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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一门被称之为“未来学”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在国外蓬勃发展起来。美国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阿尔温．托夫勒于1980年在纽约首版的《第三次浪潮》一书，是这一时期和这一学科的重要代表作。书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以及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浪潮。书中着重描述了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人类在国家政治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媒介传递、家庭组合、社会道德规范、消费行为、心理性格等方面正在和将要发生的种种变迁。

本书内容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谈论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是浓笔描述科技力量在未来将是如何深刻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并非是局部。托夫勒当时还未能给他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从内涵上下一个确切的定义，20年后，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现今成为热门话题的“知识经济”预言书，从而感受到他惊人的前瞻力。

本世纪掀起的这场新科技革命，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正引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已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近几十年来，未来学研究的著作不断受到人们的欢迎，也正是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

要能动地改造世界，就需要科学地预测和把握未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在物质层面上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对由此引发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动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大研究课题。当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尤其需要关注这一研究，参与这一研究。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况，我们特出版了这部中译本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浪潮的政治》。

从1970年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先后出版过《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战争与反战争》等一批未来学研究著作，一度畅销全球，影响广泛。其中，《第三次浪潮》等著作，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本书是托夫勒和他的夫人在1995年推出的一部未来学研究新著。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又再次成为畅销读物。本书重点论述了冷战结束以后，未来社会的新文明和政治发展问题，其中不少
观点在其先前的著作中曾有所涉及，在本书中则作了更详尽的展开，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作者自己认为，本书体现了新的主题，代表着新的思想。

在托夫勒未来学研究的系列著作中，比较集中地阐述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以及对传统工业组织、当代经济结构、现代军事体系等产生的巨大冲击等问题。在这方面，他的许多观点富有前瞻性，给人以启迪，一些预见正被证实。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的描述，特别是对不久将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预测，企图作出超越阶级的分析，在不少地方显然是局限和片面的。尤其是本书第六章关于“传统社会主义与未来的冲突”的分析，作者抓住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挫折和不成熟现象，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断言“传统社会主义与未来的抵触是不可避免的”，则完全是一种粗暴武断的结论，体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偏见。在本书中，作者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也有较尖锐的抨击，但并未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思想并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还是在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而谋划“济世良方”。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应该清醒认识的。当然，本书在其他很多方面的论述和分析还是颇有见地、富有启示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出处：北京青年报
   
　　10月17日，正在携夫人周游世界的《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先生“游”到了中国，在位于国贸的实华开网络咖啡屋与几位中国网络界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中国正在汹涌澎湃的网络大潮。在场的几位CEO是：实华开的曾强，当当网上书店的俞渝，中国网通的田溯宁和搜房网的莫天全和e-finet.com的余刚。同样是在这个网络咖啡屋，几个月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短暂的访华期间特意光顾，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间100多平方米的网络咖啡屋，已经成为大牌老外们考察中国网络业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

　　1983年，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的书席卷中国，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一本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样的说法，对于《第三次浪潮》来说是毫不夸张的。实华开总裁曾强对记者说：“很多当今中国网络界的领头人，当年都是受到了托夫勒的书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夫勒当是一位背后的中国网络发展之父。”中国网通总裁田溯宁也颇为感慨地说：“想不到，我竟这样偶然地遇到了自己当年最崇拜的人。”他说，1983年的时候，他还在大学读书，当他从电视里看到根据《第三次浪潮》拍摄的专题片时，心中感觉到一阵阵的激情澎湃，产生将来从事信息技术的冲动。

　　在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几位CEO们一次次地对他们面前的这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讲，他们当年是在他的《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

　　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及其一系列书中，阐述了他的浪潮原理，虽然人类的历史非常的纷繁芜杂，但是大致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的“三次浪潮”概念：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10000年以前，从人们第一次撒下种子，培育农作物的生长开始，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第二次浪潮始于18世纪，人们以工业革命为契机，离开农场，涌向大城市的工厂寻找生机。第三次浪潮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大变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将打破国界，寻求合作。

　　以下是记者对托夫勒先生的专访。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内发生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中国，还会影响整个世界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信息产业的？

　　托夫勒：我的《第三次浪潮》是很早以前写的，大约在1983年。从此我就非常关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我的这本书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很畅销，我和我的夫人在这之后，周游全世界，来帮助人们理解它，关注它，使人们懂得IT行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它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变革，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生活的代表。技术、文化、社会结构都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变革不仅仅属于西方，也不仅仅属于美国，它是属于全世界的，现在全世界很多地区和城市都在逐渐地重复和恢复这种模式。

