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德刚《袁氏当国》
文：李俊岭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从1910年到1916年的短短七年中，袁氏三变其身：从“回籍养疴”的开缺大员，一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清廷重臣，再变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三变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其身份变化之剧，地位飙升之速，人生结局之悲，在近代中国几乎无人可匹。自袁氏盖棺至今已九十年，其间写袁、论袁者足有数十上百家。虽有人详论袁氏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但其头上“卖国贼”、“窃国大盗”的帽子却一直戴了将近九十年。近十年来，为袁氏摘帽子的文章为数甚少，而整体上公正评袁之作更是少之又少。
“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在袁氏死后曾撰挽联云：“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年之后，再评是案；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姑且不论杨度所论谁“误”谁、谁“负”谁的问题是否有当，但是“百年之后，再评是案”倒是颇有必要。无论是由于袁氏时来运转，还是因为治史者水到渠成，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后，又出版了新作《袁氏当国》（以下简称《当国》），就是要给袁世凯一个尽可能公正的自家评价。
要说明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国》一书是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的唐著《民国前十年》的节选本，其前无序言，后无后记，中有删节，也就不足为奇了。虽非完整原著，但《当国》仍可独立成书，自有风流。
一、人物与脸谱
历史事实不会变化，但后世对它的重现与解读却不断更改。因此，历史上的袁世凯在后世不同时代的语境中也就表现出不同的脸谱。清末民初，天变道消，中华民国承接了大清王朝，民主共和代替了君主专制。能如此运转乾坤，诚非一人之力，然首要之人，当数袁氏世凯。时势造英雄也好，乱世出英雄也罢，历史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袁世凯。不幸的是，“卿本佳人，奈何为贼”？袁氏以一念之差，复辟帝制，登基为洪宪皇帝，将同属百姓的“公天下”变成了只属袁姓的“家天下”。历史又毫不客气地放弃了袁氏。袁氏一失足而自遗千古恨，后人于有意无意间因其一失足而灭其千古功。民国时期写袁的代表性著作，如谷钟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书局，1917）和马震东著《袁氏当国史》（中华书局，1932），皆是如此。大洋彼岸的唐先生慨叹：“袁公我民国史上之开卷英雄也。然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1]这不单是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一段历史的遭遇。因为“袁世凯”三字，不仅是一个当国者的姓氏名号，更是一段历史的时代符号。袁氏盖棺已整整九十年，该是重读袁氏及其时代的时候了。唐先生高呼，公正评袁之作“或自不才始也”。[2]
重读袁世凯，不是简单地为其翻案，将踩在脚下的袁氏一下子捧到头顶，而是平视袁氏，给一个即使其能开口说话也不会鸣冤叫屈的结论。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者在重现历史事实的时候，必须秉笔直书，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发生过的事实。用求真的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就要“不虚美，不隐恶”，而春秋笔法不足取也。然而，公正评价历史人物诚非易事，而研究谁就拥护谁，变成某某主义者的例子也不罕见。《当国》作者不是“袁世凯主义”者，没有人云亦云、阿世媚俗，而是在广泛翻阅史料，访谈袁氏当年的机要秘书顾维钧之后，给袁氏以“温情之理解”，几经斟酌，再对其作自家之评价，尽可能既对读者负责，让人信服，又对袁氏负责，不让其叫屈于地下。在作者看来：“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3]
袁世凯是个悲剧性人物，其悲剧性的命运既在于其智才德，也在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袁氏复辟帝制，最能说明其智才德。作者考量其是非说：“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至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 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4]作者还进一步剖析云：“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Western Democracy）。袁世凯之当国则正值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柄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5]从唯物论的内外因辩证关系来看，作者给袁氏充分的“同情之理解”，量“责”不谓不当，论事不谓不公。至于“窃国”之说，《当国》不为也。若袁氏地下有知，得评如此，夫复何言？
