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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贺雪峰
出处：读书 2006年第11期

　　前几天读过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并就私人生活方面的相关问题先后与董磊明、申端锋、陈柏峰等人做过讨论。我母亲刚好从乡下回来，讲到家乡的一些事情，激发起我对私人生活与目前我们所从事的乡村治理研究之间关系的一些想象。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农村研究领域以来，我们这群人的研究旨趣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二是由村民自治研究转到乡村治理研究，三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就是要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不仅农村的社会关系在快速地变化，而且不同地区的变化也不平衡。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巨型社会，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的状况，并从村民自治、农村调解、乡村水利等不同方面来研究这种区域差异，就成为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因为乡村治理研究本质上是研究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机制、过程和后果，这样，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就进一步包容了政策实践区域差异的研究。这种政策在不同农村区域实践差异的研究，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村政策基础研究”。这样，我们的研究就进一步由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扩展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上来。

　　从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试图通过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调解制度实践、水利政策实施等的研究，来理解中国农村的性质及其区域差异状况。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农村中那些公开的、明确的社会关系，比如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这些公开且明确的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和农村政策实践的基础。但是，随着农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在农村，除了公开、正式、明确的社会关系之外，还有大量灰色力量在起作用，如村内人多拳头众的小亲族威胁使用暴力，村外黑恶势力的“在场”等。这些灰色力量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了农村中正式的社会关系，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和农村政策实施的另一种不言而喻的“基础”。我们通常认为乡村治理依赖的是那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因为这些公开的正式制度有国家强制力在做后盾。但在当前相当部分的农村，国家力量虽在，却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乡村社会的秩序竟然被灰色势力所附着，并受灰色势力支配。乡村治理的逻辑，表面上是以那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和关系作为基础，实际上，这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及关系背后，却有一股强有力的灰色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这种灰色力量的在场，乡村社会中的人们改变了行为方式与逻辑。正式制度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由于众所周知的灰色势力的存在，而难以真正落实。灰色力量是暗的但起着实际作用的力量，而我们讨论的那些公开的、正式的制度和关系，却是被灰色力量“决定”后，才在“台前”表演的。这样，若不研究乡村社会中的灰色力量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对农村政策实施的基础有一个全面的理解。灰色势力与正式制度和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一阴一阳的两个基础。这样，我们就要将乡村治理社会基础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开的正式的阳面的基础，二是非正式的隐蔽的阴面的基础。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灰色化，就使乡村治理研究不能局限在那些公开的制度和关系的研究中，而应对灰色层面做深入讨论。乡村治理中灰色势力的介入，部分源于九十年代收取农民税费结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但远非仅仅如此，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灰色势力捞取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横断面上做出一些开拓。而黄海和陈柏峰对农村灰色化的讨论，即基于此。

　　问题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终究还是要涉及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都要以具体个体的状况为基础。研究私人关系，可以加深对个体状况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乡村治理的理解。

　　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讨论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民家庭生活、爱情与亲密关系的变革。阎云翔看到，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个人主义权利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中，但是，与个人权利增长不同步的是，农民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意识并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地降低了，从而出现了权利与责任不对称的个人主义，也就是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认为“无公德个人”出现的原因，可以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中找到，我则更倾向认为这是结构性的原因，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处境下进行大规模快速赶超型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纵观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现代化的“后果”，要么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要么是传统失落带来“享乐主义”盛行。中国是一个缺乏抽象信仰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快速失落，“无公德个人”自然就生长起来。

　　“无公德个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丧失。每个人都为自己，就使得村庄内部的互助及长远预期消失，就会使村庄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老人）利益受损，就会极大地增加乡村社会中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风险。

　　治理“无公德个人”的办法，可能不是阎云翔所说发展农民组织，而是增加国家力量对农村的渗透，包括行政力量、司法力量以及财政力量对农村的渗透。在当前国家力量（尤其是常规性国家力量）深入不够的情况下，在农村发展农民组织，更可能导致的是大量灰色势力组织的蓬勃发展。在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中国第三世界处境难以一时转变的情况下，中国农民缺少快速转移进入城市的途径，同时也缺少增收空间，因此，国家必须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甚至需要介入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中来，以解决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严重治理问题。

