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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楼村是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人类学学者韩敏选择这个村庄作为其田野工作地点，与其地理位置及成员有关。作者以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的采访及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追踪并揭示了有六百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的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通过真实又详尽的调查，作者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尽管社会经历了无数变迁，但在其结构中仍能看到延续性；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仅仅服从于统治者；此外，人是拥有长久记忆的。不论从人类学研究还是从20 世纪中国社会史角度来看，本书都有重大价值。

文：罗豫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1938年冬，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美国人赛珍珠以一部安徽宿县农村为原型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

    诚然，作家赛珍珠独具敏锐观察的女性视角，代言的皖北农村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切细节，但毕竟是小说家言。然而广袤的中华大地，尤其是极具地方特色和社会历史意义的中国农村，却一直是外国人类学者进行田野研究的诱人场所。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L.Buck)就曾在美国农业部出资支持下，于1930年主持金陵大学农学院师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事后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恐怕除了学术使命、兴趣使然，还跟夫妇俩在宿县地区以传教士身份生活多年，经常走访郊外农家，熟悉中国农村密不可分。

    时隔60多年后，旅日华裔学者韩敏也选择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人类学研究，并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语境固然是作者关注的“题眼”，但她更希望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尽管社会经历了无数变迁，但在其结构中仍能看到延续性；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仅仅服从于统治者，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资源，从而使来自外部的政策变得对自己有利；此外，人是拥有长久记忆的，人们的记忆往往要比政府的政策持续得时间更长。

    整本书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谨慎谦虚的研究态度。首先，结构的每一步安排都有理有据:从晚清帝国时期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再到改革开放，从李村的宗族结构到生产关系再到民俗风情，每一个章节的安排无不体现一种严格的学术作风。其次，作者自己的推论都基于客观详实的数据和事实，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由于研究的内容涉及中国几十年来农村社会的几次主要社会变迁，浸淫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字里行间常常不免强烈的情绪色彩。韩敏一以贯之的客观原则，一方面是其局外人的先天优势，一方面也体现了她所接受的严格人类学训练。

    很多研究细节中，不难发现韩敏的方法学功底。如为了让村民不把自己看作“非我族类”，韩敏穿朴素的农装、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学习并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又如在帮助李家宗族编纂族谱重修祖坟后，她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跨越了研究边界、涉足了研究对象的世界而使得结论失真，故而特意在最后讨论并澄清了这一问题。

    基于赛珍珠夫妇曾在宿县传教的历史渊源，作者专用一章篇幅表达了对改革以来皖北农村基督教形势发展的关注。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一直是个相当忌讳的话题，也是为海外众多“中国问题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敏感话题。这或许是对作者能否坚持人类学客观立场的一项考验。事实上，基督教对农村社会变迁构成的隐性张力，早年就已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先驱们所注意。杨懋春在其代表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就将村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徒形成了特殊的群体，而他们与非基督教徒之间“都抱有偏见，所以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这个结论似乎稍显草率。韩敏则通过更多面对面的接触，总结道:“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为基督教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本前提。而经济改革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所引起的贫富差别、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社会背景。为人们解除现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并给予来世的承诺，不需花费就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来世的永生与现世享乐主义的并存，合法的法律地位等基督教本身的特点是该宗教在此地比其他宗教有人气的原因。”

    把这本书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的另外一本《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放在一起，不失为一组有趣的对照。后一本书的作者罗丽莎也是一位女性人类学研究者，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美国从事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上都非韩敏可比。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主要技术含量，就在于怎样有效地融入当地，在适当介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体会和保持距离以求客观描述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把握，使研究既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又尽量确保这些信息的客观性。同时，人类学研究毕竟是研究而非评论，所以在基于所得信息进行推断时，抵制妄下结论的诱惑也是必要的素质。韩敏的研究从头到尾一直牢牢把握着这一尺度，相比之下，罗丽莎更喜欢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主观理解。把两本书的目录做一对照就可以发现，韩敏的章节安排以中国现当代社会变革为线索，而每一部分具体论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分类原则；而罗丽莎的结构线索是自己的内在思路，“生产力诗学”、“社会主义怀旧”、“后毛时代的语言”等感性的政治字眼出现在一本人类学学术专著中已经足够吸引眼球，连标题“另类的现代性”也是当下最时髦字眼的组合。至于副标题，虽为“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但整本书都是在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别化渴望，字里行间也能清楚地听到一颗强有力的女性主义心脏在搏动。两本书迥异的风格，恐怕不仅是两位学者个人特色的投影，更是整整两代人类学者在立场、方法，乃至研究技巧上差别的体现。人类学在二十世纪末的发展和走向，可见一斑。

