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思－普里查德和他的阿赞德人
文：李 霞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每门学科的历史上都会闪耀着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名字，被称为“现代人类学奠基者”之一的埃文思－普里查德（１９０２～１９７３年）便是这样一个光辉的名字。他众多著述中所体现的深入的田野工作体验、对异文化逻辑的理解、对异社会结构的探询，还有，精细优美的叙述文风，将这位英国人类学家标识为人类学家的“经典”。
在人类学史上，埃文思－普里查德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前辈及老师、现代人类学的先驱者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提出了长期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和社会学比较研究的思想，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体现了以上方法和思想的完美结合。不过，与这两位前辈只强调静时态社会中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功能不同，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历史这一维度引入到人类学的分析中（这恐怕与他的历史学学术背景相关），并认为人类学应建基于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之上。他强调人类学的目标是要在所研究族群的历史情境及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去理解其行为与思想的意义，应该展现社会现象的关联性，而不是去探求某种普遍的规律。他对中东非几个族群的研究所得出的各种结论和模式，在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和宗教信仰等人类学重要领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和研究实践开启了以后人类学很多新的发展趋向，如历史人类学、文化象征研究以及日常生活研究。
埃文思－普里查德是以“非洲研究”专家著称的。我们知道，人类学最初是以非西方的、没有文字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因此，非洲各族群、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等成为早期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人类学中经常有这样的案例，某个土著族群因为某人类学家的出色研究而闻名于世，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特纳的恩登布人、米德的萨摩亚人、格尔茨的巴厘人，以及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和阿赞德人。
阿赞德人是中非的一个土著部落。埃文思－普里查德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在赞德地区共居住了２０个月。这本１９３７年初版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所描述的是阿赞德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们对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信仰体系。
这是一个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迥异的社会：巫术无处不在，巫术观念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的所有不幸事件都是巫师实施了巫术的结果——花生苗患了枯萎病，是因为巫术；在丛林中没有打到猎物，是因为巫术；脚趾头踢着树桩化脓了，是因为巫术；妻子不理睬丈夫，是因为巫术……而人们又不是消极地承受着巫术的伤害，他们可以通过请教神谕来查出施巫术的巫师。各种神谕中最灵验的就是毒药神谕了：给小鸡灌食少量叫“本吉”的毒药（一种从蔓生植物中提取出来的物质），然后向它提出一个可以用“是”或“否”的形式来回答的问题。“本吉”并不是总能杀死小鸡，因此小鸡的幸存或死亡便昭示了神谕所给出的判决。通过神谕查出施巫术的巫师后，就可以利用魔药实施魔法来对抗巫术或进行报复。
而阿赞德人独特的因果关系推理又能解释所有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粮仓塌陷，把坐在下面乘凉聊天的人砸伤了。是的，阿赞德人知道粮仓塌陷是因为白蚁蛀蚀了粮仓的支柱；是的，他们也知道人们是为了躲避高温和炙热的阳光而坐在粮仓下。但粮仓之所以会恰恰在人坐在它下面时倒塌，那就是因为有人施了巫术——必须要有人对这一不幸担负责任。与此类似，对于同一事件，毒药神谕前后两次给出的判决结果如果是相互矛盾的，阿赞德人不会惊奇，他们自有解释：那是因为采来的毒药种类错了或过期了，或是操作神谕的人没有遵守禁忌，或者是有人在实施巫术进行干扰……反正，神谕是绝对有效的。
宗教信仰体系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之一，因为它最能直接反映出当地人的世界观，反映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理解。通过对阿赞德人生活逻辑深入腠理的体察，并透过优美精细的笔触，埃文思－普里查德将阿赞德人的信仰体系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所有那些在我们看来怪异的行为和思想，在阿赞德人的观念和逻辑体系中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可以相互解释、彼此贯通。无怪乎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为埃文思－普里查德写的传记中，称他为“原始心灵的知音”。而他所描述的阿赞德人关于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信仰体系，曾引发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关于文化相对论和认识相对论（理性／非理性）的诸多讨论。
通过在小规模社区内的长期参与观察，达到对文化差异的深切理解，并依此理解达致对本土文化的更深理解和反思，从来是人类学的基本旨趣所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有些民族居然是这样在生活的！他们的社会是这样在运行的；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思维将各种现象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在这样一种“文化震撼”和视野观照下，我们禁不住会回过头想，看来我们的很多观念并不就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征服自然”，比如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或许我们的世界还有别样的可能性？
埃文思－普里查德还以行文优美著称，他的民族志作品丰富、精致，富于感染力。本书以及他的另一名著《努尔人》自出版后均被人类学者奉为民族志的典范。以细致系统的描述方法呈现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学民族志这种文体的基本风格，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民族志作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结论或许已经被超越（比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就被后来学者批评为虽对阿赞德人的巫术观念表示了理解，但却用西方的理性概念将其贬低为非理性），但民族志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其他人民及生活的引人入胜的记录和描述，却永远激荡着我们对世界多样性的探究之心——这，大概就是经典民族志的永恒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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