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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文：梁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耶鲁大学人类学名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代表作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前些年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15.80元)，后来的《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35.00元)，还有眼下这本《弱者的武器》。从原著出版时间表来看，《农民》一书出版于1976年，《国家》一书是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而《弱者的武器》出版于1986年，正是连接前后两本书的思想关节。

　　再从内容上看。《农民》一书的立足点是东南亚的农民生活，而且是关涉到最底层农民生存问题的“生存伦理”。《国家》则主要谈国家指导下的农村以及城市改革的失败，研究对象和规模似乎有所放大，追求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讨论范畴也正好在两者之间。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有“冲突论”这一流派，往往把马克思和齐美尔奉为鼻祖。这两位大师固然都谈冲突，可理念中实施冲突的方式和看待冲突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很喜欢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介绍马克思思想时，国内还有学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阶级战争”，在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下，“战争”倒是比“斗争”更符合实际。齐美尔则委婉得多。他当然一样深刻地体会到身处底层、被压榨、被欺负人群的“怨恨”，这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可是怨恨并不一定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也可能被深深埋藏、发酵，最后变成另外形式的能量。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主要遵循的就是齐美尔的思路，去探究农民那些日常的、隐藏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农民可不管什么理论，他们只是按照“防止最坏，期望最好”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反抗策略，这种反抗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武器”。
　　
　　谨慎的反抗

　　弱者的手里有哪些武器？大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傻、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其中没有哪种形式是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感受会更深，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纵观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对抗形式和对抗思想具有普遍性。据说过去苏联或者东欧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资本家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资本家工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性的反抗。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更多地谈论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因为农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生存”。对于任何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比如大规模征税，比如土地制度变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这本《弱者的武器》则更偏重无形的、间接的反抗。剧烈冲突不可能天天有，潜在冲突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如果不直接涉及生存，只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一定会明目张胆地反抗政府。直接的正面冲突，代价非常高昂，可能要耗尽农民手上微薄的资产，而且结果难料。也就是说，正面冲突往往不是生存尚未受到威胁的底层农民理性的最优选择。农民也是经济人，算得可精细了。

　　另一位很边缘的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类似问题。他的专业并非研究农村问题，而主要研究企业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斯科特颇为类似。他在一本出名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忠诚》里概括了工厂内工人对企业家不满时的三种反抗手段。第一种是退出，这在农村里情况不太一样，暂且不论。第二种是呼吁，就是通过工会或者直接地喊出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更常用的是第三种，不忠诚。这样不会和老板扯破脸皮，也不会丢了工作。至于不忠诚的办法可就多了，劳动合同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劳动细节，偷懒、懈怠、消极罢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行为还算好，暗地里做手脚、搞破坏，让老板吃哑巴亏，则是更为严厉的反抗形式。

　　斯科特的视野更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
　　
　　日常的计算

　　国内读者很容易想起一系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吴思的《血酬定律》，特别是去年高王凌先生的著作《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高先生研究中国人的“反行为”正好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相对应。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经济学界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原理的阐释，可以和斯科特讨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小动作做一个对照。

　　林毅夫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给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力，只能进不能出。在政治压力下，所有农民都被迫加入了人民公社，可是由于产权不清晰，每个人的劳动不能直接与土地上的作物产量挂钩，收入分配只与劳动时间有关，那么偷懒、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大跃进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偷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各种瞒报、谎报，最终酿成大祸。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与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的效率作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当时中国农民由于缺乏产权而没有劳动积极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动，但日常劳作中的反抗是天天存在、处处存在的。

　　农民们总有着精准的计算，包括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对组织，也对其他农民。斯科特曾循着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路数研究过农民的“礼物交换”或者“合作互惠”行动，知道很多礼物是以“人情”方式来计算的，和货币财富不能直接冲销，大家照样记得一清二楚。

　　在具体生产劳动时，虽然一般会有明确的制度和监督，但是监督者和劳动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有钻空子的机会。一般来说，监督可以分成“监督劳动过程”和“监督劳动成果”两种，在监督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这两方面同时监督。如果你重视劳动成果的质量，那么农民就会在劳动过程中偷懒，减少产出；如果你重视监督劳动过程，那么农民可以在不减少劳动时间和数量的情况下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总之，劳动永远是劳动者自己付出的努力，监督者要对付劳动者，信息上总是不利的。

　　与其监督，不如“激励”，这是高层组织对付“弱者武器”的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就是一步步寻求有效激励的办法。这是斯科特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国家的视角》中得以详细阐释。斯科特也意识到，国家或者集体往往会寻求一种“过于清晰”、“过于明确”的激励机制，以为能把小小农民的算盘彻底搞清楚。

　　可无数实验都失败了。统治者骄傲的设计和计算才能，在数量惊人的小农狡黠智慧面前，全都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可笑的狂妄。为了实现政府期望的富裕、有效率以及公平等目标，政府在何种范围内设计何种程度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光有机制似乎不够，还必须同时干涉农民的理念，这就需要理论层面的反思了。
　　
　　统治的霸权

　　斯科特是极为重视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虽然在他书里，任何大学者名字出现的频率都赶不上那些他深有交往的本地农民。在《农民》一书中，他是沿着波兰尼(Karl　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区分出农民生存伦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然后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理性”。

　　而在这本书里，他就试图把“形式”和“实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来自文化研究先驱葛兰西，即“霸权”(hegemony)。所谓霸权，就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从而全面地驾御社会的生产循环。斯科特另一本比较新的著作，题目是《统治与抵抗的艺术》，进一步把这种“霸权”上升到艺术高度。

