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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文：余凤高 出处：《书屋》 2007年第9期
      
　　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生在英国的美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1月出版后，几个月里即销售五十万册，在独立战争初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情绪，为半年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美国女作家哈里亚特·伊丽莎白·比彻，即通常称她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下层人的生活》，先是于1851年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反奴隶制的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发表，第二年出版后，第一天销售量即创前所未有的三千册的纪录，第一年售出三十万册，至1860年就至少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被公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据说，在1862年“南北战争”高潮之时，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会见她时，曾这么对她说：“那么您就是写了那本书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那个小女人了！”（“So you're the little woman who wrote the book that started this Great War！”）
　　别以为这类传奇式的故事都离今天太远了，事实是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国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却不一样，她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
　　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树林和小溪边度过的，观赏飞鸟、昆虫和花朵。她总是想将来做一个作家，并在十一岁那年就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夕发尼亚妇女学院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学习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担任“水下罗曼斯”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寂静的春天》问世于1962年夏天。它的作者是蕾切尔·卡逊(1907——1964)。卡逊的一生格外坎坷艰辛。她出生于美国，家境贫寒，因为父亲始终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曾经置过地产，但一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地产非但没有让他发迹，在随后的大萧条时期，甚至卖不出，以至卡逊的学费都无从着落。不过卡逊却因此而成长于一个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之中。卡逊学业优异，尤其喜爱文学，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然而在女子学院求学期间，卡逊遇到了一位非凡的生物学教师，在她的引导之下，卡逊毅然舍弃文学主修生物学，并于1932年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为了谋生，卡逊接下一个任务，为广播节目编写关于海洋生物学的通俗讲解词。节目获得空前成功，卡逊的人生也有了新的转机，这就是利用出色的写作才能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以此为契机，卡逊又撰写了一系列科普作品，在著名杂志上连载，这些饱含深情的作品深深打动了读者。出于对自由写作的执著向往，尽管在政府机构已有稳定的工作，但她还是毅然辞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20世纪上半叶，正是美国工业文明甚嚣尘上的时代，卡逊目睹河水变污、空气变脏、杀虫剂肆无忌惮地洒向所有不设防的生命。作为一名科普作者，卡逊要告诉公众以真相，污染不仅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危害，而且一个不再有野生生物的环境，将不会是一个对人类友好的世界。于是，就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卡逊开始着手写《寂静的春天》一书。当时的她，已身患癌症，自知来日不多。写作期间所经历的折磨，难以述说。书稿于1962年6月起在《纽约人》上连载。随着作品的正式问世，赞誉伴随着非议包围了卡逊。反对者来自商业机构及相关部门，他们甚至刻毒攻击卡逊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老处女，还说，难道鸟儿比人命更值钱？幸好历史记住了卡逊，这位“自然的见证人”。（她的传记《自然的见证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因为她，我们意识到环境保护已是刻不容缓。两年后的春天，卡逊告别病痛也告别了人世。
   
    卡逊一生未婚，但她却挣钱养活并照顾一个庞大的家庭，其中包括她的母亲、妹妹、妹妹留下的两个侄女，还有侄女留下的一个儿子，临终前她难以放下的就是这个从小失去母亲的侄孙。

文：陈蓉霞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第一次知道《寂静的春天》一书，是在大学时代，那是上世纪的80年代。只觉得书名挺刺激，鸟语虫鸣消失的春天会是怎样的光景？当时没去多想，只以为那是作家的幻想。但如今我们却知道，那已是步步逼紧的现实。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为该书的再版作序，在谈及此书对他个人的影响时说道，“这本书是母亲坚持要我们在家阅读的几本书之一，读完后还要围着饭桌讨论”。

　　在《寂静的春天》问世之前，人们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污染可谓浑然不觉。正是蕾切尔·卡逊（上海译文新版译作蕾切尔·卡森），唤醒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其直接产物就是1970年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署。不时见到有人文学者赞美土著文明，称那些未开化的原始人却是天然拥有环保意识，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也正是这种环保意识的体现。这样的说法实在难以说通。因为在人类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对环境产生严重破坏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先知先觉地有此意识？

　　在卡逊生活的时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杀虫剂被广泛使用。DDT的发明者甚至还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人性的弱点就在于容易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俘获。DDT所到之处，害虫死光光，却不见人畜自身有任何伤害。这等好事，怎不让消费者为之动心，由此引出的商机又怎不让企业全力以求？然而，杀虫剂背后隐藏着的“杀机”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掩盖了。卡逊在书中列举了详尽的数据资料，以说明这类人工合成剂正在渗透至大气、土壤及其水系，并由此而进入我们的食物链，造成的危害不仅有直接事故，更有间接长期的致毒效应。

