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燕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4月
1984年，当法国人福柯因艾滋病在58岁去世时，它所引起的震撼是巨大和深远的。医院隐瞒了福柯的死因，大约是为了维护福柯的声名，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隐瞒，才使得关于它的种种猜测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于坊间流传，而一则发表于《解放报》的评论则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围攻:“他死后谣诼蜂起。人们盛传福柯可能死于艾滋病。似乎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就因为他同时也是同性恋者，就应该成为这种时髦疾病理想的打击对象……这种谣传的恶意令人震惊，仿佛福柯这人只能可耻地死去。”当因艾滋病辞世成为一种“可耻的死去”的方式，作为艾滋病患者的福柯之死与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福柯之死，便有了不同的分量。美国人詹姆斯·米勒后来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记述了这位哲学家死后的那段日子里发生之种种，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在艾滋恐慌刚刚进入公众视野的上世纪80年代。
但我想说的不是福柯的生死爱欲，我想说的是一本名叫《健康传播》的书，正是由这本书令我想到了福柯之死。该书的副标题是“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这为讨论健康传播这一主题设定了基本的立场与角度。事关传播，但读过此书，我却更愿意将它视作一部如何理解疾病、健康以及因疾病与健康而被改变了的世界——从传播的角度——的书。
不管是否愿意，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疾病改变了的世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染病或由于疾病死去。疾病定义了人，这一定义是通过人们不断地因疾病所作的身分再确认而实现的。疾病会带来诸如不确定性、痛苦、压力以及污名等种种不愉快体验，而患者一方面会因此而重新确认自己的身分，另一方面其在他人眼中的身分也由此而处于变化中。随着这种身分的确认，人们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形成。这虽然与因地理、民族、种族等方式形成的文化群落不同，但至少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任何群落都不只意味着一套习俗、行为或对其他人的态度。群落也是一个集体的认知；它说出了‘我们’是谁。”
这种关于身分的定义过程也许在艾滋病患者的经历中尤其具有代表性。正如书中引述莫瑞斯所言，“艾滋病永远不会被简单地归为微生物科学。文化环境直接影响着感染HIV的人的生活”，疾病也许是因为微生物作怪，但对疾病的恐惧、对患者的歧视等诸般情绪的来源则在医学之外。这就使得有关艾滋病的讨论超出了医学或微生物学的领域，而被赋予了一种文化的解释。以此观照福柯之死，当医院为了维护大师声名而隐瞒了福柯的死因，当媒体希图为大师“辟谣”而写下“可耻的死去”的判断时，我们将会看到，两个职业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事件采取了大体相似的态度。这其中当然有对疾病的恐惧，但更多的则是对某种边缘生活方式(如同性恋)的不认可甚至歧视，而后者显然是文化的。因此，如果想要在由疾病定义的不同群落之间谋求沟通，则文化的因素是必须被考虑在内的。为此，该书引入了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传播模型，这一模型涉及五个层面，即: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学、机构/专业、种族文化/家庭、人际关系。该书以艾滋病为研究案例，通过将HIV与上述模型的五个层面相关联，从而为观察人们彼此的关系以及讨论艾滋病复杂多样的意义提供了更多重的视角。
但是疾病或健康又不仅是文化的，它还是政治的。关于政治，书中将其定义为“有关一个特定问题的各种利益结构”以及“传播这些利益的过程”。其中，“作为结构的政治表现为在某个问题上人们所处的地位或所具有的权力、人们如何看待某个问题，以及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利益所在。作为过程的政治则体现在人们对其利益的传播方式中，谈论某个问题的方式，试图以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的方式，以及使某些相关行为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方式”。简言之似可概括为权力及其实现。
医患关系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以新角度审视之，却可以发现更深长的意味。反映在表层的事件总是因时因地而异，若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就会看到，所有表象的枝桠似乎都生长于同一根系，即“不成比例的特权……导致‘医学的声音’干扰或者甚至压制了‘患者的声音’”。至此，医与患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成为话语权的争夺与实现。“患者的声音”显然是微弱的甚至是缺失的，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知识信息的不对等。生物医学的发展使医生们越来越趋向于以疾病而非病人为导向，在这一趋势的裹挟之下，诸如“病人”是“病”还是“人”之类问题的解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医与患都更钟情于一纸处方，二者之间的交流时间则几乎被压缩为零，患者想要倾诉，医者却无暇亦无心倾听。
但是传播却可以使事情发生改变。疾病割裂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的生物、心理、社会和精神健康的完整状态，也将医与患分列于权力的两边。知识信息通过传播实现了共享，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也处于流动的过程，而患者则因此而实现从被动者主动的转变，从而可以作为有主动权的公民参与决策并在与医务工作者进行对话时关注自己的权利、责任和能力，进而影响议程设置。一个突出的例证是，美国国家乳腺癌联盟自1991年成立以来通过实施教育计划、会议、出版等多种方式，促成了国家乳腺癌行动计划的制定，使得投入乳腺癌研究的资金几乎增加了八倍，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使患者被包括在卫生保健政策和计划的关键决策者中。此书以“赋权予民和提出主张”作为结尾一章，是否也预示了现实中的更加光明的前景呢？
纵观全书的写作，它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关于健康传播的讨论，并引导读者“将实践理论化”，这当然是由其“传播学经典教材”之身分决定的，不过这样一种方式对于阅读者而言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而此书的三位作者不仅是精彩故事的讲述者与分析者，也在真实的生活中被疾病所困扰，为亲人朋友的离丧而悲伤。正如作者们所说，“我们自己的健康或病痛的经历已经全面影响到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教学生涯和我们对健康传播理论的构建”，其实，疾病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疾病塑造了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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