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不仅需要秉笔直书的巨大勇气，更需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人性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人拥有创造文化的智慧和能力。衡之于道德尺度，人性常常表现为即善即恶、非善非恶。所谓贵族与平民，精英与草根，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作者早年也曾完全否定袁氏，晚年于《当国》中给袁氏如是公允之评，正是源于其阅尽人间、饱经沧桑之后对人性的深刻体会与理解，如其所云：“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如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6]
二、叙事、情感与史料
《当国》之品鉴评说有标新立异的高妙与独特，其行文叙事又有删繁就简的轻盈与精练。依笔者看来，作者的叙事史写法，丰沛的情感以及娴熟的史料功夫，共同造就了《当国》这一著作的鲜活与精彩。
其一，作者着实擅长叙事，以十二万三千言将袁氏当国的历史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其叙事于紧要处用墨如泼，于次要处则惜墨如金。如其对至今仍众说纷纭的刺杀宋教仁案用了将近一章的篇幅，这不仅仅因为宋案是袁氏与革命党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更因为宋案的真相对公正评价袁氏至关重要。作者在没有更为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不惜笔墨，联系古今中外的高层政治运作成案———美国的“水门事件”，台湾的“江南案”以及乾隆皇帝之“女儿城”故事，推论出袁氏与宋案的共时性关系，难以确定其为刺宋的真正的刑事犯。再如袁氏当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奏———袁氏养敌、逼宫和摊牌的曲折进程，不能不作交待，又不可喧宾夺主。作者以一张寥寥数百字的《袁氏养敌抓权取位始末时间表》交代得清清楚楚。
作者叙事的语言生动活泼，轻松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此看来，面孔的好看与学术的严肃并非绝然对立，那些原因逐条数、影响分层谈的史学论著，纵然作者心如炭火春，奈何面如冰川冷，即使专业的学者也觉读来无趣。虽不必模仿《当国》的语言风格，但换一副亲切的面容又有何不可？诚然，晚近以来的史学论著之所以面带冰霜，与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不无关系。这在下文中再作解析。
其二，在《当国》的叙事中，作者常常浮出水面，慷慨陈词，阐扬民族情怀。这在评点黄兴上尤为突出。如论黄兴留守南京一事时，作者感叹道：“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7]这些文字既蕴涵着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良知与寄托，又满怀诗人般的激情，实系一位性情中的历史学家。作者亦坦言：“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8]没有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思想的海底，又怎能向世人诉说历史的精彩故事呢？
其三，娴熟的史料功夫，是《当国》的精彩叙事不可或缺的。平心而论，《当国》使用的史料并无新奇，但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功夫却是高人一筹。如论袁氏在当选为大总统之后颁布大赦令一事。作者见微知著，称袁氏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根本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大政治家的风度。“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此时的袁氏一意孤行，做事不像练新军、行新政时那样有板有眼了，结果只能自取其辱。“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9]
作者不仅能在细节中发现魔鬼，更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典型的一例就是解读被后人认定为袁氏卖国罪证之一的“二十一条要求”。作者细读了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注意到“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记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10]笔者不学，初见此语，猝然一惊，这哪里是印象中的“卖国贼”曹汝霖呢？于寻常史料中发现不寻常的问题，绝非史料功夫平平者所能为也。作者为曹汝霖、陆宗舆惋惜：“我辈治前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11]
在《当国》行文中，作者恰当地加入了一些口述史料，即其与当事（时）人的对话。其在《当国》中提到的当事人是顾维钧，当时人是胡适。如评说“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始末时，作者就拉了两位先生来陪座。先是插了一段其与胡适的谈话，谈到当年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为“二十一条要求”嚷嚷不可终日，而胡适为劝大家平静下来写了一封《告中国同学书》的往事。后是插了一段顾维钧向作者讲述的中日双方代表讨论“二十一条要求”的精彩细节。这些吉光片羽着实为《当国》增色不少。
三、理论与方法