　　私人生活还不只是私人的家庭和爱情生活，还涉及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我母亲从乡下回来对我讲及一个老邻居的状况，这个老邻居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婆婆，有四个儿子，众多孙子，儿孙经济条件都很好。老婆婆年轻时守寡将四个儿子拉扯大，七十多岁时四个儿子们成家后，就分开单过，现在她所有的生活都要自食其力，一间房子四处漏雨。这次我母亲回家，老婆婆向她抱怨，近两年没有用电，又买不到蜡烛，每天晚上都生活在黑暗中，可惜了五十多元买的电扇无法派上用场。而她之所以用不上电，是因为住在旁边的二儿子认为她用电花费太高，“一年竟用了五十多元电费”。而在村民看来，这个婆婆的儿孙、儿媳妇和孙媳妇们，都不是不讲面子的人。我母亲每次回老家去，都被他们争相请去做客。这个九十多岁婆婆的众多儿孙，那么在乎别人的评价，为什么竟这么不在乎自己母亲或祖母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意义之中的。在缺乏抽象信仰的中国，当鬼神信念、祖宗崇拜等被当作迷信扫除掉了之后，中国农民的本体价值问题就凸现出来了。也因此，研究农民私人生活中的意义，而非仅仅是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同样重要了。

　　申端锋正计划研究农民的闲暇，农民闲暇构成了农民私人生活研究的一个部分，但闲暇还不能触及灵魂。陈柏峰一直以来关注农民的自杀问题，自杀问题倒是触及了灵魂，但自杀只涉及农民主体价值的一个部分，并且是很特殊的部分。研究当前农村快速变迁中的农民个人信仰及其价值问题，将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加深入的基础。而且，对农民个人信仰的研究还有政策意义。最近十多年，中国农村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正是我们要研究农民价值问题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信号。

　　在现代社会，国家不应再仅仅是守夜人的角色。现代中国快速转型背景下，国家更应该积极介入到农村的公共及私人生活中，甚至介入到个人及信仰领域，从而为中国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可能。

　　从本体价值及信仰的层面展开对农民私人生活的研究，将大大拓展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进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并可能为中国农村政策提供有深度的意见和建议。

文：梁坏坏
出处：新华论坛 2006年10月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这个书名很长，似乎也是一种国际学术书籍的命名方式之一。提出要研究的命题，然后附着一句表明研究领域内容和时间跨度的句子。
    我在书店随手拿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长。但我决定买下他的原因就不是因为名字了。他说的“一个中国村庄”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黑龙江省的双城市下岬村，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相距50 多公里，和我的家乡相距200多公里。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阎云翔。父亲在文革时期被划作资本家，全家人被红卫兵从北京押至山东德州的农村，此后，阎云翔就被饥饿折磨着。最后，他决定与其饿死还不如逃跑，拼出一条人生路来。他偷偷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路上还被收容了两次，途中还听到了林彪出逃飞机失事的消息。最终，来到了双城的下岬村。
    如今已经在美国工作的阎云翔教授，在回忆起那一段时光的时候，还说道：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
    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他一呆就是七年，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村里的劳作，插秧、种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七年之后，恢复高考后，他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功课，用6个月的时间复习了全部功课，考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文系读到研究生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文学对于现实生活总是有些隔阂，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这个处在强烈变化中的社会，于是他未来的设计中选择了“民俗学”这门学科。也就是毕业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这一次，他带着一个研究课题，并且从这之后，为了这个课题，八次回访下岬村，进行了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工作。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一本学术著作，我很久没有看这种理性分析见长的学术性书籍了，买了这本书除了书中描写的村庄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差不多，能够追寻一定生活的痕迹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离开那片土地太长时间了，那里先前的历史我们没有来的总结，那里正在进行的历史我们没有参与，将来它将走向何方，对于许多人来讲根本不是关心的重点。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便淹没了农村生活的波澜。在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阎的研究成果则更会让人珍惜。
    私人生活是一个相对于公共生活提出来的概念，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农村人由于历史，现实的诸多原因，私人生活领域的活动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祖荫下中国人，希望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家长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的摧毁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秩序，父权开始衰落……新的社会实行的社会制度也进一步的在法和国家政策层面控制了农民的生活，如财产的平均以及按照劳动的多少挣取工分等等。尤其是按劳动能力赚取报酬，便提升了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在的地位。年轻人的分家单过更为私人生活的隐私化创造了空间条件。
    私人生活的变迁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农村人的婚姻观念的转变以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孝道的衰落。包办婚姻的绝迹，介绍婚姻的实质意义淡化，年轻人自由恋爱的风气盛行，这是农村恋爱的最主要体现。我的家乡的一个邻居，小男孩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在继续上学，到城市里打工几年后，便带回来一个少女，要结婚，说不结婚，那女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于是父母开始给孩子操办婚礼。我在高中念书的的时候，常常听见母亲和邻居谈话的之中谈到一些人家结婚的彩礼钱数额惊人，爹妈为给儿子结婚不惜债台高筑。我还听说儿子结婚之后，婆媳不和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些内容在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均有更加详细的例子，以及精辟的理论分析，它可以透视一个村庄中，私人生活的历史变迁。
    社会生活是流动的沙滩，在对过去历史的总结的同时，当下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变化。终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会出现更新的现象，我们如何去解释他呢，我们的学术对当下性的考察不能总处在一种失语状态。然后那些人便转变了视野，开始拿历史开涮，水煮，麻辣等各种做法一应俱全，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弄得这些老家伙上街还要带墨镜，生怕人认出来（易中天说的）。比较而言，阎教授这种深入田野，实地调查的作风，更值得我们去尊敬。

