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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的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
　　作者托德·吉特林曾经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不但目睹了媒体是如何歪曲报道的，而且还看到了学生运动自身复杂的结局。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在吉特林对于媒体报道和学生运动丰富的叙述中，他的朴素的描写，他的的对于人性的思考方式，为我们在大众传播时代观察民主的意义以及媒介与民主不断扭曲的关系提供了个独特的视野。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上那段重要的时期，本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曾念长 出处：新京报 2007年4月

　　在美国知识界，立志于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的批评家或学术人，不能轻易绕过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媒体，像六十年代那样见证并介入如此众多的事件：猪湾灾难、古巴导弹危机、地面部队进攻越南、美国最年轻的总统遭暗杀、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力运动等等。大众媒介在这些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见证了美国“创伤时期”的众多社会运动，还因为它们隐秘地参与并构建了这些运动。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Gitlin）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是一本解读六十年代美国大众媒介与学生运动复杂关系的杰出著作。

　　吉特林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一度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并参与组织了“曼哈顿游行计划（1965年3月）”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4月），因此吉特林在该书中对这两次事件的描述可谓情有独钟，他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剖析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想象的快乐”。为了避免自己的回忆成为一种选择性的遮蔽，吉特林在追溯这些往事的时候纯粹依靠当时的书面材料。而这些书面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即主要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成了吉特林分析大众媒体与学生运动的切实关系的主要依据。

　　作者通过“事件叙述”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如何在大众媒体的微妙干预之下，从最初“吸纳新成员，寻求支持”到“试图颠覆政治舆论，运动已经成为焦点”，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化为灰烬”。

　　在极富穿透力的叙事中，吉特林时不时附加一些深思熟虑的观点。最有警示意义的也许是他关于“媒介霸权”的阐述。在分析“媒介霸权”的时候，吉特林频繁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意识形态。

　　他说，专业的、组织的、直接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新闻事件，新闻的生产是一个权力系统，而霸权在新闻机构中被一些具有想象力的专业人员加以操作，并且是无意识的。吉特林还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过程。

　　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受控于由大众媒介编织起来的文化事实之中。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此外，人们对吉特林所说的“媒介霸权”顶礼膜拜，却很少顾虑“引火烧身”的后果。不仅仅是新左派运动的核心人物一度玩火自焚，而且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正在重蹈这个覆辙。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众多失控的“媒介事件”，对于许多中国文化人而言，也许就是一种灾难，如赵丽华作为“诗坛芙蓉”的形象在网络上遭到无尽的恶搞，李银河的“性权力”观点在媒体上引起过度反应等等。

　　价值中立的职业苛求让吉特林习惯性地保持着客观、冷静的叙事风格，但他的结论依然掩饰不住他对大众媒介的批判立场。“冲突论”的视角、“意识形态”等关键词，表明左翼学者吉特林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光荣传统。如果抛弃了这一传统，还有什么颜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