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伟文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打着“建设性”幌子暗度陈仓
记得2004年的夏天，曾与肖显静结伴，徜徉于牛津泰晤士河上游的爱西斯(Isis)河畔，近看天鹅凫水，远眺彼岸草地上自由嬉戏觅食的牛群、马群和飞鸟，仿佛置身世外桃源。那片开阔的草地，当地人称之Port Meadow，数百年来一直是自由民与平民的公共牧场，步入这踏青与远足的天然胜地，满目生机盎然、野趣天成。这令我想到，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公有地都会上演生物学家哈丁所描述的“公有地的悲剧”(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他指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但也深知，要使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都免于“公有地的悲剧”，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肖显静第一次告诉我，他要写一本有关“环境与社会”的研究生教材，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儿。他从2000年开始就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设“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课程，试图让那些满脑子牛顿、爱因斯坦的中科院的研究生们学会用海德格尔式的纯人文视角或大卫·玻姆式的科学化人文视角思考环境问题的肇因和对策。光阴荏苒，一本洋洋45万言、与他那颇受欢迎的课程同名的教材已在我的案头定居了差不多一个秋冬。这是其博士论文《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和博士后研究报告《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相继付梓后有关环境问题的第三本书。
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学科上一直存在着自然体系和人类体系的分立，相对于环境科学而言，环境伦理和环境与社会等人文社科研究多少有点像银样鑞枪头。置身科学即真理与正确的语境罗网，雄辩滔滔的肖显静也只能打着“建设性”的幌子暗度陈仓，小心翼翼地推销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人文关怀。就说导论的标题“必要的补充：人文视野中的人文关怀”，不禁令人想到“窃以为”之类的修辞。
人文社科不只是必要的补充
但只要仔细读过这本书，就会看到，这种谦逊背后的智识与良知堪称大勇。在如今这专业与学术压倒思想的氛围里，肖显静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不徐不急的学术化论证传达了他所要传达的思想性主旨：“全球性的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使人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要么沿着传统的老路走下去，从而加速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最终导致人类的灭亡；要么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行进，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留下一个适合于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地球。无疑后一条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就要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途径。它可以分为两种：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社会的。不过，任何一种途径都不是充分的……”(该书第1页)。
好一个“任何一种途径都不是充分的”！这个谶语般的论断真真正正是既科学又哲理还合乎逻辑，不论是傲慢的牛顿还是故弄玄虚的海德格尔都只好首肯。在肖显静看来，尽管自然科学的途径对分析和应对环境问题而言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自然科学的途径就可以充分地弄清环境问题的起因，完全地解决环境问题。就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而言，科技进步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资源消耗重量并不一定随科技进步而减少、科技进步并不一定能使有限资源无限化、科技进步不能满足高消费对资源的消耗、科技应用还可能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改造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也需要人类及人类社会来贯彻，如果不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角度去分析环境问题，就不能全面地弄清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该书第4页)。至此，人文社科在环境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再只是“必要的补充”了。
为了应对环境这个综合性的问题，肖显静充分展示了他对环境问题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专长，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政治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等层面入手，深入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科学与环境、技术与环境、人口变化、经济与环境、政治与环境、消费主义文化与环境问题、伦理与环境、宗教与环境、战争与环境以及中国的环境问题与发展道路等问题。导论最后以“内容涉及环境与人类社会关联的各个方面，力图给出环境与社会的全貌”(该书第16页)，简短作结，这大抵是此书的主旨所在。尽管谦逊的肖显静在后半句隐去了主语，但其胸中激荡的壮志豪情可见一斑。说老实话，这个目标在原则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他的执着潜行还是给读者带来了不少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尤其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文化与环境问题的深层关联方面有独到见解，当然其中的观点也是可以商榷复商榷的。
环境问题源于科学自身的欠缺
就环境与科学的关联而言，肖显静以为，环境问题并不只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相关。一方面，科学理论只具有相对真理性，不能将其看做是完全正确的绝对真理，不加批判地应用于对自然的改造；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科学遵循机械自然观，将自然看做是简单的、外在分离的、还原的、祛魅的等，所以在研究自然时，就主要关注于自然的这些方面，获得的只能是对已被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分离了的、破碎了的自然的局部化的、简单化的、还原的、破碎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按照这种知识体系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就很可能与自然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相违背，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地，他认为现代技术也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现代技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忽视了其他方面，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过程的统一，干扰了自然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加之技术应用的科学基础的不完备性、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盲目追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对自然的严重破坏。此外，基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消费生产所带来的象征性消费必然引发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和浪费，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造成了环境破坏。
然而，偏好“建设性”的肖显静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批判性的论述，而主张进行一次基于整体论原则、致力于认识有机整体性的科学革命，使科学及其应用担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建构良好的科学、社会环境以推进环境技术创新；批判消费主义文化，确立可持续的消费文化等等。或许，强科学主义者会以现有科学的成功为标高质疑所谓整体论的科学革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以“囚徒的困境”来论证少数自觉的“生态人”置身“经济人”丛林中固有的不利地位。然而，在一个淡忘理想和冷落思想的世俗社会中，作为一个学者，能提出一些哪怕是理想化的建议，就算尽到职责了。学者虽不是大法师，不能用精神催眠术引导自由意志，但他们还是可以酸溜溜地为自己开脱：“依照我与社会的契约，我说了我的想法”。思想能否触发行动全在机缘契合，不待“硬”科学家们嘲讽，人文社会学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多“软”：很多激动人心的人文反思或许只是所谓知识分子的鸦片——望梅止渴，如此而已。
公有地不是抽象的，公有地的悲剧总是具体的，要走出公有地的悲剧，需要关照人类目标的人文的视野，更需要超越现实利益的果敢而审慎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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