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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已经被攻击了很多年。在这本萨义德最后的著作中，他论述了人文主义更民主的形式——其目标是共享、解放和启蒙——仍然是可能的。在深入到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与前哲们展开对话后，萨义德提出了他的主张：“言词”是历史和政治变迁至关重要的载体，而阅读则教会人们去不断地质疑、推翻、革新。在这个日益紧密相关的世界中，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怎样承担自己新的公共角色？萨义德的答案在这本书中，它为人文主义教育和更民主的批评模式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辩护。

文：梁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1月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书，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
　　
　　9月24日，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正好三周年。我在这个纪念日里，阅读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始终给人一种古怪、矛盾、冲突、否定的印象，一辈子都是个“患病的、以笔为枪的斗士”。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阐释萨义德，都会显得怪异，与各派主流思想形成强烈冲突，用萨义德自己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但out　of　place仍然是一处place，我们在三年以后站在他生命终极的地方回顾他的一生，环顾他没能经历的现实，可能对这个巴勒斯坦人多生出几分了解。

　　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是他的成名作。在这本用英文写作的西方文学评论专著里(其实是三篇超长的论文)，萨义德激烈地批评了西方幻想和重构出“东方”概念，完全根据话语需要编造出一个落后、野蛮、粗俗的东方世界形象来。“东方学”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火药味，甫一出版即成为学术界最流行的新概念。

　　相比起来，1994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虽然处理更激烈的“士不可不弘毅”的现实问题，但题目却温和得多。而这本最后出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更是从古典人文主义谈起，关注教育而非政治，把锋芒收敛许多。把某些段落单独抽出来看，简直会让人误以为是阿兰·布鲁姆这样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所写。但萨义德毕竟是萨义德，同样是在媒体上强调古典人文主义，在大学里教授古典人文主义，那些极端保守主义者才是他内心所最鄙视的。
　　
　　顽强地守护人文思想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概念有多种定义，芝加哥大学和萨义德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的定义就是不同的，每个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教授更有自己的理解。一般来说，它包含荷马、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特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经》、维吉尔、但丁、奥古斯丁、莎士比亚等人的重要文本，涉及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构成了一个“白人精英男子”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萨义德一辈子就在大学里教授这些古典学知识，所以对古典作家抱有极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人文主义教育的理念，这正是他实践知识的一种方式。甚至他看似和阿兰·布鲁姆一样激烈地批评大学人文教育，不同点在于，布鲁姆的思想也正是他要批评的对象之一。

　　在对这个时代病症的诊断上，各派学者没有多大分歧。正如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而又和平地区的学生们越来越少地关心经典著作，一方面是现代科技媒体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是日趋复杂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得人们的欲望不断受挫，打不起精神投入那朴素的经典作品中。毒品、摇滚、自杀、虚无主义，这些问题让自命不凡的教授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面对这样的“病态”，布鲁姆开出了药方，在封闭起来的学院里教授古典学，教会学生压抑和自制，通过禁欲与一墙之隔的社会划清界线，在阅读中培养对早已逝去的古典作家的无限热爱。萨义德嘲笑说，布鲁姆并没有什么原创的东西，除了单调的说教以外，只是引入了令人不快的美国趣味。他们阅读的文本是多元化和充满天然生命力，可芝加哥学派的解读方式却沉闷和缺乏想象力。他们不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病症，相反却把大学本身变成另一种病症。

　　布鲁姆提出的教育问题并不新潮。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就提出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当然杜威给出了另一种教育方式的解决方案。这场争论甚至通过他们的学生传到了中国，就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胡适在文学、文字、方法论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争论。

　　我们不难发现，几十年前的人文主义者的胸怀要宽广很多。白壁德那一代的人文学者根本不在乎什么“人文核心”。他们缺少沙文主义的野心，也不会把南美、非洲或者亚洲的文化排除在“人文精神”之外。

　　“审美”是区别旧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者的最大区别。旧人文主义者热爱绘画、音乐，享受文字中的崇高美感，对社会抱有最大的宽容和欣赏。二十世纪那几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戮的后果，最严重的一点恐怕就是抹杀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在新一代学者那里，政治哲学取代了美学，区分善恶、左右、强弱这些对立概念的过程抽掉了审美。因为美学无法避免罪恶，而罪恶又是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多数学者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了。
　　
　　顽强地面对现实环境

