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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频频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突破底线的事情，来昭示人民什么叫底线，什么叫突破底线的耻辱，指出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不只是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文：一泓秋水 出处：新京报 2007年3月

　　从《断裂》、《失衡》、《博弈》到《守卫底线》，孙立平的研究无不切中当下社会的弊病，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民众的福祉而疾呼。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守望者，孙立平的学术之旅贯穿着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从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到利益分配的失衡，再到利益博弈时代的来临，一直到道德底线被屡屡突破，其间既是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利益集团逐渐形成，自身不断壮大，为自己的利益诉求不惜和权力狼狈为奸，危害社会公正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过程。

　　在利益分配失衡中得到好处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凭借自身积累的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进一步予取予夺。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丧失，潜规则通行无阻，道德底线被突破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弱肉强食就会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见现象。当这样的恶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真正的主使者运用替罪羊避害之后，道德、伦理就必然苍白无力。它所造成的恶果是底层民众对于社会生活以及未来信心的丧失，部分人很可能因此铤而走险。在利益表达的渠道上，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专横和霸道可以赤裸裸地充斥于媒体并抵达决策机构，而下层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微弱而纤细。

　　孙立平在本书中说，底线失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守护甚至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守卫底线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它与基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法律的有限执行，民众基本权力和普世价值的被尊重，利益博弈权力的分配等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制度创新，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收敛自己的贪婪，强势者不愿意达成妥协，从而缓和、化解社会矛盾，那么，守卫底线就只能成为空谈。在孙立平所处的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其分化也极其明显。为利益集团做代言人，昧着良心说话的比比皆是；热衷权力，钻营谄媚者屡见不鲜；远离社会现实，奉行犬儒主义的不在少数；沽名钓誉，道貌岸然的乡愿遍布学林。道德底线不仅在社会上被严重突破，在学术界也同样如此。当知识成为一种任意变幻的工具，仅仅被人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没有通往善，甚至没有遵循知识本身的逻辑来运行的时候，作为使用者的知识分子无疑也突破了道德底线。

　　因为如此，孙立平的可贵之处也得到了凸现。他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脱离了和利益纠葛的困扰，以自己的言行表达着一个学者的社会关怀。因为还有这样的学者，民众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所在，了解自身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并由此知道自己应当努力的方向。而另一方面，孙立平也成为了一杆标尺，他考验着学者的良知。

文：吴锡平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5月

    “严禁用公款打麻将”、“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学生”、“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这些约束性的条款不是网友的网络玩笑或是“恶搞”，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正经八百的文件规定！当这些看似荒谬无比的例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时，我们应该警惕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底线正频频失守，它正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

    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其新著《守卫底线》中提出的“盛世危言”。近年来，他以《断裂》《失衡》《博弈》等一系列著作描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图景，揭示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及利益的冲突与和谐。这些著作如同一张张病理切片，为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表层背后的病灶与隐忧，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期需要面对和规避的风险。这本《守卫底线》更是将研究的目光深入了社会生活的肌理，从社会基础秩序的角度探究底线的边界与守卫的意义。

    何谓底线？孙立平说，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应该说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是所谓“底线”。“底线”根植于人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中，无论社会形态、制度等如何变迁，底线的内容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在社会变革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上述那些荒谬的规定就是一个明证。

    作者着重分析了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现象背后隐藏的一些真实原因。人们常常将制度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制度本身的缺陷，比如反腐败未能奏效，人们习惯于追问是不是反腐制度设计上除了什么问题，再比如国企改革，效率低下、资产流失等的问题确实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但很多时候，却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很多制度设计在西方世界运行顺畅、成效显著，但到了国内就问题百出，这不能责怪制度本身存在不足，而是执行环境出了问题。还有在改革中，新旧体制交替时并不必然是由新体制覆盖刷新旧体制，它们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的东西，比如信任结构。如果新旧体制共同基础丧失了，“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改革中，我们更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于基础秩序的重视和建设却很少予以关注，结果是一些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为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不断崩解。

    那么，底线何以频频失守？孙立平分析道，其一是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当经济和社会精英们分享社会进步的盛宴时，底层民众却深刻地体味到一种疏理感和边缘感；其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缺失。社会层面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使其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能力，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被侵害但得不到及时和完整的伸张，恶化了社会生态；其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改革进程中，当效率和公平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时，公平常常成为效率的牺牲品，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解体，要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的基础上的。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即使是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很难正常运作。”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秉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已成全民族共同愿景的今天，警惕底线失守的现实与可能危害，守护并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