　　关于技术，我们不仅是讲制造芯片，制造出计算机，更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推广这种技术来改变人们的生活。实华开也是其中的一员，是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一员。

　　记者：你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托夫勒：我这次主要是受到美国NAVY的秘书的邀请，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那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变革的问题，这次回来中国的发展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议题，看到实华开正是在发展信息技术，感到非常高兴。国家计委的郑新立秘书长告诉我，当时有9亿人口从事第一次浪潮的产业，我们的城市人口大约有2.5至3亿。2年前他告诉我中国大约有1000万人在从事第三次浪潮的工作。第三次浪潮的人们就是利用计算机利用信息技术把新经济带到中国来，当时我还认为他在夸张，但现在我了解到的是，中国的网民有1800万，而网络咖啡屋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条件，利用互联网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中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它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从第一次浪潮直接跨越到第三次，美国是从农业化，工业化发展到信息化，而中国有一次机会可以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很多国家认为，如果发生重大变革的话，会使社会变得不稳定。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内发生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中国，还会影响整个世界，将改变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中国能否从第一次浪潮跨到第三次浪潮，关键在教育

　　记者：你刚才提到人们可以从第一次浪潮跨越到第三次，这样的变革在中国是不是很现实的？

　　托夫勒：中国有9亿农民，使他们直接从第一次浪潮跨越到第三次浪潮是很难达到的，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要看他们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使他们受到教育，不必走入第二次浪潮中众多的学校，因为信息技术可以达到全国各个角落。你可以跨越技术，但是你不能跨越教育。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比如生活的基本问题如食物、水、能量供应。关键看是否把资金用在高新技术方面，是否舍得在教育上投资。比如墨西哥也有很多农民，当然没有中国这样多，但也有从事第二次和三次浪潮的人口，如果舍得把资金用在高新技术和教育上面，从第一次浪潮跨越到第三次浪潮是有可能的。我过去曾有个观点，将来的社会将会分成两个等级，一个是在技术上面很富有的，一个就是在技术上面很贫穷的。我相信新技术是根除贫穷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从股票的升跌来理解新经济是错误的，我们正处在变革的开端

　　记者：前一段时间，美国NASDAQ科技股在接连下挫，就在上周，美国科技股又创下五个月来的最低点，很多人开始对网络经济很不看好，那么你对此怎么看呢？

　　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很多人看到IT行业的股票下跌，他们就认为IT业完了，这实际上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大概有200亿个芯片，100多亿的半导体向全世界散播，他们的股票随着这种散播的趋势上升和下跌，看这些股票的升跌来理解新经济是错误的，我们仅仅是处在信息变革的开始，计算机技术正在和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到现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直接影响着生物技术，到将来生物工程要反过来影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正处在变革的开端。

　　从经济角度来说，我原来没有想到互联网在经济上能有这么大的使用价值。IT行业可以减少很多交易的费用，所以它对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工具，不论人们是否利用它，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在大变革的转折期，不要期望风平浪静的转变，只能是巨浪滔天。工业革命就是如此，当时有很多人失败，也有人成功，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

　　在中国，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信心。有些人要变革，有些人不要变，这之间产生了矛盾。新旧思想的斗争，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的冲突。我们应该有信心，不仅要变化，还要在变化中有创新。有些冲突是积极的进步的，有些是暴力，不和谐，我们的责任就是支持那些好的，制止那些不好的。

　　网络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驱动力

　　记者：你说，你对网络经济充满信心，可是现在大多数的网络公司在赔钱，那么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托夫勒：实际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我们并不能预测互联网应该怎么赚钱，我们只是发明了它。就好比过去刚发明纺织机的时候，好多纺织工厂也是不赚钱，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新技术。

　　我不能告诉你网络公司什么时候能够赚钱，这是一个信息基础工程的问题，现在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公众从文化上又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新技术。我们还在不停地试验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停地在做着尝试，出现网络公司倒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但同时，新的更好的公司会后浪推前浪般地产生，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得更好。目前，整个的信息产业还不是处在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失败会很自然地与成功伴随着。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随着更多的人熟悉网络，更多的专业人士会更有经验，知道该怎么做，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他们会学会很多降低风险的方法，从而多一些成功。在我的观念里，这可能会用几年的时间，但网络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的驱动力。