文：肖复兴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9月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一书。作者是现正在日本研究并教授人类学的韩敏教授。这本书以国外流行的人类学的角度，以宗族的诞生、延续与变迁为经，以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化为纬，解剖了淮北平原黄河故道上一个叫李家楼村子里李氏宗族自清朝到民国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几百年来历史的沉浮变迁，书写了李氏家族以及相关的上下几代80余人的命运与生活，对于中国农村汉民族宗族的土地、权力、婚姻、姻亲、宗教等诸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仔细的梳理、认真的研究和重新的诠释。读过关于农村历史风云激荡与变迁的书有许多，但从宗族为楔入点、以民族志为追求的书，这还是第一本。

　　引起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或者说合上书令我思索的，不在于它的学术价值（因那自有专业懂行的专家的公论），而首先在于它的写作态度与角度。

　　先说态度，这本书的作者韩敏女士从1989年10月到2000年8月，经过11年先后6次，总耗时30余个月，深入李家楼，吃住在那里，追踪采访了近300人，进行了一一的口述笔录，工作量实在不算小，方才令人信服无可争辩地梳理清楚李氏宗族长达600余年绵延变化的来龙去脉。正是基于这样耗费时日与精力的扎实努力，这部学术著作才写得并不那么枯燥，相反里面有许多生动细腻的情节细节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其中李家楼大地主李云廷解放前后命运跌宕，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死于自家庭院的叙述，那种冥冥人生中宿命一般前后的铺垫照应、宗族间经济的分化导致人性的矛盾，夹杂着政治分野而酿造出的代际之间的仇恨，历史浓重影子的笼罩、时代变迁的风雨参与个人和宗族命运其中，是小说一样的质感丰厚的东西。作者和李氏后人一起乘坐他开的手扶拖拉机颠簸到30公里外江苏铜山县境内的老庄子查阅并搞清族谱，又在两公里外的朱楼村的石桥栏杆上发现李氏始祖石碑，然后帮村民认清碑文，一一抄录，重新刻碑矗立于村头，真的是如田野之风习习扑面，真实而生动。

　　我想起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讲究生活和文学之间源与流的关系了，特别是我们的报告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风靡的所谓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一大厚本一大厚本地出，比赛着谁更厚，却都是速度奇快，洋洋万言，倚马可待，其许多是凭着现成文字材料的照搬，和网上收集拼凑的材料而成的，注水与虚肿，可想而知。

　　毋庸讳言，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有各自潮起潮落的客观规律，我们的报告文学发轫并鼎盛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大约这十年时期。90年代以来，虽也有优秀的作家在坚守，间或也有好的作品涌现，但高潮毕竟已经过去，很多作品不仅质量上不足一观，而且货色本身就十分可疑。这和我们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度在大面积上坍塌确实相关，严重地败坏了报告文学曾经拥有的声誉和品质，倒是如《回应革命与改革》这样的社会学的学术著作，学习并躬身拾起了报告文学应该具有的精神与品质。这种首先重视深入第一线实地深入调查研究的态度，在国外的人类学研究中称之为“田野调查”。其实，这样的传统，并不为韩敏独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杨茂春的《台头——一个中国的村庄》、许烺光的《祖荫之下》等先辈的经典榜样。对比我们现在充斥在报刊上和书籍中的报告文学，却成了“见光死”一般，迅速被人遗忘，甚至根本就不曾被人阅读，上述那些著作却历经半个多世纪漫长岁月而魅力不衰。这当然和他们所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有关，但和他们的态度与操守也相关。如今，与“田野调查”相对应的，是我们今日越来越多变成了“宾馆调查”和兴师动众的豪华采风。

　　态度确实决定一切，态度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报告文学的走向，而不仅仅是写作的角度。我们当下某些报告文学更愿意如风追马、蝶恋花一般追逐热点，或者索性丢下斯文不管，将报告文学如同卖肉一般卖个大价钱，其功利性浓重的表演，甚至商业色彩毫无遮掩的贩卖，便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便难以寻找到如韩敏一样宗族民族志的新颖角度，去试图勾勒我们伟大民族更宏大更丰厚的形象，去试图触摸我们民族更深刻更隐秘之魂。

　　韩敏教授的著作，期冀能够以一个皖北小村庄的宗族变迁史回应中国几百年历史的革命与改革，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我们的报告文学，应该回应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否则，当下报告文学的颓势将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