　　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知道，一旦吃入不洁食品，就会导致腹泻呕吐等中毒事故。其实这样的现象，只要处置得当，对于人体并无大碍，因为通过腹泻呕吐等生理反应，细菌及其毒素也就被及时赶出了体外。然而，工业污染物，如果接触微量，并不会引起人体有任何不适反应，但它却会长期潜伏于体内，缓慢引起致癌效应。早在1775年，就有一位伦敦医生宣称，扫烟囱的工人易患阴囊癌，这必定与他们体内累积的煤烟有关。如今煤烟中存在的致癌物已得到分离，表明这一设想是正确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有统计资料表明，同样施行包皮割除术，出生时做与成年后再做，效果就有所不同，前者的阴茎癌发病率为零。这同样表明，致癌因子的作用是一个长期过程。有时反复摄入小剂量致癌物甚至比单独一次大剂量更危险，因为一次大剂量中毒可以立即杀死细胞，小剂量却容许一些细胞存活下来，而这些存活细胞也许以后就容易发展为癌细胞。因此若要问致癌物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就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

　　物理或化学致变因子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分裂旺盛的细胞，这就解释了白血病为何高见于儿童的原因。一则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旺盛期；再则骨髓细胞又是分裂极为旺盛的细胞。一旦外界存在致癌剂，儿童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有时，致癌物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是一种间接的过程。比如，杀虫剂中的氯化烃，会对肝脏带来一定的损伤作用。肝脏的作用之一是保持雌雄激素的平衡，因为无论男女，都会产生这两种性激素。当肝脏有所损伤时(且这种损伤难以通过实验仪器测定)，雌激素含量就会大大增加，导致的结果就是生殖系统癌症的发作。更何况，在如今的生活环境中，由各种渠道而来的雌激素水平已大大超量，雪上加霜的结果就是，女性不得不发起一个“保护乳房”的红丝巾运动。现代人的处境之岌岌可危可见一斑。

　　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现代人越来越强调保健养生知识。洪昭光的养生之道为大众津津乐道；各种人体实用手册令人眼花缭乱。所有的保健知识都告诉我们，新鲜蔬菜水果多吃益善，然而，殊不知这些农作物中都有工业污染物的残余，教人如何吃得下？!也许过怕穷日子的中国人，少有情调去关注自家窗外是否还能听见鸟鸣声，能在大城市里安家已属不易。然而，当污染物无声无息地潜伏于空气、水域、土壤之中时，还会有庄稼、蔬菜和家畜生长的一片净土吗？也许生活中，我们可以习惯车声噪音，从而把鸟鸣声留给诗人想象的世界中，但我们怎能想象让生活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

　　正如卡逊所说，当初医学战胜传染病，不只是找到了治疗手段，更重要的是，切实消除了传染源的存在。如今面对癌症，同样需要这一思路。人类最终战胜癌症，不只是依靠发明特效治癌药物，更在于尽可能减少环境中的致癌因子。然而，现代人的顽症却在于，我们难以割舍轻松时尚的生活方式，犹如瘾君子难以戒毒一般。我们中不少人甚至连超市免费提供的塑料袋都不愿放弃，更别说甘愿放弃更多的时尚享受。

　　卡逊的存在犹如是我们社会的神经末梢，她勇敢无畏地向我们传送痛觉信号。不过这却触痛了某些利益阶层，比如与制造杀虫剂有关的企业，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后，这些人大肆辱骂卡逊，甚至借她未婚未育这一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用词之恶毒令人不愿再次引用。这一事实令我们想到眼下中国的现实，出于追求自身直接利益之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同环保事业。但少数人暴富的代价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这恰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卡逊在写作此书时，正经受乳腺癌的折磨，并且自知也许来日不多，但她如期完成写作任务。书出版两年后，她与世长辞。卡逊过世后的春天不再寂静，因为她引来了非议，但更赢得了公众的敬意，还有对于寂静春天的担忧。

文：□江晓原　■刘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2月

    □这个标题有点问题——我们人类从来、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一点。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说法是: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两个“有限”，在今天已成老生常谈，可是在1962年，当蕾切尔·卡森用这本《寂静的春天》来强调指出后一个“有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所以《寂静的春天》如今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经典。从那一年开始，我们进入了有限地球时代——是蕾切尔·卡森这个瘦弱的、死于癌症的美国女人帮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

    我以前很长时间一直对环保之类的问题缺乏兴趣，《寂静的春天》也是很晚才读的。不过，我还是相当容易就能够接受环保的主要理念。而你就不同啦——我知道你早就和一些民间的环保人士和组织过从甚密，有时还投身于他们的活动之中。如今《寂静的春天》又出了新版，我想这对你来说就不是一般的经典重读了，所以正好借此机会听听你在这方面的见解和评论。

    ■像《寂静的春天》这样的环保经典名著，对于参与环保的人士，和对于那些与环保尚无密切联系或不了解或不感兴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

