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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站在高处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具有开风气之气势。对话以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背景，多层面、多角度来反思改革改革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对话既能体现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又因其现实针对性而具有极大的开放空间。

文：蒙木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我们的时代》是由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批评家韩毓海联手，以对话的形式从不同学科领域清理我们的历史。从清末开始，从林则徐、西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直到孙中山、蒋介石，其间有多少教训我们要吸取，有多少经验要继承？1949年立国，工业化、现代化、农村合作社、大跃进、70年代调整、80年代奋进、90年代知识分子溃散，我们的发展哪些是在建立这历史的基础上的？为什么我们同时抛弃了大量合理的东西？哪些又必须重新开创？今天的民族、国家、权力、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当前的中国，构建一个公民关于正义或公正的底线，比谈论道德更重要。”这是姚洋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我们的时代》的核心观点之一。韩少功评论说:“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展示了交集和分歧，也许还留有盲点，但它更是挑战潮流和守护底层的指示暴动……社会重建是每个人无可回避的日常现实，坚硬而且沉重。”

    正义，首先涉及民主的政治制度问题。《我们的时代》用史实说话，告诉我们民主不是鸡零狗碎，不是大鸣大放，它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危机状态中的决策和决断力”，民主赋予我们的政权以合法性，增加民族凝聚力。但要警惕民主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正义同时是一种伦理和协调力量，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在机会的公平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平等公开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就社会结构来说，没有公平，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正义。

    对于中国现实来说，首要的是三农问题。因为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是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正属于所谓的“社会的最少受惠者”。如果漠视三农问题，在中国所有的正义和自由、民主都不过是语言游戏甚至是阴谋和阳谋的化妆舞会。

    目前我们社会存在着不顾罗尔斯所谓的差异性，过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唯市场的才是好的现象。本书揭示:真正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和道德约束之上的，没有了这些约束，市场就会成为恃强凌弱和尔虞我诈的场所。我们奉《国富论》为上神，却忘记了亚当·斯密是先用《道德情操论》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鸣锣开道的。

    公平或正义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和谐，是《我们的时代》最核心的关键词。三个学者在《我们的时代》里就制度层面谈了很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关于完善人大代表制、试行普选等问题。关于和谐社会，我们还有许多最基础的工作要做。

文：易  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

这些年来，每次读到一些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书籍或文章的时候，我都会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人——当然是精研过大量材料、做过深入的理论与现实思考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对现实以及现实所托生的历史背景、脉络进行解读？我想象中的这种解读应该是严谨、公允的。每个解读者自然是成一家之言，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但这一家之言又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大量占有，对学界的研究成果的熟悉、分析、批判和融通基础上。它远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来得公允、透彻、切中肯綮，但又要对老百姓的所感所惑、所思所想的话题有回应和引导。同时，这种解读又是整体、跨学科的，对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贯穿于社会生活、萦绕在我们脑子里的关键问题，应该尽量挖出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联，给我们以庖丁解牛般的解答，因此这种解读就有必要超出个人的视野、学科的分立，甚至是学术话语的阈限，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对话。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请来了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文学批评家韩毓海，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解读，带来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现实中国面临着诸多问题：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公平、三农、城市改革、下岗失业、城乡分治、东西均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文化建设、道德重建……问题如此之多，头绪如此纷繁；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词，不断跃现在政府人士的讲话中，盘桓在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也同样撩动老百姓的心扉。这样一场对话应该从何处入手呢？

我们的先贤说：“以史为鉴�熆梢悦餍怂ァ！奔肝谎д哒�是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历史，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历史图景，踯躅于现代化门槛之外的晚清、试图自强却终不能摆脱“二半”社会的民国，让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走上共和，走上革命，历史又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学者们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的共和国历史，工业化、农业合作社、大跃进、十年文革、１９７０年代的调整、１９８０年代的奋进、１９９０年代思想界的分野与论战……引导我们去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转折，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波诡云谲、步步雷区的改革之路。

