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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有关20世纪末加入大规模城市流动——包括流动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农村女性经验的一项迷人研究。它在深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理解流动者本身是如何体验流动的。作者集中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关注她们谈论那些经验的独特方式，以及那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她们的认同意识。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料的说明，作者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她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本书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何在最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蓝熊船长
出处：新京报 2006年7月

    过去三个月，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不同的书，讲述的都是大城市中那些边缘女性的故事。三本书的角度完全不同，《她们》以作者赵铁林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照片和文字刻画出都市风尘女子的群像；《失语者的呼声》呈现的则是打工妹们的生活故事，还有她们无助的呼告；最后，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者杰华以五年的时间跟踪调查北京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群落的生活变迁，拿出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报告《都市里的农家女》。

　　不用说，三本书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女性群体，她们从农村来到都市，在夹缝中挣扎与生存，是当一个打工妹还是做一个风尘女，往往只是一念之间的选择。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作为“她们”，都市中的边缘人群，这些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三本书才一出版就淹没于茫茫书海，而她们，则依然还是“她们”。

　　已经习惯了的故事

　　“这本书不好”，这是一个朋友读了《失语者的呼声》之后的简单评价。这本书以“中国打工妹的口述”为副标题，说的是一群艰难女性的艰难日子。关于“这本书不好”的原因，朋友说得更简单，“这些打工妹故事和以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早就习惯了”。是啊，“习惯”了，一个个故事，和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何其相似。一代又一代打工妹，一群又一群风尘女，我们习惯了，她们自己也习惯了。

　　可还是有人不习惯。写下《她们》的赵铁林就不习惯，他记录下那么多风尘女子的悲欢，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偷窥欲望，他只是和她们一起，在世界的最底端生活了许多年，最后，成了她们的代言人。在他的书中，这些女子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碎片般的生活故事，加上一帧帧灰色的照片，赵铁林告诉人们，“她们”很痛。

　　《她们》的封面看上去让人不大舒服，那张巨大照片上的女孩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风尘女子，但是细心看下去，这个女孩眼里流淌出来的，其实是抹不去的哀伤与无奈。

　　我一直怀疑我的朋友没有真正读完这本关于打工妹的记录，这本书里面不但有老的故事，还有新的斗争，编者要传达的核心其实是女工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权利而做的一次次绝望而微薄的努力，这些努力加起来，或许就是希望。

　　失语者的微弱声音

　　不论是打工妹，还是风尘女，到现在为止，都市里的农家女们还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赵铁林笔下那十年前的故事今日还在上演，失语者的声音也依然没有什么人听到。难得的是，在人们已经习惯之后，这群女性依然在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失语者的呼声》由“女工关怀”组织整理出版，这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女工权益的民间组织。于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一部分打工妹们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点点变化———虽然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贫困和艰难，却不再无依无靠。多年的呼告之后，她们发现，靠自己才是惟一的道路。

　　不过，对于城市中人数庞大的“她们”来说，女工关怀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辐射力极其有限，更不要说“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女工。“她们”很可能没有工作，甚至要在风尘中卖笑为生———作为都市里面最弱小的群体之一，她们显然需要更多争取权利的路径。从这个意义来讲，杰华用5年时间对北京海淀区一个农民工聚居地进行的田野调查显得意义重大，我们从杰华提供的样本里，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都市农家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她们大都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很多人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比在农村还要差，但是她们依然坚持，坚持不逃离。

　　杰华进行的是一项相当严谨的社会调查工作，这注定了他的调查报告不会太好读。不过在克服了对图表、数字和术语的恐惧之后，“都市农家女”的生活开始变得清晰。

　　杰华通过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和制度变迁来解释“都市农家女”的身份困境，绝对不是多余的理论游戏，在这个主题背后是人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心理驱动力，还有她们克服心理恐惧真正赢得生存权利的道路。

　　可惜的是，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到现在为止，杰华的分析还没有给“她们”

　　带来真正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看清因果可能并不困难，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去改变现实。在赵铁林的故事里，主人公老赵在漂泊多年之后离开了逗留多年的底层，那个他无力带去任何改变的地方，而作为一个社会学调查项目，杰华在北京的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他留下历史的记录，却不可能指出未来的希望。