　　现在的网络公司把很多的钱花在公共关系，花在促销，花在联系买方和卖方上面，用大量的钱来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存在。现在很多网络公司走入一个误区，他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商业来盈利，只是想办法使他们的公司上市。这种目的使投资人逐渐失去对他们的信心，从而得不到新的投资。但是像亚马逊、雅虎等一些网络公司却特别乐观，他们根本不担心目前能否盈利，他们看重的是长远的效果。汽车工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的汽车生产商也是蜂拥而至，随后有很多企业破产，剩下几家大的。这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问题，最初我们没有足够的道路供汽车去行驶，没有很多人知道如何驾驶汽车，甚至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所以会导致很多的汽车生产企业破产。但我们都看到了，汽车工业最终在这么多年的风雨中存活下来，并且成为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样的故事，汽车工业最初所出现的工人失业、投资商的钱付之东流，现在在网络公司重演着。

　　中国将成为一个信息产业最发达的国家

　　记者：你所知道的中国的网络人物有哪些？

　　托夫勒：就是今天晚上一起吃饭的这些人。

　　记者：你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

　　托夫勒：因为中国有12亿人，而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与夫人是在周游世界，走了好多国家，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目前，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状态，中国与美国将在防止全球动荡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记者：你曾讲过，中国现在处在第三次浪潮的最关键时刻，那么，在越来越激烈的全球信息化的竞争当中，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托夫勒：中国将成为一个信息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注重生产电脑的东西，而是如何使用网络技术来做生意，去赚更多的钱。

　　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对信息化的重视要比其他国家的政府多得多。我们要考虑到，中国有9亿农民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如何进行信息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有很多观点认为，在中国可以先不考虑未来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认为，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用来消除中国的贫困。只要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转变，那么以网络来解决贫困的日子就非常近了。

文：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

     美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汇合。它的家庭制度危机重重，它的医疗制度、城市制度、价值制度问题丛生，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也处在困境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实际原因，人们已对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为什么所有这些危机竟然会在我们历史上的同一时刻出现呢？它们是美国终极衰败的迹象吗？难道我们已处在“历史的终结”了吗？

这本小书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美国的危机不是来自它的失败，而是来自它早期的成功。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而是处在史前（pre－history）阶段的终结。

自从1970年，我们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介绍了“工业社会总危机”的概念以来，我们的烟囱工业已经解雇了大批的体力工人。恰如那本书首次预测的那样，我们的家庭结构已经破裂，我们的大众媒体已经非大众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多样化。美国已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这可以解释为何一切旧的政治分析方式都不再适用。像“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保守派”这类词原先令人熟悉的涵义已经枯竭。在今天的俄国，我们称共产主义者为“保守派”，称改革者为“激进派”。在美国，经济自由派也许是社会保守派，反之亦然。“左翼”的奈达尔和右翼的布坎南联手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但是，更令人震憾和意味深长的是，政治权力正不断从我们正式的政治结——国会、白宫、政府机构和政党——转向由电子网络联结起来的基层团体和媒体。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变迁不能单从政治本身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是与同样深刻的家庭生活、经济、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的。要在这高速变化、幻灭，以及几乎是自相残杀的社会冲突时期进行治理，我们需要对21世纪有一个清楚的看法。本书提出一个关于变迁的有力度的新框架。一旦这个框架被理解，我们就可采取实际的步骤，来塑
造未来更伟大的变迁，也就是引导变迁，而不是使我们自己成为变迁的牺牲品。

当今变迁的一个明确特点就是它的速度。发展日新月异，加速效应影响到所有的一切——甚至书的命运。

1994年10月，在本书由进步和自由基金会以限量的教育版首次发表快一个月的时候，国会中期选举把纽特·金里奇推上了美国众院议长的位置。随之而来的狂热把本书推到了报刊头版和电视屏幕。金里奇不仅为本书作序，而且他还把它同《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哲学经典，一起列入他推荐给众议员和全国的“阅读书目”上。

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话中和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金里奇反复提到了我们1980年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本书的部分取之于该书），并称之为“我们时代见地卓著的著作”。

那次选举以及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一个结果：媒体把有关我们与金里奇友谊的喧染得沸沸扬扬。毕竟，我们曾公开地认同过许多金里奇所反对的政治主张。记者反复地追问我们，像你们这样的社会思想家和未来学家，竟然与像金里奇那样的保守政治家有瓜葛，这太奇怪了。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想回到过去吗？

回答是，不，不一定。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对那些想知道为什么金里奇敦促美国人民读我们的书的人（我们是反对校园祈祷，支持妇女堕胎权利的），对那些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骄傲地称金里奇和他的妻子玛丽安为私人朋友的人，这本介绍我们思想的小册子是最好的回答。

我们认识金里奇差不多有25年了。1970年，我们发表《未来的冲击》后不久，一个留着较长头发和歌手猫王般的鬓角的年轻助理教授，从乔治亚飞到芝加哥，专程来听我们在一个教育会议上的发言。他对我们的书印象深刻，会后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那时他还没有竞选政治官职。