　　萨义德竟还喜欢谈音乐。1991年他出版了研究音乐史的专著《音乐阐发》。他爱极了贝多芬。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分析贝多芬晚期第九交响乐，萨义德从尼采那里取了个题目为文章命名“不合时宜的思考”。

　　用萨义德自己的话说，听贝多芬的音乐与阅读荷马史诗一样，都是一个危险的、充满兴奋又不确定的历程。但在这历程中，萨义德从来没有退却或者躲避，他所强调的“知识分子”标准正是他自己一直努力的目标。正如他所承认的，他的“知识分子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做着修正，从文化冲突转向经济冲突乃至于最直接的“战争冲突”，他坚守着巴勒斯坦人的文化立场。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罗蒂极少介入现实，习惯于通过呼唤大家回到黑格尔和杜威，用反讽的逻辑证明独断论的荒谬，从而回到一种文化多元主义。萨义德认为，罗蒂树立的论敌都是虚幻假想的，罗蒂轻易地将它们击败，却对严酷的现实毫无影响。

　　其实乔姆斯基、罗蒂与萨义德最终的判断和看法并没有多大差别，都被认为是“左派”。罗蒂更是“友好地”认为，这些差别只对政治哲学家有意义，读者只要理解他们的结论就行。但是，萨义德是在批评的情感和态度上把自己与其他两位学者区分开的。乔姆斯基太“冲动”，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罗蒂太“冷血”，对很多真实的残酷无动于衷。乔姆斯基在道义上取得成功，罗蒂在逻辑上赢取胜利，两者都拥有极多的崇拜者。

　　萨义德却选择了一条矛盾的道路。他坚持用知识分子的方式，从文化上去接触最残酷的现实，在哲学逻辑中尽力表达自己的热情。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感情，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却，却也注定不可能在自己的论述中找到任何解决方案。

　　有一幅照片最能说明萨义德的态度。他在黎巴嫩、以色列边界上，和孩子们一样，向着以色列那边扔石块。以他那残弱之躯，扔出的石块毫无力量。但这表明了他的政治姿态。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顽强地暴露自己灵魂

　　萨义德其实不会写专著，他没有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要构建庞大而又严密的理论体系，必须把自我的感情抽掉，像观察一个与自己无关世界那样观察社会，而这是萨义德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萨义德晚年开始强调距离现实最远的古典人文精神，让我们回到“语文学”，回到“言词”中去。这看似是对社会的躲避，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言词”而不是“文本”。

　　这个世界已被意识形态重重包裹起来。无论读报纸还是看新闻，看到的都是在意识形态偏见下筛选的新闻、选择的评论。现代媒体无孔不入，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到一处单纯而又真实的世界了。只有古典文本还干净，古典作者还健康。无论蒙田还是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他们是用真诚的心来写作的。只要我们同样积极而又真诚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会有所触动。古今之间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太大变动，而人心却没有怎么变。

　　古代的文本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来阅读它们。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萨义德不像布鲁姆那样赞扬一个已经逝去的、充满假想的乌托邦，他也从不主张我们应该回到过去某个黄金时代。

　　正因为我们的背井离乡，国破家亡，文化的断裂，使得我们可以更丰富地感受到社会可能，更真切感受无家可归的痛苦，从而在古典文学中获得更积极的动力。萨义德倡导人文主义，也倡导民主批评，其实是同一样事物。萨义德甚至也不介意把他的人文主义称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至少，这是一种和他的思维、他的心灵联系在一起活的意识形态。他的一生实践，他的那么多专著和论文，也无不在诠释这种伟大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的音乐论述堪称萨义德的最爱之一。阿多诺曾说过，现代艺术是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同样的，萨义德孜孜以求地追逐着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处于恐怖、压迫的环境下奋起抗争的精神，包含着知识、毅力、勇气、敏锐和正直。无论失败与否，都让人肃然起敬。