　　她们的未来会怎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都市里的农家女，其实已经有了诸多的文字和影像，很多人关心过这个人群，更多人同情过这个人群，还有不少人帮助过这个人群，但她们的形象变化并不明显，依旧那么风尘、那么沧桑。这些都市里的农家女，这些绝望和希望之间的女子，她们的未来会怎样？

文：周文彬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澳大利亚女性学者杰华所著《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以经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经验人类学关注个体如何体验他们的文化，将人看成是历史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积极行动者。作者认为，经验人类学的方法对研究边缘群体的许多女性主义者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女性对象自身的理解才能对主流的历史叙述起到重要的补正作用。从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作者对北京、浙江的进城农家女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对都市农家女的生活和故事的一个个记录，不仅写出了农家女从边缘到中心的流动，而且也将她们的经验和声音从社会和学术关注的边缘带到中心。中国的性别差异和因“农民的两重性”而造成的城乡分割，就是在都市农家女经验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两套话语体系而成为理解她们经验的权力关系。

    都市农家女在上述城乡、男女话语体系中产生的经验，首先是有关“地方”的经验。都市农家女总是叙说她们在城市的边缘化、受歧视和不利地位。由于户籍制度、治理农民工的规章制度的影响和性别身份，她们的职业集中在不仅比城里人而且比男性打工者挣钱更少的工作上，并且在生育活动、性骚扰和暴力方面受到侵犯性的规则和监管，同时也受到男性打工者所遭受的其他形式的管制和暴力的支配。这样，她们觉得那里“不合规矩”而又必须“循规蹈矩”。但城市总的来说又是她们的向往之地，因为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对城乡同时代性的否认，已经对于农民工在城乡的经验方式产生了强有力的物质影响。再加上从夫居的习俗，都市农家女不仅比男性打工者怀着更大的乡愁回忆，并更倾向于将城市视为比农村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也比男性怀着更大的忧虑和恐惧看待返乡。

    其次是都市农家女关于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认同的经验。在关系方面，都市农家女与家庭成员和老乡之间的关系模式一种是临时出外挣钱的“家庭策略”和“孝顺女儿”，一种是“反叛女儿”的模式。在后一种模式中，一般年轻的未婚农家女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实现。当然她们仍然一般保持同父母的联系。而已婚农家女都同时考虑到了家庭的整体和她们个体的需要，并不单纯是被动的附属。

    《都市里的农家女》为我们展现了打工女经验的广阔画面。由于它展现的是都市农家女的直接经验而不是统计学的数字或理论家的预设，因此它仿佛在引领读者进入她们的生活，与她们一起感受和理解。其中，尤其是她们那迷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包括感情态度，是我们在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的。她们的流动经验充分说明了她们是全球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说明了她们是中国与世界认同中的“另类”角色。她们应对、配合或挑战主流话语以及她们在其中的自我感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国的全球化与社会变迁的理解。她们的被建构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她们能动的自我建构也在试图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但是，她们的“自我”仍然被笼罩在主流话语的权力关系之中。这告诉我们，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是历史的缓慢过程。

    不过，经验人类学的眼中的“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理解仍然摆脱不了人类学家对经验的选择和解读。本书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即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社会性别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作者反复说明的似乎是，“中国特色”在现代化、全球化这套西方话语中基本上只是有待克服、有待转变的落后和错误，只有按照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才是中国和中国农家女的出路。然而，这种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已经受到了后现代的严肃挑战。

文：杜庆春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不是在2005年年底，就是在2006年年初，不管怎么样是在一个冬季，我知道了这则消息：一位硕士毕业的研究生在被google的地图功能所呈现出的蔓延的空间所震撼，震撼他的是从广东省凤港镇雁田乡的某处到他的故乡的湖北广水乡村的漫长路程。这个路程曾经被他的姐姐用步行穿越过，而这次穿越是在异乡打工受到侵犯之后的无望而毫无其他选择的穿越——回家。看到这个消息的原因是这位被震撼了弟弟，在姐姐消失两年之后，开始找寻的事件。这个事件在那个冬季绝对是一件大事情，里面的寒冷与挣扎着的暖意搞得人有点惶恐不安。

