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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开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黑泽明的“死亡电影”《活下去》中，有一段主角渡边和一位作家的对话，渡边说:“起初我想死得迅速些，但却很难。而且我还不能死。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是为什么而生活的，我想知道。”作家说:“逆境似乎也有好处，人在不幸的境况中会发现真理。”如果说痛苦即是人生的良师，那么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挑战。

    台湾已故知名学者傅伟勋教授在《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中多次引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下的定义:“人是‘向死的存在’。”我对这句话有相当深刻的体会。

    傅教授在书中主要介绍了两个概念:“死亡的尊严”与“死亡的品质”。这两个概念不但深具启发性，而且富含教育与社会意义，值得推广。“死亡的尊严”语出鼓吹自愿安乐死的作家韩福瑞的著作《死亡的尊严——了解安乐死》。而“死亡的品质”一词，以往未曾见过，应是傅教授首创。他在引论中说道:“现代人天天讲要追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却常忘记‘生活品质’必须包含‘死亡(的尊严)品质’在内。或者不如说，‘生活品质’与‘死亡品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

    实则这是一个久被忽视(或者说是遗忘)的问题。古人原本也很重视死亡的品质，虽然是站在社会伦理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宗教解脱的立场。佛教(尤其是净土思想)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人固有的思想里，并无“往生”的概念，但是早已有了“善终”之说。《书经·洪范》篇中说人生有五福(也就是“五福临门”这个成语的出处):“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最后一福“考终命”就是“善终”，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好死”。(反之，咒人“不得好死”，是诅咒之极。)古哲将“善终”列为人生五福之一，而且是五福之终极，可见其对人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自古人观之，一个人即使长寿且富贵，但不得善终，这样的人生终究不够圆满。而且善终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人生最后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在其之前还有“攸好德”。

    由于印光大师极力倡导念佛往生，影响所及，多半佛教徒的“终极关怀”就是“能否往生”西方弥陀净土。净土宗信徒重视“能否往生”的程度远过于“是否善终”，这是因为往生能包含(精神上的)善终，而(肉体上的)善终却不能保证一定往生。若从教理的观点来看，十二因缘中第十一支是“生”，第十二支是“老、病、死苦”，所以“死亡”不论是否善终，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与“老、病”相伴。其实肉体上的病痛，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对于肉身的执著，对于往生正念的提起，是有正面意义的。因此佛教徒并不企盼“无疾而终”，而是希望临终之际能正念分明，心无碍，没有恐怖，一心念佛往生。如果又能有亲友在旁助念，那是最理想而圆满了。

    相对于佛教徒对“往生”的重视，在这个既缺“死亡教育”又乏“临终关怀”的社会里，一般人则多半平时既不知道要烧香，临终也不知道要抱佛脚。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在临终之际，当病人与家属最需要知道如何面对死亡以及如何处理死亡的过程之时，多半的人却最是彷徨无助，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结果是家属往往六神无主，手忙脚乱，而亡者(或是病危的人)任人摆布。而现代医学往往只着眼于肉体生命的延长，却忽视病人精神上的尊严与自主，更遑论其宗教解脱的需求。这些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再者，与死亡有直接关联的就是丧事与葬礼。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所以人生后事的处理，可以反映出社会风俗的品质与文化的水准。但遗憾的是，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除了正信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葬礼之外，一些民间的丧事处理，不但无品质、尊严与文化可言，简直只能用“荒谬”二字来形容。君若不信的话，请一读林清玄的《如意菩提》一书中《安息》一文，或者下次您家附近有人办丧事，您就有机会亲自耳闻目睹五子哭墓团的现场演出。另外还有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是把丧事当“大拜拜”来办。孝子贤孙们讲究排场和面子，以至于演变出有花车助阵的荒谬场面。

    如今，傅教授特别提出“死亡的尊严”与“死亡的品质”这两个重要的观念，可以促使(或者说是唤起)社会大众重视与关怀“死亡”的问题。同时我认为这两个观念不仅可以应用在个人临终之际的医疗服务及精神解脱，还可延伸到亡者过世之后，一直到入土为安之间的丧事处理与葬礼。前者是站在个人之宗教(或精神)解脱的立场而言的，后者是站在社会伦理、风俗人情的立场而言的，二者兼备才可谓圆满。