　　通过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这个小地方的长期观察，斯科特开始认识思想或者意识的重要性。传统观念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主要武器就是国家机器，是法律，是暴力，是税收。可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武器，是偷懒，是暗中破坏。强者的武器虽然强大，但弱者的武器更丰富，智慧无穷，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只有同时在制度和思想上努力，在思想上控制弱者，使他们盲从顺服。毕竟塞达卡之类的乡村小镇，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据斯科特观察，能够深刻洞悉官方意图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根据本能和直觉，做出包含小聪明的反应。政府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把权力、地位、财富的分配原理重新包装和阐释，从而实现“霸权”统治，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霸权”统治，真的能取得比目前复杂局势更好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吗？

　　就以土地租赁关系为例。塞达卡农村过去常常是使用谷物交租的，现金很少。过去租赁契约往往是活租而非死租，即可以根据自然天气等原因修改契约。但是这些趋势都逐渐在改变，政府似乎更愿意施行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管理，却不管农民是怎么想的，大大影响了农民甚至地主的积极性。

　　要知道，农村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很多方面，很多契约签订的特殊关系都非城市人所能想象。就以分成租这种形式为例，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反过来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予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比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则一般都要出棺材钱。

　　这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租佃合同，使得佃户和地主在多个维度上勾在了一起。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成之前，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我们自然可以从小乡村的复杂环境里，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理论”，去推测和设计它下一步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前景。斯科特对此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情绪，他不愿相信革命家的承诺，不相信现代化的建设手段可以消除那些贫困和不平等。倒是弱者的武器充分展现了韧性，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弱者的武器，它是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最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

文：邓广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非口述史的实地研究

美国农民研究专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如他一贯的观点，充满了争议性。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间，他在马来西亚的村庄塞达卡度过了两年田野考察的生活，这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７０户人家，１９７２年该村引入双季稻耕种，１９７６年引入大型联合收割机。技术革命使得这里的富人更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更穷。这个常识和背景，对于后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使得斯科特的研究不同于其他的口述史研究。

斯科特关心的是村民之间的阶级冲突，他发现农村阶级冲突并非是常说的直接的反抗、斗争形式，更多的则表现在穷者消极的懒惰、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暗中破坏、欺骗、小偷小摸等行为中，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富者的吝啬、贪婪、自傲。这种不公开却心照不宣的冲突行为“揭示了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不仅是基于其本身可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更是对自身作为一个政治无效阶级的自觉所致。事先不进行周密的计划，利用非正式的途径，以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正式地和权威对抗，更多的不满融进了弱者的日常行为之中。

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与村民的谈话，穷人和富人都对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富人认为农民懒惰，对农民的逃避称为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小农意识、目光短浅等等。他们对弱者的不满或要求，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采取强制措施。斯科特没有偏听偏信，也没有泛泛地认为事实和真相完全不可知或者双方都有道理都有偏激等等，而是同时给出了经济社会的事实。听其言，观其行，使得斯科特在基本事实的研究方面十分扎实，结论和发现也有一定的价值。

斯科特的理论让人想到现实中干群关系的紧张、基层政府和农民的不和谐关系。人们普遍认为的这种隔阂渗透到各个领域，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农村政策的执行、农村政权的建设。于是，有人呼吁对于农民的要求意见和建议，有权势的人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冷漠，多一些沟通，少一些强制。这样的用心未必不好，但是效果却未必那么好。这是为什么呢？聪明的正式权力运作机关对于弱势者难道就不能来个“软硬兼施”式的非正式权力运作？！



怎么做一个好的弱者

斯科特对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独创的发现，前人多有提及。农民日常的消极反抗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平庸形式，有着多重演化的可能，即可能转变为右翼势力的狂热分子。消极反抗不能取代激化形式下或者矛盾升级情况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意义。斯科特高看了弱者武器的作用。斯科特说，公开的、有组织的对抗行动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是过于奢侈、代价巨大，农民即使选择忍让也不意味着和谐，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日常的反抗形式。卑微的反抗小行动有可能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聚集成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但是，斯科特并不看好公开的、有组织的对抗行动，认为那是知识分子别有用心地唆使鼓动，弱者从中也得不到好处。实际上，斯科特自己说过：在帕克·亚赫与哈吉·卡迪尔之间，“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因为“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Ｅ．Ｐ．汤普森）。弱者的温和反抗和激烈反抗都是应该尊重的，这里不应存在奇怪的双重标准。

弱者也不是仅仅存在于农民中，而是存在于一切有权力运作的地方。这种权力可以借以政治、经济、传统、科技等各种形式出现。办公室中的白领对于老板、消费者对于商场的霸王条款、业主对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小商贩对于城市管理者、病人对于医院、小学生对于免试入学的小学和中学等等，弱者固然可以如斯科特所说，施展其武器，但那个基本上于事无补，弱者更期待的是不合理权力关系的缓解或者破除、不平等经济社会关系的由衷改善，我想这样希望不能算很高。现实中的弱者虽然也用斯科特赋予他们的武器，但是有非分之想的不多，即使冒出这样的想法，也会遭到斯科特的阻止。

斯科特反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统治阶级不仅将其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斯科特认为葛兰西忽略了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斯科特几乎认为凭借着他的“弱者的武器”，从属阶级就能够成功完成一次逃亡。他忘记了阶级认同并非是概念层面上的“虚假认同”，而是“由社会关系产生的经验的杂乱现实的多重认同”。以经济或土地的占有量为准绳的阶级划分可能不一定是持续牢固的，一定程度上也有转化的可能，但是作为个体的消极反抗行为一定更不可靠，更具转化的可能。说得简单点就是，弱者对强者会不满，但是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去做其分内的事，这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才真正起着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