我们的先贤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几位学者都是能放出眼光，能走出去的，从美国的市场经济、欧洲的福利国家，到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自决，都能纳入他们的视野。对话贯穿着对诸如“民主自由”、“市场化”、“全球化”、 “民族－国家”、“第三条道路”……的考辨与剖析。

在对话中，学者们不时信手拈来桩桩件件的史实、案例，体现出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时而也精细入微、侧入旁出，以强韧的理论思维与务实精神解剖现实，眺望未来；时而又各据其理，就某个问题发生尖锐而不失温和的交锋……

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全书的一个核心话题：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实的中国？我们将如何获得一个发展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在此意义上，现在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和预测的恰当时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国家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发展”：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求发展；在个人生活领域，发展也是我们的关键词，简言之就是富裕起来，迈进小康。“十六大”以后，我们在“发展”这个依然是最大的关键词之外又加了几个关键词，我们在“发展”的前面加上了“可持续”和“科学”，加上了“和谐”。这种变化，除了表现在国家的方针大计、发展战略上，其实也深入到个人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同样存在可持续和科学性问题，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样存在和谐问题。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每个个体都会不断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和谐就是调解和处理自我和他者、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短期与长远等等的差异与矛盾，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完美和幸福。因此，科学也好，和谐也罢，既关乎国家的前途，也与普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几千年来，中国从没像今天这样重视和呼唤参与，呼唤“有话好好说”式的表达与讨论，而参与和表达是需要有知识和认识的前提的，需要对历史的理解和清理，对现实的归纳与把握。

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浪漫想象又热情拥抱过“启蒙”、“西方”以及“现代化”；１９９０年代，我们期待又焦虑，前行也反思，高蹈而又不无心虚，激烈争论却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能获得一种高度和自信，将所有这些化作认识、行动乃至情感的财富，而不是重负，开启更为切近现实的、在多元和开放中找到建设性共识的讨论。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是——

一本让知识分子打开多个窗口、看到不同思想“风景”的书。

一本让老百姓理解共和国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认清我们将去往何方的书。

文：金错刀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2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百度公司CEO李彦宏的疑问。在写给员工的信中，李彦宏称：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处在变化最莫测的行业，技术的变革、资本的无情流动、消费者面对越发多元化选择时的不稳定，都让我们这家年轻的公司终日乾乾，如履薄冰。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我们的时代》一书无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我们的时代》邀请了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批评家韩毓海，他们以对话的形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梳理。这也是一种跨界性质的交流，韩毓海称之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通过交谈，达成差异的互补。

　　要解读我们现在的时代，就必须先了解那些过去的时代，在整个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发展。黄平甚至认为，至少从晚清以来，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但是，问题也随发展而来。姚洋就批评道：看一看我们的城市，普通的百姓或被迫搬到遥远的郊区去，或忍受市区高昂的房价。

　　在漫长的20世纪，有着以下令人感慨的关键词：革命、工业化、自力更生、积累、生命健康、边防问题、农本主义。这部漫长的“三人谈”里，大量的对话背后，是一些提纲契领的关键词，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计划经济、民主、主权、公共资源、三农问题等；在上世纪90年代，关键词有民族主义、全球化、福山、凯恩斯、认同等。现在，“发展”依然是关键，但在这个关键词前面，又增添了新的元素，比如“可持续”和“科学”以及“和谐”等。事实上，《我们的时代》结尾篇就是讲“迈向和谐”的。这里也有一些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道路、社会主义、中产阶级、人的主体性等。

　　经济和商业更需要和谐，虽然我们习惯将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认为提高效率就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但是，姚洋提醒道：我们忽视了公平和效率在两层意义上是一致的。第一，提高效率本身是公平之一种；第二，如果平等仅仅限于基本权利和个人能力领域，而不是无限地扩大到所有领域，那么平等和效率之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本看起来有一点累的书，如果你能把这种累转化为乐趣，那就好好消化一下。正如韩少功所说：“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展示了交集和分歧，也许还留下盲点，但它更是挑战潮流和守护底层的知识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