    傅教授又说:“平时培养健全的生死态度，远较患上绝症以后‘临时抱佛脚’的最后努力更为重要，更有真实的人生意义。”所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从死亡教育着手。

文：一泓秋水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0月

　　当《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今年在内地出版的时候，作者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傅伟勋先生已离世10年了。这本书的价值恰如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所言，是一位生命垂危者以渊博的知识对生死的深刻体验锤炼而得的成果。傅教授在罹患淋巴腺癌，两次开刀及50多次电疗后短短三个月内写成此书。它不只展现一个学者在疾病折磨下对人生的反思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将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考量，对死亡从哲学、宗教学的意义上进行了思考，使得“死亡学”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而这门学科不仅只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更关乎人对其自身处境的思考，其警示和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在本书中，傅先生对基督教、印度教、传统佛家以及道、儒两家的死亡观念进行了分析，他还梳理了美国、日本的死亡学。死亡在生物学层面上的意义之外，灵魂的归宿才是死亡的关键。但丁在《神曲》中描述的地狱、炼狱的种种惨状；人们最常念叨的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起生”，庄子的“以不同形相禅”等等，都是关于人类无法把握经验的思考，各家建立一套各自不同的死亡学说，其最终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生”的状况。

　　在我看来，死亡的尊严显然与生命的尊严有着显著的差别，一个活得很有尊严的可能在死亡或死亡威胁面前惊慌失措，为正义、为真理杀身成仁且面不改色者在人类历史上也只是少数———恰恰是这少数人为人们树立了一种标尺和典范。另一方面，一个死得很有尊严者必然在生前就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觉悟。实际上，生命从一开始就是向死而生，多活一天，肉体也就离坟墓更进一步，如果一味患得患失，一生纠缠于功名利禄且不自觉，其生固然有所欠缺，其死必然也难有尊严可言。因此，追求生之意义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探求死亡的真相则可以使人们活得更安然，及至死亡来临，也可安之若素。

　　正视死亡，探求死亡的本质和真相，乃至傅伟勋教授临终前所关注的死亡学，其本质上仍是哲学问题。死或许是另一种生。浑浑噩噩，未经任何审视、思考的生与死无异。藏克家诗云，“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虽是为纪念鲁迅而作，作为一种现实的描述，也未尝不是一部分人的生存情状。今天，人们不必用“未知生，焉知死”来讳言死亡。“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妨作为人应该永远保持的精神状况。当然，如果是特殊的环境下，被精神压力和肉体摧残同时所累，活得没有尊严而选择自杀，这时的死亡就不能以道德和伦理标准去衡量，它既是一种逃避羞辱的方法，同时也是对外部压力的反抗和控诉———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但愿这样的死亡永远不再发生。

文：犁 净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

傅伟勋教授享誉海内外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这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这书名，一般人很容易想到，死就死了，还谈什么尊严不尊严，更不必说还要“死得有品质”了。初看这个书名，我也是颇纳闷，生命的尊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死亡还有“死亡的尊严”就比较特别了。不过，对生死大事，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一直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而，买到这本书之后，不看则已，一看忍不住一口气就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了。看罢，心中的感受久久无法平息。

傅教授得了淋巴腺癌，接受治疗之后，仍以极大的毅力把他在美国大学教授多年的有关死亡学的教材与经验写下来。这种精神，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书中，他谈到对死亡学的探讨涉及心理学、宗教学、哲学、精神医学等各种学科与理论，问题庞杂，需要各方人士去努力，需要学术界去讨论。我想谈的是，芸芸众生中的我在此书中得到的感动是什么？

