大学时，陈平原的策略是回溯历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也是“人间情怀”的另一种体现。(第2页)实际上，这种迂回的方式，其深远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正面的交锋与讨论。

　　熟悉中国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说此举是中国大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可能更合适。大学模式由英美式转为苏联模式的过程，基本等于推翻了重来，革命的方式造就的大学不再是“大学”，更像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已经转换为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这是就形式而言。从内容上看，技术性的教育完全替代了人格教育，“惟技术论”的影响也许更加铭心刻骨，至今仍未消散，它们往往以“科学管理”及量化指标等变相的方式出现。

　　割断大学传统的后果，四十年后开始显现出来，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传统的接续，大多数人仍将触角伸向当今西方，希望通过“迎头赶上”的方式，从西天取来最新的真经，以便迅速提升大学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割断历史，必然带来“非历史化”或“去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知识的缺乏，不可能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崇西”、“崇新”热高烧不退，对一些人是惟恐落伍，所以要加快脚步；对另一些人则仿佛信心十足，经济上去了，以经济的方式搞教育，教育能上不去吗?

　　如果“国学热”、“读经热”，步子跨得太大，让人们有些不习惯、不自在，引发反弹是必然的话，接续“新传统”(即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应该不会产生隔膜或遇到阻力。“崇西”、“崇新”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换言之，不懂近代历史的人同样是生活在近代的，至少思维上没有超越。这是潜意识上的相契。就意识层面看，“新传统”本身就含有西方因素，大学更是如此，陈平原先生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文第3页)而更重要的是，“新传统”是中西糅合的，她既有通过过滤的中国传统的因素，又有经过消化的西方以及外来因素。如果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算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传统”生长延续了百多年。不用讳言她有失败之处，但同样应该看到她的成功之道。而无论成败，都是“中国经验”，(第3页)哪里还有比这样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行为方式、习俗习惯，又具现代性的经验更宝贵、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呢。

　　众所周知，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依照洪堡的大学理念进行的。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则显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仅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遗风，进而针对整个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是针对科举废止后的全体士人的，用胡适的话说，还存有“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的理想。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又作为伦理学学者，蔡元培本人就汇合了中西思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见于中国传统，孔夫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是讲人生的道理，与蔡元培的民主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并不相关。诚如陈先生所言，“上法三代”只是康有为的言说而已，真正要做，也真正能做的还是“旁采泰西”。

　　按理说，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让西化浪潮更加汹涌，蔡元培本人也是新派，他也主张西化，他可以为维护北大教师与学生中的新派而与林纾争论，但北大同时留有最保守的辜鸿铭，最反白话文的黄侃、刘师培，以及最爱掉书袋的“两脚书橱”陈汉章。这就是蔡元培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自由思想的核心，蔡元培早在上世纪初就在做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多元阐发的机会，大学也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也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管理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尝以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人在精神气质上多有可取处，与今之学者相对照，颇令人慨叹。其实，个人的精神气质仅其一而已，制度的合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首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学令》就是他亲自起草发布的。《大学令》中确定过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教授治校”。蔡元培掌北大后，便在北大成立“教授评议会”，作为立法和权力机关。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亦秉承教授治校的原则，三年后梅贻琦接任校长，更是把教授治校作为大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加以推行。历史学家蒋廷黻被罗家伦从南开大学延揽至清华，1929到1934年在清华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校评议委员。他回忆说，“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页)

　　如果说大学体制脱胎于西方，那么，到二十年代初，学人们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找寻现代因素，则成为中西融合的又一风景。胡适对传统书院教育的重视和吸纳，就是一例。1923年，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高度赞扬书院制度，在他看来，“书院精神”大致有三，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第13页)胡适肯定书院并非为了复古，他是一个现代感非常强的人，肯定书院制度与他的“整理国故”一样，“捉妖”、“打鬼”之外，也是为了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因素，与西方思想会通。

　　据说，清华国学院就是由胡适帮助设计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的。(第12页)清华国学院推行“教授专任”、“常川住院”，其聘任导师最重要的条件，是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第37～38页)这是典型的书院教育的风貌。不过，二十世纪上半期，学人们引进西方大学思想，接续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经过自己的消化，然后根据现实中国的需要和自身办学的条件有所取舍的。所以，现代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一个模式，更不是一个口号造就的。北大、清华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放开来看，复旦、东南(大学)也是专长各异，取舍不同。陈平原先生举出南开的例子，特别加以表彰。张伯苓办南开，故意不设中文系。(第124页)在如今追求“大而全”的时代，这个举措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是最适合南开的。

　　陈平原在另一本书中曾引哲学家贺麟《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评论，贺先生说：“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贺麟此文写于1946年。事实上，二十年代末蒋介石实行“党化教育”后，至1934年国民党政府已经改变了《大学令》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大学及教授们的坚守，教授治校的原则一直维持四十年代中后期。教授治校不仅是体制问题，它的影响也在于，养成学术本位的习惯，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应该说，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大学，行政主导并不强。但是出于学术独立的考虑，学人还是希望大学更纯粹一些。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就说，“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于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胡适全集》，第20卷，第236页)

　　前已有述，今人虽然潜意识上没有超越近代，但主观意识上却在向往未来。这种吊诡现象，主要还是缺乏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了解所致。没有了解，当然也就无法取同情的姿态。即便是偶有记念，也容易让人贻笑。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由于种种原因为今人反复吟诵。但查一查互联网，不难发现，在正式的报告、讲话中引错、创造性地更改者，实不在少数。可见，光有口号，不通人文历史，不讲精神境界，也是不行的。

　　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有过精炼的概括，这便是(1)大学自治；(2)学术自由；(3)教授治学(他在更多地方表述为“教授治校”——引者)；(4)通才教育；(5)学生自治。(参见杨东平《两种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新京报》2006年7月23日3版)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学共同认知的基本价值和特征。当今中国大学文化守成主义不是追求纯粹的“中国化”，它本质上是面向世界，中西兼顾的。它也不是空谈，而是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的言说。陈平原先生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第186页)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