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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和《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两册。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吸收了２０年来世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读来颇觉新颖，有强烈的现实感。所以，本书在２０世纪中期一问世便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颇受好评。

美国许多大学已把《全球通史》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甚至连美国的许多军校也把此书作为教材，规定每个学生在毕业前都要修这门课。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文：斯塔夫里阿诺斯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

    环顾２０世纪后期的世界，我们将注意到一个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个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一切都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不仅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这三个世界都在转动着它们的车轮。

    由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后，因此，尽管在"联合国发展的几十年"期间，我们做了种种努力，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加大。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因而，它们现在进入的不是"发展的几十年"，而是"生存的几十年"。

    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同样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１９６１年，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１９８０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超过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在当今新的尖端技术方面，并不是一位领导者，而是一位追随者。所以，它的工业产量已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实际上也落后于日本；苏联不但没能赶上美国，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后面。

    在富有想像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从世界上第一债权国下降为第一债务国。

    １９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前途的趋势。人类过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发觉自己陷入困境，当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艾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告诫我们所要避免的向大灾难的陷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有责任使人们警觉并认真考虑爱因斯坦对我们的警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我希望，我的书能对人们的觉悟有所贡献。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希腊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英国历史学家　巴勒克拉夫　　

    《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７０年代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性观念。     --《纽约时报》　　

——评《全球通史》

文：任东波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被称为世界史领域的奠基者、声名卓著的现代希腊问题和巴尔干问题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这部《全球通史》更是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1999年，《全球通史》第7版问世，书名中的副标题也世易时移地改为“从史前史到21世纪”，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锈蚀这部史学名著的学术成色，斯氏的全球史观已然深嵌在它的对象世界中。

　　“问题意识”、全球视角是新版《全球通史》最突出的两大特征。

　　每个时代都孕育、呈现出新问题，犹如年年新生的春草，湮没旧辙，负荷新履。无论是马克·布洛赫所提倡的“由今知古的‘倒溯’的历史研究法”，还是吕西安·费弗尔“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的主张，两位年鉴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都强调了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斯塔夫里阿诺斯继承了先贤们的优良传统。在第7版的致读者前言中，斯氏开宗明义：“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全球通史》，9页，以下只标注页码）通览本书的“历史对今天的启示”部分，从“人性的本质”、“历史上的种族”到“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再到“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或者，从“发展中的社会与‘受阻滞的领先’”到“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再到“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无不在彰显斯氏“问题意识”的同时，折射出作者对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的深深关怀之情。有必要将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思考之花采撷下几朵，它们将有助于当下的人们体味现实与推测未来：“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44页）；“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195页）；“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98页）；“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如在最初的旧石器时代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甚至在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一致时仍是如此”（403页）；“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475页）；等等。这种“问题意识”给这部史学名著带来了独特的价值，麦克尼尔曾这样评论道：“无论下一场危机在何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作品里的某些句子和篇章都会提供有价值的背景知识。”[1]从“问题意识”这点看，面对世界历史、面对宇宙人生，斯氏是一名“入戏的观众”。

　　《全球通史》的全球视角是一种对世界史编纂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既是对过去以帝国、上帝以及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的超越，也是对黑格尔、孔德、兰克等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叙事的批判。斯塔夫里阿诺斯继承了伏尔泰、维科、杜尔阁、孔多塞、赫尔德、康德等先贤的宏观视野，然而，这种继承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批判的、具有世界史学科自律性的继承。1964年，斯氏在评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时指出：“麦克尼尔的贡献必须被理解。迄今为止，世界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像施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的业余作家和历史哲学家……麦克尼尔对上述那种漠视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主义提供了一项替代方案，这就表明：世界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在知性上值得尊敬的研究领域。”[2]在第7版的《全球通史》中，从全球视角审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世界历史的事例俯拾即是，“在古典时代的数世纪中，欧亚大陆的所有地区都作为同等的地区互相影响”（48页）；“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83页）；“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300页）；等等。斯氏的全球视角给世界历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也使世界历史的进程变得“炯炯有神”。透过全球视角，读者可以撑一支时代之篙，沿着时间之河漫溯《全球通史》，来观赏或是夹岸芳菲，或是渚洲荒芜的世界历史场景。

　　阐释历史者，亦被学术史阐释。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而言，论证《全球通史》是一部“天衣无缝”的经典并非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和取向，辨识斯塔夫里阿诺斯留给后世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经验和教训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全球通史》经常受人诟病的两点是：欧洲中心论和“现代主义（presentism）”。然而，前者的问题并非出在斯氏本人身上，而在于“尽管个人的偏见能够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但文化上的偏见却很难察觉和纠正”。[3]民族优越感是所有全球史模式都面临的困境，因为模式的建构者都是其所属文化的“囚徒”，并且，他向历史所提出的问题都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那种认为存在着某些完全超越种族优越感的历史全面观点的看法是天真幼稚的。[4]对于斯氏而言，如果说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无奈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思维倾向。麦克尼尔在批评斯氏对艺术、思想和宗教的描述过于简单之余，进而指出，无处不在的“现代主义”的观点和阐释限制了《全球通史》，但也赋予了本书鲜明的个性和特征。[5]以现在解释过去的“现代主义”，既有凸显“问题意识”之功，也有曲解世界历史之嫌。

　　付梓40年来，《全球通史》业已成为史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部经典。那位已经仙逝了的、期冀读者栖身月球俯瞰蔚蓝色地球的全球史观的实践者，是否正渴望那些居住在北京、德里或开罗的观察者也能够拿出全球史观的范例，与其在天国里对话，共同研发医治全球问题的“灵丹妙药”呢？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呼唤着新的全球史观的实践，呼唤着对先行者的超越。

参考文献：
[1][5] William H. McNeill,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and “The Epic of Modern Ma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9, No.4 (Dec., 1967), pp.446-447.
[2] L. S. Stavrianos,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9, No.3 (Apr., 1964), pp.713-715.
[3] C. Behan Mccullagh, “Bias i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9, Issue1 (Feb., 2000), p.39.
[4]H. Loring White, “A Technological Model of Global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20, No.4 (Aug., 1987), pp.497-517.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