如果您的家中有位老人，也许您就明白什么叫“死得有品质”。

我之所以对生死大事如此关心，也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位已年届９０岁的老祖母。傅教授在此书中对理想死亡的看法是：濒临死亡的人身心能够得到安顿，临终并有亲人静侍在旁，使其安然离开人世。现在我想说的便是我的祖母，她于去年不小心摔了一跤，而且又发现骨质疏松后，经过医生诊治，至今只能坐着，再也无法自行走路了。而且还须长期服用止痛药，否则痛苦难当。祖母病倒了，该怎么办？她可以有品质地活到死吗？

最初，我建议父母亲把祖母送到一家好的养老院，大家合力出钱，父亲的几个兄弟每人一周去探望一次。父母非但不同意，还严厉斥责我大不孝，而且此事又涉及大伯母与小婶的态度，她们不愿花这个钱。最后，决定轮流看护，四个月轮调一次。老祖母未生病前，身强气壮，常常骂大骂小，是非颇多，对媳妇们从不假以颜色。起初还闹出不少问题，日子久了，也就没人理她了，但她仍照骂不疲。生病后，因为大小便、吃饭、洗澡全要人侍候，脾气好了一些。但对食物、空气、冷热等敏感极了，整天呼大唤小，几乎弄得每一房都人仰马翻，把大家都得罪光了。祖母的儿子们，早死的早死，不理她的不理她，就只剩我父亲与一个聋哑的小叔了。父亲一向不管任何事，也管不好，都是母亲在打点。小叔更不用说，是小婶一肩挑。

我父母双亲既要工作，又要看顾老人家，怎么办？最后，只好请正忙于照顾自己才一周岁女儿的大妹，白天代为看护。母亲晚上回来，常常忙得团团转。最糟的是，老祖母夜里一两点睡不着又要叫人，直叫到声嘶力竭、妈妈起床为止。又常常要母亲拿中药给她吃，中药还需是去寺庙里求的药签才可以。母亲是极孝顺的儿媳，那阵子看上去足足老了十岁。因此，我对一向颇偏爱我的老祖母不满极了，也不太理她了。

前一阵子，有天晚上到小婶住处附近的姑姑家做客，妈妈忽然打电话来，要我前去小婶住处探视祖母，说她临时身体不适，小婶无法处理。外甥陪我驱车前往，老祖母躺在木床上，才几个月不见，她好像更瘦了。因为有好一阵子没见面，对她的不悦多少消失了一些。在昏黄的灯光下，老祖母喃喃诉说肚子痛、背痛，要打针�� 没多久，她又断断续续地说：“你知道吗，我生不如死，这样躺着，不如死了好。”看到那般光景，我心中大痛。老祖母对其他子孙辈虽不怎样，对我可是不错。如果连我都不理她，又有谁会疼惜她老人家呢。想到此，我缓缓地对她说：“阿妈，其实我是很爱您的，您老人家以前疼爱我，我全都记得，没忘记。今天听说您身体不好，我就过来看您了，大家随时都在您身边啊�牎碧�完这番话，祖母频频说：“这样我就很值得了，很值得了�牎币桓卑踩蛔缘玫哪Ｑ�。我又唱歌给她听，唱《天黑黑》、《望春风》等歌，听着听着她便睡着了……

回家路上，想到今夜祖母那难得一见的愉悦神情，才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吝惜付出关怀。虽然祖母是位很麻烦的老人，但人在濒临死亡时，她的心态是不定的。我相信许多老人都与我老祖母一样，对生充满着无奈与痛苦，对死亡依旧怀着一份恐惧。在生死交煎之际，忍受着无限痛苦，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即使我对老祖母表示了亲情之爱，也只能稍解她一时心情的苦闷。她还是一天到晚，哀哀痛痛，神色戚然。在祖母身上，我彻底体悟到每个人的一生终会历经生、老、病、死的过程这一道理。傅教授提出“死得有品质”的理想境地是身心俱安顿。对一个久病卧床但又不能死的人，若非平常有修养，能把人生看成“瓜熟蒂落”，又何其难哉��

