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乔乔 出处：新京报 2007年5月
北京当然是一个群贤毕至的都城，对它的书写从来就不曾断绝。对北京的专门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析津志》，这是古代的地方学，属于志书中的别样书写。它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在政治正确的框架内，不越笔记体书写的雷池哪怕一步。明人张爵所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也是如此，这一万字的小书成了今天人们还原明朝街巷的重要凭借。清朝也陆续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北京的文献资料，而专门的研究机构直到民国年间才成立。“北平研究院”云集了各路专家，专门研究北京的刊物《北平》也得以出版。解放后为改造旧北京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首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搜集了大量的城市资料。
《色调·高度———解读北京》的作者谭烈飞主持北京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他的身份约略相当于古代的史官，这本书即充分体现了谭氏的这一工种优势。或许是稳妥的志书编纂手法在某种程度上障碍了作者对北京做出个人化的读解，这次他尽情释放了一下个人的书写才能。作者以北京城的色调谱系和高度的递增为两面镜子，彼此映射对照。这本书并未正视北京的现状，而是从色谱和倒影中拼缀出一个城市的面貌、性质与功能，既有宏观的战略研究，又有不同范围、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专题研究。
对北京居住形式的演变，作者按照历史性的顺序从洞穴一一细数至望京小区，是为它的纵向研究一例；作者也截取了近代市政建设和当代地铁建设的两个断面，婉转地道出了这座中国古都在拆解和重建（城市身份建设）中的得失———它不拘一格的兼容性以及在当代焦虑中的进退失据。
目前各界对北京的研究多偏重于它的某些现实问题，比如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古都风貌的保护、国际化、人口等等。但在研究中尚未形成切合北京市自己的基本理论和体系，可以说北京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据说北京已经不再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而是一个生产型的都市。
每年的1000亿元的建筑市场和1000亿元的商品零售市场确实可以说明这一更迭，但城市研究成果无疑也是“生产型”题中应有之义，至今我们没能读到海淀本雅明或者宣武西美尔对城市的破解之作，但我们有理由期待，那本诉说北京的大书迟早会出现，因为谭烈飞的书就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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