1975年，应国会民主党的要求，我们为参众两院成员组织了一个未来学和“预想民主”的会议。我们邀请了金里奇，他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众多未来主义者中唯一的共和党人。他参加了会议。

这个会议导致了国会“未来情报交流小组”的成立，这一小组最后由当时的年轻参议员，现任副总统艾尔·戈尔任联合主席。戈尔把建设基础信息设施的需要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上。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与金里奇的关系发展得很密切，我们漫无边际的争论，不仅争论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且还争论广泛的社会理论、哲学、世界事件和未来。有时我们争论的声音达到很高分贝，随后常常突然开怀大笑。新闻媒体把他漫画成某种保守的塞沃纳诺拉，他有一种狂热分子
明显缺乏的禀性——敏锐的幽默感。

我们与金里奇的私人关系是热络的，我们的知识关系是广泛和好斗的。纽特对什么都有兴趣——空间计划、恐龙、年轻的社区律师的日常麻烦、求知理论、军事历史、好莱坞电影，当然，还有就是政治，政治，更多的政治。因此，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争论。虽然我们的争论不一定以意见一致而告终，但确实砥砺了我们的思想。

纽特曾经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也一定对其他人这么说），我们也许很容易同意他的百分之八十的观点，仅仅嫌恶他的百分之二十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这个百分比随时间而大起大落。

如果金里奇不是美国政治中唯一最聪明、最成功的知识分子，那他肯定也是那一批人中的一位。作为一名前欧洲史和环境研究的教授，他以长远的时间跨度思考问题，他的讲话中经常充满“文明”和“革命”这样的字眼。但与大部分只向后看的历史学家和大部分视野仅限于下一次选举的政治家不同，金里奇，止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是一位革命家和保守的
未来主义者。作为一位未来主义者，他战略性地思考问题，视野超前三、四十年，即使在进行眼前的战术斗争时，也是如此。

因而，那些选民、公民、记者和政治家如果以为金里奇只不过是又一位“政治家”，那是因为相信了他的被歪曲了的形象。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他必须说的那些话（他有时口无遮拦，但次日马上道歉），金里奇很前瞻、很努力地考虑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认为美国下一世纪第一个25年应有的方向。

作为《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的作者，我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们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我们不仅有时与金里奇磋商，而且也为民主党的国会领导在最近的中期选举后，开始对我们的思想恢复兴趣而感到高兴。他们邀请我们去讨论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涵义，并开始在他们自己中间分发本书。当然，他们知道我们与金里奇长期的友谊。而当纽
特被告知我们与民主党交谈时，他说：“那太好了”。的确，未来不应当是任何一个党的财产。

这本小书将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美国政治的下一个重大跃进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左派与右派之争，或者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的问题，而是更加深远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明确区分那些希望维护或恢复不切实际的过去的后卫政治家，和那些准备向我们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过渡的人们。

全球性的竞争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生产流水线时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体力型的经济。但是，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经济学的问题。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人类事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

正如工业革命摧毁了先前的政治结构，或者使得这种政治结构丧失意义一样，知识革命——以及它所发动的第三次浪潮变迁——将对美国和许多国家产生同样的效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则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

节选自《未来学：他们预测并改变了世界》文：李国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1月

有记者采访阿尔文·托夫勒时，问：“您认为人类未来的工作模式会如何变化？”托夫勒这样回答：“１９８０年我们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将在家办公。两年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在家上班的预测太牵强。几年后《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同样位置刊登一篇文章说，人们的确已经开始在家办公了！”

事实确实如此。《第三次浪潮》在１９８３年席卷中国，在中国销量达１０００万册之多，成为１９８０年代的必读书。阿尔文·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进行预言：虽然人类的历史非常纷繁芜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三次浪潮”阶段。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１万年以前，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第二次浪潮从１７世纪末开始，人类以工业革命为契机，离开农场，进入工业时代；第三次浪潮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将打破国界，寻求合作。托夫勒的多数预言到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例如跨国企业的盛行、ＳＯＨＯ办公成为可能……

托夫勒的这部旷世之作，传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国人主要是从中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并作为改革的一种目标参照。后来，其又出版了《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在今年６月的新作《财富的革命》中，托夫勒再次预言：公司将不再有雇员，人类可以在大米里行走，亚洲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因特网上７分钟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只要是知识经济普及到的地方权威都将消失，知识成为了“废弃的东西”等。他的预言是否准确，只需时间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