文：苏小和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萨义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载体：言词，这让我想起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想起著名的现代诗歌美学原则：诗到语言为止。但我读完了全书，才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正是这种看起来似乎关联不大的联想，让我对萨义德有了某种另类理解。

　　我想借用今天活跃在内地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态来解读萨义德，准确地说是解读晚年的萨义德，尤其是解读他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比如提倡理性的张维迎，试图进入主流的孔庆东，一直为政府献计献策的林毅夫、左得有些可爱的左大培等。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多大的程度上，选择在什么时候进入萨义德提倡的“言词”状态，而不是跟萨义德一样，一辈子左右拼突，在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漩涡里做着只批评，不建设的工作。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什么是“言词”状态？一名人文主义者选择在什么时候进入言词状态？读过这本书的人必然记得萨义德在最后一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中的一段话：“多年来，我在电视上露面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都会被问到重要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把这个看作一个标记，说明统治的观念如何扎根于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核心。我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决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此平淡的一段话，我却有细读下去的兴趣。其一，萨义德似乎仍然对大众在接受上的被动性和趋同性继续失望；其二，萨义德仍然对主流话语系统的强势参与嗤之以鼻；其三，萨义德选择了他一辈子都没有选择的沉默，所谓“老之将至，其言也善”，年迈的萨义德惜口如金了。《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是萨义德最后一本著作，“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则是本书的最后一讲，这么看起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在各种主流形态里左右拼杀一辈子之后，萨义德在最后的时间里，终于适度冷静起来，开始考虑他的主义、他的范式了。这一次，萨义德提出了他的主张：“言词”是政治变迁至关重要的载体，而阅读则教会人们去不断质疑，推翻，革新。

　　借鉴：萨义德的价值

　　萨义德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建设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的。一辈子希望以言词为工具的萨义德在年迈并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言词本身。这意味着萨义德的一生有可能都与言词无关，而老年时代对言词的突出强调充其量只是萨义德今生迟到的醒悟罢了。

　　无论多少人对萨义德顶礼膜拜，我都只能对他的如此一生进行悲剧性的解读。

　　我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轰隆的炮火声中读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想到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此时此刻正在战火中仓皇，一辈子左右拼突的萨义德却永远地关闭了他的眼睛，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便油然而生。悲剧的意义就在这里。本来应该只对言词发言的萨义德，他的一生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完全不同的诉求对象，将自己的语词放弃，用一种比语词宽泛得多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演说。

　　比如他既要向阿拉伯人发言，也要向决策者和美国官员发言；比如他曾经是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的议员，却又经常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言；比如他赞成巴以和解，却因为反对奥斯陆和议而愤然退出巴勒斯坦议会；比如他曾经是阿拉法特的代言人，到后来却与之分道扬镳，他为巴勒斯坦说话，却要面对自己人对他的辱骂，甚至暗杀威胁。

　　我想追问的是，萨义德辩论了一辈子，他的言词价值究竟在哪里？

　　窘境：人文主义者的自我负累

　　知识分子的窘境就在这里，我相信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萨义德的惶惑，稍不留神，我们便极有可能与自己的言词系统擦肩而过。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里，我甚至认为，萨义德并没有解决他的“言词”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萨义德被自己的冲突牢牢辖制，这既是萨义德的血液问题，也是他所在的时代问题。当一个人身上同时流淌着基督精神和伊斯兰教义，而他所处的时代正在前所未有地分崩离析，他的内心也和这个时代一样被各种力量拉扯，几近分裂。聪明如萨义德试图把这些破碎的东西黏合起来，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为自己确立一个恒定的价值标准，这样的工作何其难也。

　　人文主义者的自我负累真是太沉重了。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忽然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应该绕开萨义德，在自己的词语系统里找寻道路，胡适先生对此有“健全的个人主义”理念来建设人文主义的民主批评的路径。关于此，胡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人。

文：钱　勇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10期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是一部描写“沉默策略”的精彩影片。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永不停息的言说，掩盖了他心中对纳粹迫害的真实想法，也最大可能地保护了幼子“免于恐惧的自由”。“叔本华催眠法”、“你一说它，它就消失”的谜底、为了避免幼子被杀而玩的“沉默游戏”等等，都构成了整部电影的沉默实质，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因默而生”而且是“因默而乐”的奇迹叙事。相比而言，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尽管也以沉默作为基调，但是因为讽刺和英雄主义表现而削弱了沉默的力量。沉默并非没有意思表示，相反，沉默之时，无声之处，常有隐隐的惊雷，震彻静默空间。