也许通过傅教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这本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除了追求活着时的生活品质之外，对即将死亡的人也应寄予一份关心。因为每个人一出生就“向死接近”，只是我们都予以漠视罢了。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有释迦的普世慈悲，但若能给予周围的人一份更完整的关怀，不也是尽了一份心力了吗？更进一层，借着对死亡的认识与了解，我们不妨试着问问自己如何才可以“死而无憾”，由此深化思考“生之意义”。

文：郭齐勇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

　　傅伟勋教授是内地几代学人的好朋友。早在1993年夏，我去信问候他时，他回信即告以他的新著《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6月在台湾地区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现正印第三版，出版之后当另托书局寄赠一册。不久就收到了台湾正中书局寄来的这部感人肺腑的书。它是傅伟勋先生患淋巴腺癌，经两次手术、50多次电疗，在身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用3个月时间写成的书，是生命的颂歌，亦是濒死的体验。正如杨国枢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写的一本不平凡的书。作者不只靠自己的学识，也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这本书的。作者从探讨生死问题的“智慧之道”所达到的“解悟”之境，进展到超克生死对立之困惑的“证悟”甚或“彻悟”之境。

　　作者生前十多年在美国宾州天普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为博士班讲授生死学，经过自己与癌症顽强斗争、身历生死关头的生命体悟，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由纯智的境界上升到知识与体认合一的境界。因此，杨国枢先生建议读者不但要用“脑”去读，更应用“心”去读这本书。当年，这本书寄来之后，在武大教师中不胫而走，辗转相传。有的人读了一遍还不过瘾，又写信向作者或书局索要，或珍藏，或转荐给患重病的友人。现在，《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的大陆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摆在面前的这本新书插图精美、要点突出，优秀的内容品质配以一流的编辑出版水平，使得这本书锦上添花，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自古以来世界上各种宗教、哲学探讨不休的问题。但为什么说它在现代社会更加凸显出来了呢?这是因为科技与医疗的进步，高龄化社会的出现，迫使今人远较古人更加感受到孤独无依。人寿的延长，毋宁是迫近死亡之负面心理纠葛的延长。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健康老人、衰弱老人或绝症患者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的安顿成了问题。而现代工业社会处理死亡的机械化及非人性化的方式，使得人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恐惧不安。但每一个人面临自己的死亡，毕竟只能自我承担。人们如何才能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又具有人性尊严地离开世间?换句话说，面临死亡的挑战，每一个人何以维持生命的尊严到底?这不仅涉及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方面，尤其关涉到人的精神信念与修养。

　　傅先生的这本书，意在把高龄化过程转化为人类精神的深化过程，把死亡哲学的问题转化为生命哲学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即是‘向死的存在’，则高龄化乃至死亡过程就不是根本问题，生死（乃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才是根本问题。”“现代人天天讲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却常忘记‘生活品质’必须包含‘死亡（的尊严）品质’在内。或者不如说，‘生活品质’与‘死亡品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于此，高龄化到死亡的过程，深一层地说，即不外是训练每一个人培养‘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双重实存的态度的最后阶段。”这就不能不探讨人生的终极问题。生命为何？死亡又为何？

　　傅先生生前倡议设置一门新的学科——“临终精神医学与精神治疗”学。在他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他主张把死亡学、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医药伦理学、宗教学、哲学等综合起来，形成这一门新的学科。本书即是这一新学科的雏形。这是广义的死亡学的一部分，所考察的对象是已面临死亡的患者的正负面精神状态，尤其是负面精神状态，并结合心理学、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等，提供给我们能奏实效的临终精神治疗法，使他（她）能够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保持死亡的尊严。

　　在这里，安乐死或自杀被予以同情的理解，因为每一个人的实存主体面对死亡的态度，有其俨然不可由他人替代的独特性、尊严性。死亡问题的精神超克，终究要看每一实存主体的独特态度、价值观、生死观等等，完全属于存在主义所云的“实存的抉择”。

　　如果把死亡的涵义扩大，人们经历的不只是肉体的代谢，也包含着精神自我的死亡与新生（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情感自我的死亡与新生。体认（广义的）生命的意义，应付（广义的）死亡的挑战，使实存本然地承担一切生命苦难与人生任务或使命，需要我们培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品味、开悟死亡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