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后滨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期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唐朝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历史知识中也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不仅对于知识阶层如此，对于一般民众也是如此。从《说唐》、《隋唐演义》，到《秦王李世民》、《隋唐英雄传》、《武则天》、《唐明皇》、《大明宫词》、《大唐歌飞》、《至尊红颜》等流行一时的影视作品，再到作为启蒙素材的大量的唐诗，唐朝的历史知识早已成为国人文化素质构成中的一个相对核心的组成部分。不过，史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学术界对唐朝历史的认识，不论是史学观念还是对一些史实的考定，都早已超越了演义小说及其所据的旧史。但是，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影视作品却往往要么还停留在旧史陈说，要么基本是按照时尚的套路进行的戏说甚至是胡说，而没有充分吸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例如，李世民还被认为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唐朝真正的开国之君，而李渊只是迫于李世民早已布下的周密计划才起兵反隋的；唐高宗李治被认为是一个昏懦之辈，既让太宗到死都放心不下，又在即位后先后完全受制于权臣长孙无忌等及武则天；武则天统治的时代则基本被认为是唐朝皇统的一次中断，是辉煌的大唐历史上一段混乱黑暗的时期。其实，这些都是对历史的曲解和误解。至于两度做皇帝的唐中宗、唐睿宗，以及中宗那强悍擅权的韦皇后、风流博学的上官婉儿等等武则天和玄宗之间的历史人物，更是演义戏说的多，忠实历史的少。还有，杨贵妃是否应该承担安史之乱及其所带来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责任？马嵬事变的真正主谋是谁？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是否合法？为什么安史之乱要到代宗时期才告结束，而代宗本人却成为唐朝第一个被宦官拥立的皇帝？为什么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唐德宗一开始雄心勃勃但很快又陷入姑息之政，以致一生之中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四大矛盾？做太子时间最长而做皇帝时间最短的唐顺宗，在唐朝中后期的历史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唐代中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宪宗，他的即位和暴崩，都留下了众多的历史谜团，其真相到底如何？为什么说宪宗的弃世和穆宗的即位，就标志着唐朝从此进入到一个无可挽救的衰败期？为什么穆宗以后的皇位继承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三个兄弟做皇帝接着又有皇太叔继位的现象？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的孙女，是宪宗的妃子、穆宗的母亲、敬宗文宗武宗的祖母、宣宗的庶母，她身历六朝，对晚唐的中枢政局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宦官干预皇位继承凭借的是什么力量？唐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是唐朝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么曾经如此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是如何在他们的手里轻而易举地灭亡的？唐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中留给后人无数的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在一般的演义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切近历史真实的解答。
造成史学研究和大众文化之间断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大众文化的创作者及传播者的知识结构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学术界自身越来越孤芳自赏不断把自己边缘化的结果。如何把经过学术界长期研究积累的成果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甚至喜欢的文化产品，确实是摆在影视界、出版界和学术界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但严谨并不等于高深莫测，不等于要把大众都挡在历史知识的门外。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应该有符合当前人们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的传达正确历史知识的通俗作品。当然，通俗并不等于庸俗。我相信，只要在叙述方式上有所改变，在问题的切入点上更加与大众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关怀贴近，反映重大历史问题和传播严肃历史知识的作品并非一定缺少观众和读者。其实，越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东西，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越有可能避免史学的庸俗化。然而，愿意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把准确的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知识的人还不是很多，尤其是既有丰厚学术背景又能贴近和把握大众文化取向的策划人更是难得，以至出来一本什么畅销的图书或者收视率好的电视剧，后面就会跟着出现无数的模仿之作，而结果也往往如同东施效颦，叫人倒胃口。
对于大多数史学研究者来说，要从事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还是有许多的先天不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的叙事能力不足以应对大众需求的那种历史阅读方式。如何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运动讲述得条理清晰、环环相扣，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很强的可读性？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的功夫。其次是我们的知识面也还不够，不足以在汗牛充栋的典籍和层出不穷的历史故事中做到信手拈来，做不到把丰富的历史文化铺垫在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背后，这就难免陷入就事论事的局限之中。由是，我还是很看重那些用严肃学术态度撰写的通俗读物，任士英先生的《正说唐朝二十一帝》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这是一本唐史研究学者写的关于唐朝历史的书。书中的许多分析角度和观点，是对唐史学界长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总结，纠正了许多对历史的曲解和误解。这一点无需多说，从本书目录的小标题中就可见一斑。如高祖李渊之下有“太原起兵：谁是主谋”、“称臣突厥：千古之谜”之目；高宗李治之下有“承大统：非‘昏懦’可定评”、“立皇后：破‘顾命’之藩篱”之目。其他上面提到过的唐朝历史上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本书都有最接近史学研究前沿的解答。此外，全书对唐朝的二十一帝都有明确的历史定位，包括把武则天计入唐朝的帝统，都体现了作者对整个唐史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尽管全书以皇帝先后顺序为标题，但并非一个个皇帝生平和宫廷故事的简单拼合，而是贯穿着对唐朝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
其次这是一本写给大众阅读的通俗历史读物。它针对的是戏说误区，希望为大众解密历史真相。在文字风格和体例格式方面，本书试图去努力贴近当前的文化时尚。遍布全书的插图、皇帝个人小档案的附录、相关阅读书目的推荐，都体现了编者和作者的此种用心。书中关于唐史的重大事件，大都取自正史，并经过学术眼光的筛选，但是，一些细节也选取了唐人笔记小说的记载。有的地方写得还非常生动，而最可贵的是在生动之中还不失历史的深刻性。如关于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武则天为皇后问题上的斗争，“当高宗和这帮顾命老臣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之际，就是他冲破贞观顾命大臣的藩篱之时了”。关于武则天树置男宠的问题，“后世对这一做法的流言蜚语很多，不过，这在当时人心中却是比较正常的”。关于中宗对韦皇后和武三思的私情采取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书中分析“他觉得韦氏年已半老，仍有人对她感兴趣，反倒替她高兴”。这是要说明唐朝人的贞操观念相对开明。关于天宝时期宰相与太子的矛盾以及太子如何隐忍避祸，书中举了太子割肉用饼拭手然后吃之的典故。关于唐后期的社会动荡，作者举了唐人小说里“不肖子弟有三变”的典故。凡此等等，都使本书具有了某种可供轻松阅读的时尚魅力。
历史知识走进大众，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这原本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起源于唐代的说书，作为一门走向民间大众的艺术，到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作为说书主要类型之一的讲史，从宋代以后，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向民间传播历史知识的主要功能。大凡善恶的因果相报，英雄的侠义气节，君主的圣明与昏庸，大臣的贤良与奸佞，以至于王朝的治乱兴衰，都是传统讲史的重要内容。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是否真的中断了，这是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以出版古籍经典和严肃学术著作著称的中华书局推出了系列大众读物“正说历史书系”，正是出版界与学术界联手，对当前大众文化发展动向的一个积极回应。列入这个书系中的《正说唐朝二十一帝》，由唐史专家撰写，面向普通大众，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创作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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