　　然而，对于一种最极端的沉默现象是必须进行研究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这种迫不得已的沉默。因为文字内在的歧义性，人们常会在文字的诠释上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即使那些被规范化地界定的文字，也极有可能是被误解或有意地曲解了。萨义德的这本《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正是从这个角度(尤其是后一种情形)给出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定义：“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人文主义……针对那些被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第33页)因此，他提出了“凿破沉默”的方法，用作者的眼睛“来阅读他的作品……努力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比喻、每一句话……进入他的语言，以便理解他为什么特意以那种方法写作，并以它创作出来的方式去理解他”。(第73页)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吗?或者用萨义德自己的术语来说，这样的解释进入作者的语言了吗?一个狡猾的判断标准是：如果没有比这个解释更好的解释，那么，它就是进入了作者的语言。但是，语义本身的歧义性使得这个标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靠。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对下面一段对话的分析，使得我们“凿破沉默”的乐观态度多少受到质疑：“A在家中，他的朋友B从电话亭打来电话。A说：‘B，我要出去散步，外面的天气怎么样?’B说：‘现在雨下得不大。”’鲁宾斯坦指出，如果B躲在一个被子里，外面又很黑，这时，只在“瓢泼大雨”的情况下，B才能知道外面在下雨，而在“毛毛细雨”时，他就听不出来了。因此，“现在雨下得不大”这句话，既可以是“毛毛细雨”的情形，也可以是“根本就不下雨”的情形(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上海财经大学2004年5月版)。因此，在凿破这种没有回应可能的沉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剔除这种口不应心的现象，从而在内心中建立“这些作者没有戏弄读者”的基本前提，换言之，读者手边的文本是具有一定的道德载体性质的。这需要评论者的独特眼光，我想，这也是萨义德强调“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的根本原因，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一个间隔很久的迥然不同的头脑对历史文本进行单方向的拷问，到两个灵魂跨越时代和文化，产生共鸣的对话，他们试图从对方的角度相互理解，他们之间能够带着友好的、充满尊敬的才智进行交流”(第109页)这样的目标。

　　萨义德将这种一对一的文本阅读方法，很快拓展到了“一对多”的问题研究上，这也就是他这本书的“民主批评”部分。最常见的民主原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中的“多数人原则”，这一方法除了本身就具有苏格拉底审判时的“多数人暴政”问题和投票悖论问题之外，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内生障碍：一个是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关于社会选择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一个是诺斯所称的(搭便车下的)“沉默的大多数”问题。萨义德并未清楚地区分“阿罗不可能定理”中“无关备择独立性条件”所造成的“沉默”——亦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与搭便车所造成的“大多数人的沉默”。这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前者是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而后者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所造成的沉默。因此，萨义德将现实中的沉默现象等同于“死人的沉默”，视之为给定的前提，从而将凿破沉默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他看到了跨国传媒集团、政治权力和独立知识分子(还有大多数的市民)之间的力量悬殊，也看到了美国政府“傲慢自大的干涉主义”和“反人道的暴虐”与四百万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强烈对比，并从自己的一贯逻辑出发，指出解决的方法是“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以无数讲坛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且发挥机警而富有创造力的意志，让知识分子来开拓它们”。(第155页)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解决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但是，对于搭便车所造成的沉默却没有多少效力。原因在于：即使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新的做法中可以得到改进，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别人行动的外部效应能影响和改进自己的环境，所以不会有人采取行动。我想萨义德并非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正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不能面对周围的一切暴虐，担当无言的见证，那么，权力强制的破坏力要远大于搭便车的恶果。因此，重要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首先要凿破知识分子的沉默，这大概就是萨义德强调“民主批评”的原因吧。

　　任何一种策略都有成本，沉默也不例外。当知识分子沉默不语，作为成本的灾难就会产生。萨义德最后写道：“犹太人也是我所说的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已经背负着极其悲惨的遗产。但是……我不能同意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这个观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而它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是不幸的”(第166页)，实际上，何止是这两个民族，整个人类社会也许都正面临着这样的不幸趋势，正在准备支付这样的巨大成本。

