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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伯斯塔姆以浩瀚的历史资料为背景，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尾，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诺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接近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背后，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而政府和新闻界彼此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舍，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文：韦英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在读过的美国新闻史类图书中，有四本书给我的印象最深，前三本是：《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普利策传》([美]布里安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另一本则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新近出版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曾以《掌权者：美国新闻王国内幕》之名翻译出版。

　　这几本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们在介绍新闻媒介发展沿革的同时，深入解读它们所处的时代，展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变，考察新闻媒体外部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所起推动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揭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普利策传》中普利策有一句一再被征引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可以说为这一句话做了生动的注脚。

　　该书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是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他从1972年至1978年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终于写成《媒介与权势》一书，中文翻译版多达90万字。他的笔下，《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出版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个主流媒体的表现，卢斯家族、佩利家族、格林厄姆家族、钱德勒家族等媒体豪门的成长，默罗、克朗凯特、伍德沃德、伯恩斯坦等名记者的遭遇，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等总统的表演，以及新闻媒介、媒体老板、主编、名记者、总统、政治家和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生动画卷。

　　从美国“麦卡锡主义”时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多彩画卷的典型图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成长，美国媒体的新闻理想却在萎缩，戴维·哈伯斯塔姆写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良心，变得异常的昂贵”。这时，在外部，麦卡锡主义对新闻机构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老板佩利的主导下，公司内部的天平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新闻价值正在被娱乐价值所扫荡，戏剧谐星取代新闻评论员成为佩利的最爱。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是，电视正在赶超广播，成为媒介力量的新宠。

　　美国新闻业有一个不成文法：讲坛越大，力量越强，利用的时候就必须更小心。因此，几乎从电视开始出现起，哥伦比亚公司就有了一个没有挑明的规定：既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公司就要加强控制，要限制新闻节目的自由。这就涉及到了新闻部的负责人埃德·默罗。

　　默罗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出色的记者和评论员，第二次大战成就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成就了默罗。有一段时间，默罗凭着在公司的特殊地位和与老板佩利的私人交情，在内部一定程度上躲过了种种对自由的限制。

　　默罗曾在“现在请听”(Hearitnow)广播评论节目中获得巨大成功。他始终对电视怀有戒心，他怀疑电视有过分戏剧化倾向，而且无力表达精细的思想。不过，他深知电视的巨大力量。1951年，默罗制作播出了著名的“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介入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复杂领域。他也很清楚，必须控制有争议节目的数量。因此他不久后又推出了“人对人”（Person　to Person）访谈节目，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明星。可以说，他的做法不仅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后来他告诉朋友，他之所以能经受住“麦卡锡广播”之后的风暴，部分原因是他凭借“人对人”节目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事后人们都认识到，麦卡锡的行为是过火和粗俗的。但是，当时麦卡锡所表达的恐惧却是真实的。由于麦卡锡对言论自由构成了挑战，默罗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他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着手酝酿“麦卡锡广播”。

　　不过直到1954年，也就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四年之后，他才开始准备和麦卡锡较量。在这个事情上，他并未得到公司的支持，他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制作节目，节目广告上不许打公司的标志。而默罗则对利用自己的讲坛——电视感到不安，“电视太强大了，不能用作对抗的工具，他为他的麦卡锡节目的平衡感到担心”。他最后采取了采访麦卡锡的方式，“让麦卡锡毁掉麦卡锡”。节目成功了，“它逮住了麦卡锡，露出了他的真相”。

　　这时，默罗和老板佩利的关系却正在走向尽头。佩利已经是十足的共和党人，拥戴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不希望自己的记者惹恼政府。佩利还感觉到，默罗的自主权太大，太独立了。确切地说，默罗的自主权和过去一样，甚至还少了一些，但是他所运用的工具正在变得日益强大。根据尼尔森公司调查，从午后9点到半夜，收看电视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收听广播的人数。1954年，也就是默罗抨击麦卡锡那一年，电视广告总量跃升了50%。

　　“糖果铺越来越大，它不需要，也再不能容忍任何难以驾驭的雇员。”正如作者所说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着手限制“现在请看”节目的数量、控制播出时间、改变节目名字，然后完全取消了节目。随后的几年里，默罗在公司里郁郁不得志，最终选择了离开。

　　默罗的遭遇在美国新闻界并非唯一。1972年，《华盛顿邮报》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显然，也只有像它这样有钱有势的公司才具有向美国总统挑战的能力。不过，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记者。一个记者可能一时间成为明星，但一个月后只不过是普通记者中的一员而已。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的两名记者中，伍德沃德虽然留在了报社，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伯恩斯坦则不堪忍受所遭遇的折磨离开了。从《媒介与权势》中我们看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多数主流媒体均为垄断的私人企业所有，新闻媒介越强大，新闻记者愈显渺小。《媒介与权势》不但写出了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写出了新闻人的无奈与悲伤。

文：马丽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毫无疑问，美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离任时曾经告诫新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我们国内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

　　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我们有两家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和哈里斯，我们有两家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斗的念头啊。“那么，美国媒体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是怎样形成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以独特的视角、优美的文笔，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佩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卢斯（《时代》）、钱德勒（《芝加哥论坛报》）、赖斯顿（《纽约时报》）、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五大媒体家族的权力之道。

　　作为196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得者，一个杰出的记者，哈伯斯塔姆似乎对理论阐释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倾向于去描绘媒体权利的具体实现。作者认为，在这一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形成了政治人物与新闻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始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

　　30年代受政治、经济大危机的严重威胁，使政府权力大量集中于总统之手。罗斯福常常喜欢将消息直接向新闻界透露，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闻界打交道上，成为“不需要国会和政党”的总统。同时，如果新闻记者略有冒犯或者错误地解释了某项规定，他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大加斥责，毫不留情。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均效法罗斯福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而新闻界巨头则会手以舆论监督之名进行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广播、电视就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选举的钥匙，而善于控制媒体气氛的政界首脑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成就了政治，政治产生了权力，随后新闻本身就转化为一种权力。

　　报纸几乎和面包一样是美国人生活的必需品。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曾表示，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通过新闻媒体来传播公共理念，是许多媒体家族的追求。在书中，哈伯斯塔姆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五大媒体家族的创办者及其主要领导成员的家世背景、政治理念与其所主掌媒体之新闻理念。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由独立的公共理念、宗教宽容，显然与精明强干的犹太创始人比尔·佩利敢于面对来自政府、政客和商业势力的挑战密切相关。而《时代》杂志明确的政党倾向、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加尔派清教徒背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新闻传教士”，卢斯不会甘心只做《时代》的所有人，他更乐于充当主编，蔑视见钱眼开、惟利是图之辈，比同时代的媒体风云人物更关注政治的严肃性，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观。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是美国新闻媒体崛起的时代，更是某些资本主义最凶猛强悍的鲨鱼弄潮戏水的时代。灵活的商业策略显然对保全、增强媒体的权力是必然的。

　　但是物极必反。当媒体随着自身权力的增长，夺去了政党激励候选人的手段和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能力，开始左右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事务的时候，也导致了某些权力的滥用。

　　在某种程度上，电视顾问掌握了总统大位的钥匙。

　　但是，当候选人以种种“人为形象”微笑面对人们的时候，那个更为真实的候选人显然就被隐藏了。如尼克松在电视顾问的设计帮助下得以当选为第37届总统，但其实尼克松是极度不信任新闻界与记者的。因此，当选之后，他不断与新闻界尤其是东部新闻界为敌，直至因“水门事件”遭曝光而下台。凡此种种，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新闻自由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