历史哲学缺少了历史事实的支撑，就成了空中楼阁；历史事实缺少了历史哲学的阐释，不过是一幕幕故事。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概念化、理论化的史识。《当国》叙事不止于讲解袁氏民国的故事，还进一步阐释和印证了作者那为人熟知的“历史三峡”理论。
“历史三峡”理论是作者关于近现代中国转型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其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方向、阶段与前景的看法。以“历史三峡”一词为近代中国的态势进行定位，以“民治时代”为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进行预言，在于其对世界文明的浩浩潮流有着广阔的视野，对中国历史的纵深走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中华民族的高妙智慧有着乐观的态度。其在内涵上确有独到之处，但在概念和逻辑上还不够健全、系统，也就是说，缺乏理论语言的表述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此外，这套理论以“历史三峡”命名也不尽恰当，它虽然可以形象地表达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却未能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潮如何改变了近代段的中国历史大河的水质，毕竟上海吴淞口的海水还不能反浸到位于湖北宜昌的西陵峡。道常无名，强为之名，也不必太过较真。
《当国》不仅揭示出袁氏政权在中国历史三峡段的江流中是如何翻船的，还对“历史三峡”理论做了比《晚清七十年》更为深刻、具体的阐释。作者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向，有一个辩证唯物史观主张的“客观实在”，就像长江必然流入大洋。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着“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还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民族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他还进一步说，自己“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12]；只能预测民治中国是帝制中国发展的必然归宿，却不能预言民治中国的具体形态。无疑，作者始终保持着历史学家的冷静，只是睿智地指出中国历史长河的前进路向，“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却不盲目地去做直线条思想家，仗着书生意气，“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13]。毕竟“文章不与政事同”。
《当国》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而其研究方法还是最基本的实证方法。在多种实证方法中，作者运用得最精彩的当数类推法。考辨“宋案”真相即是典型的一例。作者在事发近九十年后回顾此案，除了根据“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地访问”，还联系古今中外的故事和案件，进行了一系列的类推，写出了“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
《当国》在叙事中仅仅运用实证方法，似乎不合时宜，但这正是其可贵之处。晚近以来，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历史研究，实证方法也不像以前那样令人看重了。平心而论，社会科学方法着实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与视野，但它们也侵蚀了其人文学科的性质，使其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当前诸多史学论著之所以面目可憎，就在于其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实证方法，相应地也放弃了最能体现实证方法的叙事史写法。说到底，社会科学方法强化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却牺牲了其艺术性。将活生生的历史机体，完全看成了冷冰冰的生物标本，我们借助社会科学方法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形体与结构，却捕捉不到历史的神韵与风采。想要识古人精神，得历史风采，还是应注重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及叙事史写法。
四、问题与思考
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种烙印既有超越别家的新颖，也有囿于时代的不足。相对于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期望，《当国》的时代烙印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同于其他论袁者的新颖之处已如前文所述，现在该谈谈其应商榷之处了。以笔者之力，这里只能就《当国》的叙事内容略陈一己之见。