文：思郁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我也相信，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经验对人文主义的滥用中接受教育的人，能够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他是世界主义的，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的。 ——爱德华·W·萨义德

　　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的封皮上说这是“萨义德生前最后一本完整的书”，而我对它的定位：这可能是萨义德所有书中最难理解、意义最难把握的一本。萨义德所有中文版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上，无论是他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这样的大部头的严肃学术著作，还是他的《知识分子论》、《格格不入》等这样的访谈录和自传，都有他一贯书写的清晰和学理的严谨。但是这本所谓《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小册子，定位看似十分的明确——为人文主义辩护，但是在阅读中，我的思维不时发生游离、散乱，有一种疑惑甚至不可名状的焦虑，直至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什么才是萨义德所辩护的人文主义？

　　看到“人文主义”这样的词汇，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国内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后想到的是由阿伦·布洛克所著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是好像这种联想都和萨义德在书中提到的“人文主义”不搭边。我仿佛有些明了，我阅读时感觉到吃力的原因就在这里，萨义德并没有清晰地给他在书中无数次宣讲的“人文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妨说，萨义德书中的“人文主义”时刻处在一种游离的、流动的、不断变幻的状态，这给本书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窘。萨义德好像意识到这种情形，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始终是无法定义的，但是，他强调说，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给我们重新定位、理解乃至诠释人文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没有必要理会人文主义的发展历史，重要的是让其在新的语境中能够为我所用，给我们提供一种批判乃至重构人文主义的可能性。

　　萨义德给人文主义划定的范围是“作为一种进行中的实践而不是一种占有物”。这种说法明显有阿尔杜塞对意识形态定义方式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解释给“人文主义”这个看似已经陈腐的词汇注入了一种新鲜的活力。作为一个在人文学科方面任教多年的学者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我所关注的是对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们来说作为一种有用的实践的人文主义；他们作为学者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想要把这些原则跟他们作为公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联系起来”，因此，“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我也相信，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经验对人文主义的滥用中接受教育的人，能够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他是世界主义的，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的”。在美国的教育中，存在一种对人文主义的滥用，始于美国在二战后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始于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的国防教育法第九条把语言研究转变成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始于一种“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始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中对人文学科的偏见和歧视，始于一种大学教师不负责任的对已经陈旧的人文主义观念不加批判的全盘接受，等等。因为这种对人文主义的滥用，最终导致了它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甚至看似无可救药的困境。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赋予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一种神性的光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存在，一种面对权势说真话的不屈的精神，一种这个已经充满各种不义和罪恶社会当中唯一有可能蔑视堕落的群体。这种赞誉的笔调当然有萨义德偏爱的成分在内，但是通过萨义德自身一生不断往返于不同种群文化差异之间，游走或者说流亡在各种权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经历，就会明白，的确存在这样的知识分子，至少萨义德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证明了这点。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萨义德继续担任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明知不可而为之，不断挑战权威和陈腐的教条。面对已经陷入困境中的人文主义及其教育体制，不遗余力进行重新的诠释，力求在新的全球化/专业化的壁垒中让人文主义焕发新的光彩。他在书中对语文学这门“人文主义和相关的所有知识分支中最不赶时髦、最缺乏意味、最不现代”的冷学问的梳理和提倡，对一个不是美国人的艾里希·奥尔巴赫所写的有些生僻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的解读正说明了知识分子以观念对抗偏见，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挽救已经陷入困境中的人文主义，并且对它进行精神上的重构的努力和希望。

　　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特意在最后一章中重新书写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定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他除了延续在《知识分子论》中一贯的立场外，开始觉察到随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核心乃是一种未经解决的紧张在不断地加深，就是关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可以是所谓非政治性的”。其实在以往的论调中，萨义德曾指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归属于不同的群落的，但是随着政治领域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合流，作家已经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对公共身份的认同，使他们成为了政治性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成为了政治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与学院派知识分子，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以及——更重要的——与人文主义僵化的、陈腐的、惯常的教育的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