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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关于贵州石门坎苗族文化变迁的研究著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学者沈红。全书包括两个专题研究。一部分以中文写就，一部分以英文写就。 英文专题研究《石门坎苗民的信仰变迁：社区认同的符号建构》，初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文专题研究《石门坎乡村教育兴衰：现代性的嵌入》，则写作于2001至2004年寒来暑往的田野工作和书案劳动。

这本书写给关注乡村教育和苗族文化发展的人们。笔者试图以贵州西北一个苗族社区的文化教育的历史变化，为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一些宏大叙事提出一个地方性文本，做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说明。

这本书写给关注石门坎历史与现实的人们，无论他们居住在石门坎本土或者远在他乡。笔者调查和访问了许多见证石门坎文化变迁的人士，书里引用的虽然不足他们讲述的百分之一，已然使我们得以遥望石门坎百年风云，观察那些曾经的辉煌。

文：李辉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沈红的书让我知道了西南乌蒙山区一个小山村———石门坎。一位执著的女子，把身心倾注于对这座山村的历史回眸中。惆怅、困惑、沉思、急切，诸般心绪难解，遂有了这本中、英文双语的著作《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

　　封面上的照片让人伤感。身着苗族盛装的小女孩，肩背美丽的书包，背对着我们，伫立于一扇陈旧发黑的木窗发呆。她凝望窗内，昏暗处是教室，有看不见的黑板，看不见的老师和同学，还有，看不见的自己。

　　失望与期望，都在一处凝结。读完全书，再看，她的背影显得如同一座大山突兀眼前，压得让人难以喘息。

　　少年时即知乌蒙山，它是随着著名的长征诗句走进视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仅此而已。磅礴之外，别无它知。

　　如今，是沈红把乌蒙的一个“泥丸”放大给我们看。大地图上不可能出现的苗族小山村，因她的研究和描述，仿佛忽然间弘大无比，具有了历史的厚重。

　　石门坎是贵州威宁县的一个苗族山村。沈红身上有苗族血统，是她选择这里作为她进行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的一个原因。历史上，威宁县曾经隶属过川、滇、黔三省的管辖，至今，这里仍然交通不便，十分贫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山村，百年间竟有令作者叹服的文化景象。

　　据历史文献记载，石门坎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教育中，曾拥有许多个第一：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育，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建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创办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

　　初次走进石门坎时，沈红和助手是以调查者的身份出现，但“老师”的称呼更让她们贴近当地人。她说，当她和同事们开始帮助一些威宁县乡村贫困孩子读书时，因为这个偶然，调查者便获得了一个与乡村教育有关联的身份和角色。

　　在她的笔下，一个个为文化与教育筚路蓝缕的前驱与承继者，闪动出人格魅力和精神光辉而令人感慨万分。

　　从创办第一所苗民小学、后来为救护伤寒的村民献出生命的英国柏格理牧师，到“文革”中在黯淡茅屋里带领村民和孩子们温习文化的杨国祥老人，百年文化与教育就是在这样一些人的故事中兴衰起伏，薪尽火传。一位年迈体弱的小学教师朱正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一排瓦房相厮守。瓦房被石门坎人称为“长房子”，是目前尚存的老建筑之一，它是石门坎教育兴起与昌盛期的见证。但它已不止一次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曾被石门坎引为骄傲的那座气派的大教室已被拆除，如今，为保护这排瓦房，朱老师自己修修补补，也不愿搬走。他话：“这是老一辈给我们创造下来的，尽管是那么简单的房屋，我们应该维护。”另一位老人感叹：“推翻旧危房改成今天的教学楼，是没有历史观念。当时为什么不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有这笔建筑费，可以把旧危房修复成古迹。”

　　故事有些凄凉，却显出文化情怀的悲壮。

　　在助学的过程中，沈红和同事们亲眼看到一个个山里孩子，因贫困交不出一年二百元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她感慨而又颇为焦虑地这样说：“应该说，大多数乡村学子都没有能够走进中专、高中，或者他们心中向往的学校。在几年之前我们的助学金还只是一些零星的社会资源，是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进入社区的，但是朱明兴们所遭遇的收费门槛却是制度化的、所遭遇的辍学风险是市场化的。