    我以为，世界上现在各种经典名著已经有许多许多了，甚至仅就经典名著来说，也很难有人能够通通读完。因而，读经典名著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的经典名著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读。不过，在不同经典名著所属的各个领域中，环保可以说是少数最为特殊的领域之一。说最为特殊，是指其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严重些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存亡。而在世界环保运动的发展中，《寂静的春天》又绝对是带来环保发展重大转折点的关键性作品，这样一部经典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经典。

    但这里，如果作一种更为学理式的讨论，我倒想把问题再延伸一下:对普通公众来说，读经典当然是好事，但这种阅读在什么程度上是必要的？具体到环保:一个有着良好环保意识并致力于环保的人，是否一定就非得阅读《寂静的春天》这样的环保经典呢？

    □你的延伸问题很有意思。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致力于环保的人未必需要阅读《寂静的春天》这样的经典，就像一个物理学家未必需要阅读《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样。但我认为这两种情形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体来说，人文经典和纯自然科学的经典相比，具有更大的“重读优势”，为什么会如此，我一时还没有想明白，但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例如，重读《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确实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想掌握万有引力理论，后来的物理学教材显然更为适用，况且理论的进展又是一日千里，没有一本纯自然科学的经典可以在稍长的时间之后免于知识上的过时。而人文的经典则不同，它们的必要性和魅力都是长久不会过时的——如果不是与日俱增的话。

    上面这种现象，对于思想性的人文经典来说似乎更为突出。而《寂静的春天》正是一本这样的经典。环保不是物理学，环保中虽然离不开种种科学技术，但在许多层面上，争论的焦点几乎总是人文的。你想，连眼下要不要环保，还会有争论呢(先污染以求发展，致富后再来治理，就是主张眼下不要环保)，而谁又会争论眼下要不要物理学？

    ■确实，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经典并不存在“过时”问题，而且在新的学术进展之下，重读经典，甚至会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感受，新收获。其间的原因也包括人文并非像科学那样，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某一具体问题有相对一致的主流观。

    你刚才提到，环保中离不开科学技术，《寂静的春天》恰恰是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曾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的杀虫剂的应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讨论，并引发了当代环境保护运动。当然，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人相信，解决环境问题，主要仍然必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假定至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即使是在已经解决了现有环境问题的假定前提下，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仍有可能带来更多更新的问题；其二，即使就目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来看，也无法回避环境问题的人文与社会性，即只有科学技术，是绝对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这也正印证了你刚提到的观点，即如今在环境问题许多层面上的争论的焦点几乎总是人文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曾引起了那些在工业、农业等领域经济既得利益者们和科学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甚至如今，事关环保的许多问题仍然处在非议中，这也加强了在当下阅读这部经典作品的现实价值。

    □更何况，即使是对于科学技术问题，重温经典也有其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重温经典可以“思考最基本的问题”。

    比如，据我们现在得知的情况，我们在虫害问题上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我们研发出一种新的杀虫剂，使用不久之后虫就通过变异使自己获得抗药性，于是我们就再研发另一种新的杀虫剂，然后虫又变异而获得抗药性，我们就再研发，虫再变异……如此循环不已。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无数品种的杀虫剂，并付出了河流、水源、植物等等受到污染的代价，但是“华陀无奈小虫何”，虫害并未绝迹。

    然而在杀虫剂发明之前，人类在漫长的古代早就有农业和园艺，没有杀虫剂，古人也一直种植粮食、蔬菜和水果。当然他们会遇到虫害，但他们也经常享受丰收，而他们的环境没有受到污染。自从有了杀虫剂，我们已经离不开杀虫剂了，而虫害仍然伴随着我们。也许虫害是减轻了一些(也许未必)，但我们却付出了环境遭受不可挽回的污染的沉重代价。

    那么想一想，杀虫剂是不是很像一个魔鬼？它一旦从瓶子里被放出来，就无法让它回去了。更要命的是，这个魔鬼可能扰动了大自然在这方面的秩序，破坏了人类与昆虫之间长久以来的共处状态，使我们陷入了如今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再想一想，是谁将这个魔鬼放出来的呢？

    ■要说起来，到目前为止，被人们放出来的魔鬼可不只是杀虫剂。像现代医学中的抗生素，不也是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吗？像杀虫剂或抗生素这类东西的发明，其实背后存在着一种要与自然对抗的思维方式，这也就像人类其他与自然的对抗一样，在初级阶段或某些阶段，也许能取得某些人类认为是对自己有好处的结果，但长久地看，特别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最终还是人类在对抗中变得越来越无计可施。

    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一，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种与自然对抗的思维与行动，而转向一种非对抗性的、和谐的与自然相处的生存方式？二，在目前已经处在对抗中而且已经感到自然的威力的人类，是否还有可能做出这种改变？还有，现在阻碍我们做出这种改变的真正阻力又是什么呢？人类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弱点呢？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许因人而异。但那确实又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尖锐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我们重新阅读《寂静的春天》这样的环保经典，我们就会再一次被提醒着:那些问题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