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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分五卷排列出来的札记和随笔，自2004年开始分篇撰写，现在结为一集。概括起来说，它们的内容大体如下：
作为卷一出现的“谈‘天’录”，实为一个前后连贯的单篇，我欲求以浅显的语言，对神话思维、古代思想与近代“认识型”作一个与我们生活世界相关的一般性比较。通过文章的写作，我想做以下几件事：
    一、始自己习知，起源于欧洲的宾代文化，无非是人类史的总体时间中的一个短短瞬间。二、以分类为基础的、脱离于活生生的世界的知识，对于世界近代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这已无须再次重复论证，但神话思维与古代思想映衬出来的这现现代知识问题，则有等比较分析；三、继承现代人类学派的思路，我试图澄清原始文化与古代思想（特别是古代中国思想）之间存在的连续性（共同点），特别是试图澄清二者中共享的万物（包括天地）与人“合一”的认识及这一认识对于提示现代“知识型”的内在困境的潜在贡献。
    卷二到四所包括的文章，都牵涉“物”。所罗列的文章都是零星写的，不是一个研究课题成果，也无意解释所有的现象。大致说来，它们分别关注涉及“物”观念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世界之内容的物与人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代中国观念中蕴涵的人“人物合一”思想（以“物”字的字源及关涉士人的礼仪、玉的地位象征及书写的神秘主义为例证。）二、作为历史过程的物（如香料、茶叶、糖、水）之流动现象，特别是此一流动现象（其本质特片为“跨”文化）相对于以国族为单位的“通史叙事”而言的特征，及此一特征蕴涵的理论启发。三、作为哲学思考“对象”的“物”，在主客关系思考中的核心地位，及对于涉及这一关系的再思考，特别是对古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分两篇以海德格尔与福柯为例诠解）中的“物”观念及对于法国年鉴学派有关物的思想再思考。
    最后一卷是简要的评论，针对的是现存有关“变迁”和“现代化”的解释框架，总的意图还是要借助他人的论述批判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继裂主义和阶段论。

文：邓金明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1月

如何理解《心与物游》

　　1954年，列维－斯特劳斯，作为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奠定他声誉的学术作品《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以及《神话学》，还要等好几年后才会出版，正是这一年，年仅48岁的他，早早开始了《忧郁的热带》这部“半生回忆录”的写作。回忆，向来是老人的权利，正值人生壮年的列维－斯特劳斯何致如此？据说，“当时他处于两度申请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两度失败之后，对战后世界变得深不可测抱有一种理性的绝望感”，个人的遭际引发对现代世界的感慨，以致《忧郁的热带》充满了一种桑塔格所说的“颇有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

　　同为人类学家，同此“忧郁”，经历风波之后的王铭铭，或许对自己的这位同行心有戚戚焉吧。一篇名为《遭遇郁闷中的王铭铭》的网文曾如此写他：“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又闻到了王铭铭令人熟悉的烟斗味道，是一种浓郁的香味。出来一看，却老是找不到，眼前除了走廊里悠闲漫步的学生之外，只看见靠窗的那边有一个穿着长大西装的糟老头在吸烟，手插在裤子荷包里，孤零零的……那一刻，王铭铭的脸背向着我，他向隅无言，大团大团的烟雾从隐没的面孔前面升腾起来，这样有些呆滞的动作持续了好几分钟，他始终默默地望着窗外的风景，没有人上前去搭话，或许根本没有什么人认出他来……他没有戴他一向戴的那顶帽子，他曾经上课时候说那顶帽子含有某种仪式的味道，代表了他某一段时期曲折难言的心情……那个时候，我猛然觉得他衰老得厉害……”

　　对“落难”的王铭铭如此同情者，大有人在，尤以慕名而来听课的女生居多，这恐怕是令王铭铭本人哭笑不得的一个人类学现象吧。他是一个学者，个人生活史上的动荡，必定会要求知识学上给一个“说法”。他最新出版的学术随笔集《心与物游》，正应作此理解。

王铭铭的两条路径

　　《心与物游》的付梓，适逢王铭铭“不惑”之年，恰与列维－斯特劳斯写《忧郁的热带》时年岁相近，但要想“不惑”却并不易。少年得意，青年游学，中年得志，却一朝祸起萧墙，斯文扫地。人生起落之大，怎不叫人顿生乘风归去、南山对望之想呢？书名“心与物游”本是作者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变化而来，却容人品出一丝庄子“逍遥游”的味道来。请看文集“自序”，以列维－斯特劳斯谈人类学家的“旅游”起兴，一路谈到知识人（“智慧人”）的行知问题及一己之解脱。

　　“我总感觉，旅行所要抵达的境界，背后还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能寻找到反观自身的镜子……我意识到，应引起沉思的，并非我们自己的生活遭际，而应是一个如此简单的事实：世界是由活生生的、风情万种、音韵万般的物（包括人）组成的，而我们因太躁动着欲求扮演世界认识‘主体’的角色，而无法真正面对有生命、形态和音韵的世界”。显然，王铭铭谈的“心与物游”，并未超出老庄和“泛生论”的范围，只不过引入了福柯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论以及整体主义人类学这些知识因素。入世则儒，出世则道，由“达”而“穷”的王铭铭也没逃脱中国文人的这两条路。正是在《心与物游》中透出的这股道家气，倒让人想起王铭铭的前辈、已故的费孝通先生。

两代人类学的“水土不服”

　　费孝通与王铭铭作为两代学人，费与王颇有渊源，两人是伦敦大学同学科的校友，只不过相隔50年，1994年王到北大后，在费手下工作，关系甚好。纵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有儒家的济世之风，化为学问，便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乡土情结”，此种致力于中国“乡土性”的人类学，后来一发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正是后者，受到王铭铭的质疑。作为“文革”后接受新知的一代，王铭铭更强调人类学学科的知识本位。不仅如此，在《心与物游》中，有一篇《论水的精神》，王提出“过去多数社会研究课题多关注费孝通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尽管所谓‘乡土中国’之说不无道理，但这一学说忽略了流动的水。”尽管这只是研究角度的问题，不足为训，但是两代人类学之“水土不服”，却意味深长。费的人类学遵从英国经验主义，所研究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而且更有本土主义的色彩，而王的人类学引入了历史视角，注意文本以及对西方人类学思想资源的吸纳，更具有技术主义的色彩。但正是王铭铭以前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重，在现在的《心与物游》里，却出现了反拨。历经波折后的王铭铭似乎有了顿悟：只有那些化外之民讲的“神话”、“故事”才能“引导我们用早已脱离于万物本原的文字，来实验回归于万物的表述”。可这种“万物本原”是何物呢？当他剥离了汉学人类学的“乡土性”后，这种对所谓“万物本原”的回归最终只会落空而陷入神秘主义。

　　这世上，并没什么抽掉了社会学内容的“万物”能让王铭铭去当一个现代的庄子；充其量，他只能做一个中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就如《忧郁的热带》中说的，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就要注定承担那种漂泊在异乡的“无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