　　如果一个山村孩子拥有足够的勤奋和智力，仅仅因为贫穷就丧失了读书的机会，那么说明乡村教育的制度安排本身出了问题。“这话分量很重，在百年兴衰的历史里发出不绝的回声。

　　一位老人回到故乡，说起儿时就读过的大教室：“在天边都看得见石门坎的上空几颗亮亮的星星，谁不跑来！”

　　沈红写出全书的最后一句：“遥望天穹，不见石门星辰，但见石门百年风云。”

文：杨大德
出处：贵州日报 2006年8月

中国社科院沈红博士赠我一本《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这是她不辞艰辛、深入威宁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的产物。

威宁自治县的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苗寨，这里的苗族民众，在封建领主的盘剥和奴役之下，处于半农奴半奴隶的地位。他们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点豆为数”，都是文盲。上世纪初，一位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石门坎，大力兴办学校，创造了文字(老苗文)，帮助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余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使这里数年间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先后培养出两位博士，30多名大学生。柏格理还创办经互会、医院、麻风病院、织布厂，修起足球场、游泳池，修筑公路，绿化荒山，消灭天花……这种跨越式发展和现代性文化建构，我们姑称为“石门坎现象”。

《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土的文化一直经历着与外来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社会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发展的路径也需因地制宜……石门坎社区发展的过程是本地乡土资源与外部现代资源融合增长的过程。这一乡村社区建设贯穿着探索和实践，并且是由当地民众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这也许就是石门故事所昭示的现代性意义”。

石门坎的成功和柏格理的作用紧密相关。如同我在长篇小说《中国石门坎1887-1956》中所反映，柏格理不仅是循道公会的一个传教士，而且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和平民教育家，一个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是青年志愿者和新村建设的先驱。他憎恶剥削，尊重劳工，主张改良社会，有着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循道公会的显著特点，就是以改良社会，兴办公益事为目标。所以，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传教活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村改良运动。

柏格理的学生朱焕章，是柏格理事业最优秀的继承者。这位著名的苗族教育家，同我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人一样，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试将朱焕章与晏阳初作一粗略比较：朱焕章，在外国人办的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愿在南京做官。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在石门坎办学，进行平民教育。做过大量的社会实地调查，认为治穷必先治愚，只有提高苗族的文化水平，改良落后习俗，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他编了四册平民夜读课本，呼吁苗胞“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识字高”。“学读书学写字，不再做瞎子来做新民”。还向苗民传授公民常识、生产技术和商业知识以及卫生知识等。建立农技推广站，进行实业培训。到1953年，威宁县政府接办的28所教会小学中，有学生2789名，其中苗族学生1032名、彝族学生808名。从上世纪30年代到解放时，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民都能通读《平民夜读课本》，达到扫盲标准。晏阳初，从海外留学归来，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教育宗旨，深入民间进行实证调查，认为愚、贫、弱、私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四大病根，主张在乡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河北定县、四川新都县等实验县开展平民教育工作。定县后来成为模范县，也是因为教育发达。晏阳初把定县的经验推广到有关国家，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中国农村的改良运动，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村治”及五四运动后的“新村”与“平民教育”。而世界范围的“新村”建设实验，历史更早。有趣的是，朱焕章和晏阳初都有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人文教育的背景。

那么，石门坎为什么又从高峰落入了低谷？沈红在书中列举了常见的四类归因，对现代教育如何进入乡村并生长于乡村社区的过程、教育的公平问题、“为谁办教育”的办学理念、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诉求以及一个山村在现代化潮流中的历程进行深入思考。我认为，从大的历史观而言，和欧洲乌托邦的幻灭，和中国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夭折一样，乃时代使然。因为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农村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至于具体困难，主要是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社会动荡、需要时间即长期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农村经济和教育工作又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事情有了转机，但人才、经费、时间等老问题依然存在。

今天，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任重而道远。在这样的时候，沈红的著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