《当国》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大事的背景和社会状况似交代不足。其一，《当国》的浓墨重彩多在袁氏当国时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上，几乎不涉及当时从独裁政权下已渐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若是从理解“历史三峡”理论所预言的中国近代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14]而言，纵是限于篇幅，也不妨以数百言对民初的社会略作解说。何况袁氏当国之时，社会舆论已开始明显影响政治了。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与梁启超、章太炎并为舆论界领袖，因骂袁（世凯）、讽孙（中山）而名噪一时。其二，《当国》对部分外交背景因素的疏遗，主要体现在“二十一条要求”与袁氏称帝意图的关系上。作者只说日本人乘一战爆发之机，借口于英日同盟，“随之便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其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15]。事实上，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与袁氏称帝意图颇有关系。其三，《当国》对袁氏“祭天”、“祀孔”这等政治大事的省略，似乎不妥。袁氏称帝实为其当国期间天大的政治事件，而作为帝制运动的先声正是“祭天”、“祀孔”。这是政治舞台与戏剧舞台真正合一的旷世表演。姑且不谈袁氏的“祭天”、“祀孔”于中国文化史上有何影响，单就政治表演而言，中国近代史上仅此一人而已。写袁、论袁著作多对其作“特写镜头”处理。《当国》因何将这些最能体现袁氏心迹的精彩历史画面“剪辑”掉了，尚不得而知。其他如用典略有不确之处等缺憾已有人指出，在此不需赘言。
读罢《当国》，笔者除上述诸端感触外，最留意处就是“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的问题了。《当国》云：“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16]这句话背后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的假设与预测，其既关系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也关系到历史事件的确定性。偶然性是说过去的历史具有无限的可能，确定性是说过去的历史只有单一的事实。历史不是不可以假设，但这种假设不是胡适从实验主义出发来猜测事实真相的“大胆地假设”，而是对应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反事实假设。与“假设”密切相关的是“预测”。我们很想知道历史现象的初始条件一旦改变后的结果，或者很盼望出现某种结果，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依据历史发展的确定性与偶然性进行预测。因此，相对于历史研究的偶然论者与决定论者，进行这样的假设与预测，是更大限度地符合历史观察的结果，也是更大限度地体现历史研究的辩证思维。
现在不少人仍然坚持成为已然的历史不可假设。一方面，无限可能的假设会使历史陷入荒诞不经的幻想。另一方面，历史学不同于自然学的地方，就是它所研究的对象不像实验室里的实验一样可以重复，也不可以改变某个历史现象的初始条件，以测试其可能的不同结果。但是，并非所有的假设都是没有根据的幻想，因为某些假设是具有合理性的，甚至是当事人考虑过的可能性选择。忽略了这些具有合理性的假设，我们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性与非线性并存的真实情况，也就不能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智慧。
再看袁氏当国的历史假设。虽然袁氏自东山再起之后一直就有称帝的意图，但在其思想的天平上，帝制压倒共和，还在于一念之差。他对称帝毕竟是“既想着，又怕着”[17]，换句话说，帝制与共和还在两可之间。不幸的是，他在一般肖小的鼓动下失去了理智，压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后世声名，极其鲁莽地放手一赌，造成了帝制的事实。假如袁氏不背叛民国登基称帝，他的统治会怎样还难以预测，但至少“护国运动”会师出无名，无“盗”可伐；革命党武力倒袁仍属非法无道，难成气候；袁氏不会四面楚歌，迅速倒台。即使将总统位置传给了袁克定，他也不会被轻易扣上“窃国大盗”的帽子。大不了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二世”试试总统的宝座，再迅速下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清晰地预测了选择帝制“岔道”及其灾难性后果，又一再论证选择共和“岔道”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是这盆冷水到底没有浇醒袁氏那发热的头脑。
《当国》提出“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的合理性假设，不仅校正了叙事史写法的偏颇，而且给人有益的启发。叙事史的写法有一个弊端，即容易给人造成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因果决定论的印象。合理性假设提出之后，我们知道历史还可以那样发展，而道路“岔口”的选择需要的是理性的博弈。从后视的多棱镜中看袁氏当初的帝制选择及其后果，我们很容易判断出那个极有可能的共和“岔道”的路途与境遇，要比帝制“岔道”好得多。也认识到，在多种现实的可能中选择一种并将其变成事实时，需要的是理性的博弈，而不是盲目的赌博。
读《当国》，是读袁氏，也是读作者。历史本非专供学者把玩的“阳春白雪”，而亲切可人的史学著作更应该带着温暖的气息“飞入寻常百姓家”，更何况这样一本短小精悍、文采飞扬、自成一家之言的唐著《当国》呢？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7，207，59，152，207，151，43－44，44，33，143，144，93，93，207，138，179，17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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