文：刘苏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3月

    　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阎云翔教授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广受好评。今年初，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推出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2006年1月第一版，30.00元，以下简称《变革》)。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多家海内外媒体指出作者是首位获列文森奖的华裔学者，与事实有出入——此前，香港出生的、以研究中国北方农村闻名的黄宗智教授曾获此奖项。此外，将阎称为华裔学者，也未必是阎愿意的，尽管他赴美留学、工作已有近20个年头。

　　“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Joseph R. Levenson而设立的，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变革》获2005年度列文森奖。著名汉学家杜赞奇、魏裴德、史华兹……都曾获得过该奖项。

　　《变革》获奖，说明阎的研究，真正具有了国际水准。但可以肯定地说，获奖之于阎，是好事，但绝非“做学问”的目的，更非初衷。

　　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的采访时，阎说：“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在对《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作评语时，阎有这样一段话：“选题的新颖主要来自于作者对社会变迁和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而不是某种学术训练或技巧的产物。”

　　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他对中国社会风行的“赢家通吃”原则，使大多数人丧失做人所该拥有的起码尊严的状况，深感忧虑。他痛斥“时下学界颇为流行的空话，套话，玄而又玄的废话，以及曾经在别处不知说过多少次的二手话”，倡导“严肃认真的朴实学风”。

　　我相信，这是超越了“左”与“右”的学者才有的情怀。这使他的研究有了某种担当。我猜想，“列文森奖”更多肯定的是这种角色的阎。2003年，伦敦经济学院邀请阎担任该年度的“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主讲人，看中的恐怕也是这一点。

　　阎云翔，1954年出生于北京，12岁随被遣返的父亲回到山东老家，辍学务农。17岁因山东粮食歉收，身揣5元钱“闯关东”，流浪到黑龙江省距离哈尔滨50公里处的双城县下岬村(路上有两次被收容的经历)，被该村收留，务农7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赴美留学，师从张光直等学习人类学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开始教学生涯。1989-2004年，阎八次回访下岬村，对该村进行了持续15年的田野调查，《变革》为其系列研究“未完待续”的阶段性成果。

　　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

　　给《变革》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我特别注意到“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这几个字——这正是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阎给我的印象。

　　跨地域、跨文化生活的经历，给了阎“直白”的底色，人如其文；少年闯荡江湖的种种际遇，使阎敏感而可感，文如其人。对《变革》的认识和评价，从阎的山东老家“放羊”经历，以及下岬村的流浪史中不难找到切入点。1971年阎流浪到下岬村前，有过五年干农活、当羊倌的人生体验，到了下岬村后，村民为是否收留他发生了激烈争吵，给阎上了“乡村民族志”的第一堂课。下岬村7年的务农生活，为他11年后持续的田野调查铺垫了最初的关系网络，虽然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他是怎样考进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如果没有这12年的经历，我们更难设想中文系毕业的阎，会跑到美国学习被视为资产阶级伪学科的什么社会学、人类学。

　　作者说，他1987-1988年开始构思该作品并进行了理论预设——此为赴美后的头一两年，学业如何还谈不上，怎么就可以拟订研究提纲了呢？恐怕还是与他山东老家、下岬村的生活息息相关。果不其然，带着哈佛大学的基本训练工具，自1966年算起的23年后他又匆匆回到下岬村，开始了15年跟踪下岬村人私人生活变革历程的田野考察，一步步寻找“小二黑”、“刘巧儿”们“结婚”、“自己找婆家”之后命运如何的答案。

　　作者说，他对下岬村收留他充满感激。再次选择下岬村，可以肯定，感情因素远远超过技术上的考虑，只是这时的“感情”已有了超越。作者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同呼吸共命运，他有责任记录那里的变化，书写那里的变迁史，并从中找出改变那里人生活命运的可靠线索。

　　阎能颇为自信地宣称，他的研究“所揭示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子的范围”，正说明他投入到下岬村的，不仅仅是学者式目光，更有对下岬村所面临道德困境的智识者的深切关怀。他使下岬村名扬天下，虽然其中充满了他对下岬村未来变革命运的痛苦担忧。