　　这个非典型的事件渗透出的资讯是典型的症候，没有机会读书的农村女孩，把自己的亲情和通过知识对家庭命运的改变转为如下的行动（请允许我摘录一小段这位弟弟自己的记录）：

　　我姐姐对我的支援:

　　1　初三给我寄过50块,我说我要买书,这是在骆店中学的事情。

　　2　初三给我编织一件毛衣。我一直穿到大学。

　　3　高一给我寄300块,后来由于她把我所在的二中写成一中,钱被打回去了。这是同学魏华斌转告的。后来退回的这笔钱姐姐也没有收到，给邮局弄丢了，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4　她结婚的时候拜堂有300块的彩钱,要给我,我实际收了200。因为她硬是要塞给我,甚至内疚得要哭了!这种感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

　　然后，这位姐姐自然是嫁人，接受家庭安排的婚姻；然后，在新的家庭中的新的屈辱；然后，去南方打工；然后，遇到性侵犯的遭遇；然后，回家被到处传播“坏的名声”；然后，消失……我不断地使用“然后”，因为这是一串异常俗套的流水账。我被更深地刺激的是这位弟弟由此而写给父亲的信，这就是透露出典型症候的非典型事件的核心，“姐姐”这个称谓终于转化为“女儿”这个称谓进行讨论了。

　　“我将这两种模式称为‘孝顺女儿’和‘反叛女儿’模式。‘孝顺女儿’模式假定年轻女孩离家外出打工主要出自她们父母作出的决定，是为了满足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处于年龄和性别等级的最底层，必须服从于强大的父权制话语，……‘反叛女儿’模式的支持者将年轻女性外出打工描述为是她们自己的、独立于父权制家庭并以反叛的姿态作出的决定。”（p166）这段话是我引自澳大利亚学者杰华的著作——《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这本书如此贴近于当下中国的社会议题，让我对中国的吸引力感动兴奋的时候，也对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敏锐和深入产生敬意。本书将“农家女”的空间迁徙和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的改变作为关注对象，作者在北京和杭州两地进行大量的采访工作，也就是这本著作把上述故事的男性视角转换成女性的自述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大量的“姐姐”在社会学统计上呈现以“反叛女儿”的心理原因走出，而以一位身处异乡的“孝顺女儿”维系着一种“自我认同”，“与她们父母的联系对于克服孤独感、肯定她们在一种新的陌生环境中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p205）

　　上面我颇费笔墨的转录的故事中，这位“姐姐”在现实中没有完成“反叛女儿”的心理转化，在她以纯然“善良的女儿”消失在男性视野之后，以一种悲剧性的“反叛者”的面目冲击着男性视野。杰华在她的这本著作中把讨论的起点同样建立在对于“男性话语/知识话语”的梳理上，在此她建构了一个历史的框架，作者正是在大篇幅地话语分析的前提下，试图提供“主体”——农家女——的认同和位置变迁的参考框架。

　　杰华的这些努力，还在于在本质上她一直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也就是作者一方面在讨论主体的被建构状况，但是也异常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非常强调这些主体的“经验”。正如作者在“导论”中引用爱德华·布鲁诺的表述：“首先到来的是经验。经验人类学关注个体实际上是如何体验他们的文化的，就是说，事件是如何被他们的意识所收录的……经验人类学将人看成历史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积极行动者”。（p8）所以，作者在后面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都是建立在对建设性的主体经验的概括和思考上，“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试图把那些在中国被明显边缘化的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记录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注的不仅仅是从‘边缘’农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同时也是将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和声音从社会和学术关注的边缘带到中心的一种尝试。”（p9）

　　如果出现了被寻找到的“姐姐”，我也不敢期待“姐姐”的讲述出现，还是引用杰华的说法，这些人已经被建构成“沉默的主体”而不是“说话的主体”。其实，很简单，沉默者才失踪，而且失踪一定是说话者发现别人失踪，失踪者不是一个人的自我命名，如果一位姐姐说：“我是失踪者！”，如果是在冬夜发出这样的声音，那就如同恐怖电影一样惊心动魄了。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上演的，大家可以做好心理准备，我在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