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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最早探讨社会性别、现代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人类学名著之一，着重考察了中国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进行的交叉重叠的现代性项目以及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作者通过比较杭州一家丝绸厂里分别在解放初期、“文革”中和后毛时代进厂的三个代群女工对工作、政治和社会性别文化的不同态度，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想象的不平等交叉中进行的各种现代性想象，以及女工们与中国各个现代性项目之间的多样关系。本书还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全书夹叙夹议。深入浅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

文：董丽敏 出处：文汇报 2007年5月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进程的标志之一，“妇女解放”问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饱受关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解放就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纳入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视野中。也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拥有了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独特性——始终与民族、革命、国家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始终没有像西方的女权主义那样，以一种独立的形态出现。
   
    如何评价这种独特性？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内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阵营，对于中国的妇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废除娼妓制度、职业妇女制度、妇女参政制度等），走在了世界妇女解放的前列。但是在此之后，西方女权主义者则更多持一种批评立场，更愿意去发掘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更让学界关注。
   
    在罗丽莎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复制过程，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特产，而更应该被当作是一份“延迟的想象”，发掘、清理与重新定位这些裂口与缝隙，无疑是一种冒险，它既意味着对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质疑与挑战，也意味着要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重新界定与命名自己的知识谱系。
   
    1984年9月，罗丽莎进入了杭州振福丝织厂，带着新鲜、惶惑与隔膜，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之旅。她的目的是想要描述振福丝织厂三代女工性别观念的构成、表现、来源及影响。伴随着女工们讲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当时中国流行的小说或青年杂志中的婚恋描写，以及作者颇有现场感的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女性的生存景观如同画轴一样徐徐展开：
   
    对解放前进入工厂的女工来说，并不是“劳动”而是国家赋予“劳动”的意识形态内涵，改变妇女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从解放前搁置在男人们凝视目光下的羞耻的劳动，到被国家赋予“光荣”的阶级身份感的劳动，妇女们通过对劳动的僭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性别主体形象。
   
    对于经历了“文革”十年步入中年的女工而言，那个历史阶段与其说是一种狂热的乌托邦教育，还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观念与实践的教育。通过对权威的模仿或疏离，妇女们找到了凸现这一代群性别身份的有效符码。
   
    如果说对前两代女工性别主体建构的论述相当别开生面的话；那么，对于“文革”后进场的女工的性别身份构成的描述，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震动了。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新时期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可以说是涵盖在“人性复归”的主题之下的。而“人性复归”作为新时期“现代性”话语的逻辑起点，似乎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让我们相信，人类拥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这种人性是自然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加以压抑或遏制。基于这样的前提，女工们越来越迷恋于自己的“妻子”或“母亲”角色，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符合“现代性”要求并且反思极左政治的一种举动。当罗丽莎细致地梳理出这一“自然化”的女性进程背后甚至隐藏着某种权力的一种鼓励，也有着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自觉认同的时候，可以发现，罗丽莎的思路已经超越了就80年代谈80年代的简单做法，而拥有对90年代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实洞察的敏感与尖锐了。
   
    当21世纪的我们带着些许怀旧和迷恋回望所谓轰轰烈烈的80年代的时候，是否也能带着罗丽莎式的敏感与尖锐？

文：吴菁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在商场的一幅巨大的香水广告牌中，一位玲珑有致的女人胸前放着一瓶香水，它的球状造型几乎与女人的身体“完美”融合，它既是女性的象征，也是女性魅力的延伸。而在不远处另一幅广告画中，一位青春永驻的老男性明星正风情万种地凝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在当下中国，谁能指望摆脱这些无孔不入的性别暗示呢？

　　五十年来，中国人对于性别的感受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刻意模糊生理和社会性别特征的单一模式，到当今的俊男美女、非男非女或亦男亦女都有无数人追捧的年代，性别话语与性别时尚变得前所未有的喧嚣庞杂。虽说大家公认性别具有生理、社会和文化的层次，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变迁究竟怎样才能够把握？更准确地说，我们自身是怎样的男、怎样的女？

　　由此看来，在众多关于性别／女性研究的著作中，美国学者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是独特而深刻的一部。作者将中国社会对性别认识的变化过程与中国当代的现代性想象与实践过程联系起来，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都不能离开中国人苦苦想象和追求的终极目的——现代性／现代化。于是，我们究竟是怎样的男、怎样的女，就已经不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调侃，而是实际上预设了某种现代秩序的重大话题。

　　作为一位人类学学者，罗丽莎的分析建立在对杭州某国营丝织工厂女工的田野调查之上。“女工”在这项研究中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被划分成了不同的代群。作者在两年半的多次实地调查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成为工人的女性有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代群身份认同。她们大致按照不同政治时期——20世纪50年代、文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自觉形成三个小圈子，可以分别称为“解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一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三代女工相遇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铭记和遗忘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与当时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关系。

　　“解放的一代”女工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坚持叙述由革命获得解放的故事。“劳动”(来自马克思主义意义层面的“劳动”，强调的是家庭之外、为国家的劳动)成为这一代女工女性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而所有的劳动几乎都是跨越性别界限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年代，市场取代劳动成为生产现代主体的新的关键因素，而且在效率、优胜劣汰等“男性气质”的市场原则下，老一代女工成为“过时”人物，她们以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诉苦来表达对当下现代性图景的含蓄意见。“文革的一代”女工也称为“失落的一代”。随着工人尤其是“国营工厂女工”在改革背景下从社会中心到边缘(甚至被视为潜在的麻烦)的转移，她们以何种态度面对这个新的世界？与老一代工人习惯性地诉苦和怀旧不同，她们发展出一种有关权威的政治，对于改革背景下的工厂纪律表现得最为抵抗或者不在乎。对于“改革的一代”，工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微观和具体层面细化了对她们的身体进行约束的技术。为单身女工介绍婚姻对象、管理有危险的性、统计女性与生育相关的所有细节、奖惩合乎或违背生育政策的行为等，它们与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体建构起来的美丽、幸福的现代女性形象一起，鼓励了女工对家庭生活和母亲身份等女性特质的热爱，却又同时难以说服这些女工对劳动持有热情。

　　全文的分析是以社会生活中的性别故事为中心。故事中偶尔流露出作者和受调查者之间因为文化间离而产生的幽默与浪漫色彩。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审视自己的研究经验和过程，对自己可能会陷入的各种习惯性陷阱如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本质主义等进行了反思，虽然这种自我质疑在文中偶尔穷尽到神经衰弱的地步，但也反映了一位研究者追求本真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