　　《变革》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写得简练、平和而扎实，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并对诸多新兴事物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尤为突出。关于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所引文献巨量，理论层面的讨论也非常之多。对同行的研究，给予关注、评价，文献征引的同时也有批评。作者诚实地告诉读者，他的研究先前有谁做过，走到了哪一步，他受到了哪些启发，贡献又是什么。整个写作，理论之筋骨贯穿于故事叙述的血脉中，但决不喧宾夺主，鲜活的故事不再是好读好玩或仅供谈资的作料，在佐证理论的同时亦修正理论之不足。阎特别强调民族志研究中“细节”的价值与意义，在故事与理论假设的冲突中，反复掂量各种细节，寻其脉络，期间或许应运而生新的理论工具，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无疑成为阎挑战传统代际互惠理论之滥觞。所有这一切，都是在20万字的篇幅内完成的。

　　译者的贡献是需要特别提及的。龚小夏与作者曾是夫妻，有极好的两种文字训练，且才慧过人，因未看到原文，我甚至认为，龚的译文，使该作的传达力大为增色，诸多“土话”、“俚语”的翻译，非十分了解本土用语传神一面的译者所能为。阎对此颇为感激。

　　顺便提及，1997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为《变革》立项，时隔六年，英文版首度问世。

文：成庆
出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1980年代末读到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时，方为青春少年，懵懂无知，读完全书，却为那位农村少妇马缨花对章永瞞的爱情表白感到震惊，“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抛开小说本身想象的情调，当时于我的最深印象，乃是农村女性对于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形象并非孤证，实际上在1980年代后期的新乡土作家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中，类似的形象也不乏见。就算上述种种均为艺术杜撰，在笔者湘鄂西地区的农村老家中，也曾经接触过或听长辈谈及当地热烈追求爱情，甚至与家庭近乎决裂的女性。农村中所蕴涵的情感资源，似乎远不比城市里稀少。

　　但是，在这种种1980年代以前的农村女性形象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女性为了爱情冲破社会网罗的激情，在那些情境下，她们不是乡土社会的主流，相反在旁人眼中，她们是反叛者，是异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恋爱是一项对未来的探险，它不以稳定为前提，所需要的只是不断的创造与改变，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但是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生活与亲密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呢？对于这些，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体会，但是如果追问下去，我们其实对那些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那广阔的农村腹地，来体会农民的情感表达，都市里的风花雪月，尚且应接不暇，遑论那一向被视为落后的农村？

　　而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90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今天当我们回溯1949年以来国家所制定的几大政策，如新《婚姻法》的颁布，土改的完成，直至到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仅仅从宏观上来看，我们由此并无法了解，那种种政策底下，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而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那样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中的悲欢离合，可能有时候不大容易被都市人群所体会，但是我们都无法因此而断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感情表达和爱情想象就形同空白。相反，在阎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它，回溯到1950到1970年代，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是如何表达爱意，是如何呈现激情的。或许那些情感，今天的人看来，保守而含蓄，但是那底下蕴藏的激情，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就如费孝通所言，其实骨子里是在挑战传统秩序，无论是家族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秩序。1949年以后，每一代人都在情感生活上不断地挑战既有权威的压制，而这些挑战又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衍生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人化的主体性，最终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演变成今天的格局。

　　但正如阎云翔所试图表达的，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在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那背后很多鲜活的事实，可以在阎书中分别找到例证。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年不与她说话，而他的第二任丈夫事后来看，也最终呈现出家庭暴虐的个性。结果固然惨痛，但是爱情的选择，本来就充满风险，无法以此否定爱情本身。只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

　　从19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国家政策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是将农民从集体化中抽离出来，农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出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高速变化。

　　父亲的权威，随着子女的经济独立而化作乌有，子女的婚嫁，却让他们有了汲取父母财富的一次合法性的理由。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弥漫一种以夫妻二人为基本单位的私利性情感共同体。分家开始成为农村的主流，赡养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家庭情感关系迅速由父母与子女之间向夫妻二人之间的快速转向，个人爱情成为乡村社会的主题，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更多沾染了市场化的某些特色。

　　在费孝通的视野里，传统乡土中国里，男女之间的爱情始终被家族式的集体所压制，他甚至断言说，正是这种压制，乡村里可能充斥大量的同性依恋与自恋的情形。但是1949年以后的种种政策，比如土改，比如1950年的新《婚姻法》，都在一点一滴的释放中国农民的爱情能量，让他们努力在新的空间下慢慢表达和释放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演变到了1980年代，却由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中国农民在情感生活上的崩堤，情欲开始成为乡村青年生活中的主题，但是这样一种情感，却由于没有以前的家庭约束而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阎书的最终结论：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同时也就催生出一大批无公德的个人，他们可能高度注重自己的一己感情，而且又以拥占性为最终目的，而忽视了对公共生活、对父母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遂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

　　在这里反过头来回看当年在《绿化树》中所读到的马缨花那样的农村女性，对于爱情敢于负责和承担，从而震撼人心。而今天在中国乡村社会所演化的这一股高度私性化的趋势，所不断塑造的乡村氛围，是否还有那样一种爱情生长的可能呢？

　　 本书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