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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初衷及特色时，葛先生说，首先，以往的思想史可以说是精英思想的历史，他认为精英思想固然应该记录，但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究竟起多大作用却值得怀疑，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只是那些经典的文本和精英思想，更应关注在实际的历史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和思想，发掘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平庸的时代和平庸的思想，这些思想并非与精英思想毫无关系，而是后者存在的土壤和依据；另外，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造成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的思想史多运用古代经典文献，而这部思想史则在文献以外将目光投射到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古代星占历算、祭祀仪式、出土文物、医学著作、地图、绘画、墓室壁画等等，挖掘出他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从结构上看，以往的思想史多以精英思想家作为划分章节的依据，而此书则按照思想延续的过程对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进行了宏观的把握，比如传统的思想史对盛唐时期的研究几乎空白，而实际上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但仍应对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孕育后代思想的渊源。

文：薛　刚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4期

　　第一次读《中国思想史》还是在刚人大学的时候，厚厚的《中国思想史》和薄薄《中国大历史》一起颠覆了心目的“中国通史”的形象。几年之后重温《思想史的写法》仍能忆起当年的震撼之感。相对于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中的导论部分，《思想史的写法》增添了三节内容——《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和《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如果说原书的导论更像是一个虚悬的理想，是针对当时中国学界所发表的重写宣言，这些增添的部分则表明了实现这个理想的努力，展示了建构的思路。

　　品评《中国思想史》，自然是站在作者的肩膀上，手握前人所有的劳动成果，天然的处于攻势，且思想史的接受过程不像经济史、政治史、区域史那样有一个消化的时间——思想史对现有资料的整合和编排尤其依赖，所以每部雄心勃勃的思想史都免不了遭遇一番急匆匆的评判，葛兆光先生此前出版的两卷《中国思想史》也不例外。而且聚讼题目大都集中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即“思想史的写法”上，用书中的玩笑话来说，很多人看了《导论》，大概很少人看完正文部分。当然，这个特点也使得我这样刚进学术门槛的人能在作者劳动的基础上饶舌，且谈几句“思想史的写法”这样我力所不及的题目，对“中国”、“思想”和“历史”作一些反思。

　　不妨也从科林伍德说起。在笔者理解，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有两层意思，不仅是认为思想构成了历史的本质，而且也在强调现代史学文本的形成中史家主观思想的作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也像神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走到极端就是“历史就是思想的虚构”的提法。从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海登·怀特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从现代史学反思到后现代史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中国思想史》两卷大书的“合法性”当部分来自于科林伍德的第一层意思。、“思想史”“因此而有其意义”的“此”实际上乃是“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通俗称谓即为“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这个讨论范围的限定才是整个《中国思想史》写法的核心，最具延续性的“知识”由此顺理成章的浮出水面和“思想”一起作为论证的两个支点。由此设定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和“思想”的互动模式——将知识认定为“基础”，思想认定为“高层”，并进一步认定知识为“源”，思想为“流”。类似上层建筑的思想乃是来自知识，而“经典”则是不世出的，是超越一般知识、信仰层面的异类。如此两分法设定了全书的框架，使处理纷纭复杂的思想有了可能性。但是如果回头关照一下科林伍德的命题的话，《中国思想史》很少考虑到第二个层面，即“思想”本身对“知识”、“思想”乃至“思想史”的审视和建构，将其仅仅归结于在“写法”上起作用恐怕大大低估了“思想”的内省作用。这些绕圈的概念纠葛说到底仍然是“思想”和“历史”的纠葛，思想史的写法讨论本身其实应该分成两部分，思想的写法和历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所要极力解决的乃是怎么写“思想”的问题，但是对于怎么写“历史”则语焉不详，思想的历史被简化成某个世纪或某些个世纪的一般思想和精英思想的剖片，只剩下虽然大张旗鼓的强调但实际上没有体现出来的“连续性”。在两分法的写作套路里，虽然“思想”尚存，但是“历史”的功能被淡化了，思想成了时间的横截面，难以看到流变和断裂。

　　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二元”的对立，即“文本”与“本相”的对立。但是没有深人下去，毕竟现在不是二十世纪初的大变革时代，学术界的主流是“走出疑古”，但是将来写思想史的“历史”的时候，这个“二元”的对立当会凸显出来。在作者看来，“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文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正是这种价值赋予记载以某种意义并把它放置在某个位置，经过筛选、省略、简化，使我们不经意中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并通过我们的写作把这种价值和意义延续下去。”如果将来写二十世纪思想的“历史”的话，这段话可以看作第二轮“古史辨”的宣言吧。如果说顾颉刚成功地将人们心目中的史料分成了真史料和假史料的话，作者此举可能会把史料分成有意识的史料和无意识的史料。但这一对“二元”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来未尝不可，作为历史的写法则很难延续下去。“真”“假”之分虽然难于考证，然尚有规范可依，但是探究史料背后的“有组织”和“有偏向”，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操作性欠佳。而且“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像那些戏剧性的历史事件，虽然范围广大，却是一次性的，基本上谁先写谁就制造了话语体系，自己深入没问题，讨论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比如《五四运动史》之类现在有人写，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写下去，但是“七世纪前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很难有人会继续了。历史学固然是要求真的，但是历史学家却无往不在环境的压力之中。就求得“本相”内部逻辑来说，既然将“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样大家原本心照不宣的话拿到台面上，就给自己设定了运用资料的通道：解读历史记述背后的“有意识”，找寻那些“无意识”的资料；这既是困境，也是挑战。

　　整本中国思想史给人的感觉是：作者不是在跟某一套话语体系打架，而是在跟一组“误解”过不去。整个“思想史”的展开是以“哲学史”为靶子的，主要矛头对准哲学史的两个面相，一个是“哲学史”用精英和经典代替整个思想的世界；另一个是用哲学这个外来的概念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实际上既反对用history of philosophy替代intellectual history，又在反对用history of philosophy替代history of China ideas。但是细究下来，诸本哲学史的作者都没有说自己的作品是描述整个中国思想流变的，最后只能断定《中国思想史》的对手并非某种成熟的话语系统，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误会。说到底，这本书的视角仍在着眼于写“思想”而非写“历史”。至于“后哲学史”时代的主角，《中国思想史》提供的替代晶乃是intellectual history和knowledge history的混合物。即使能将这两者从纷纭复杂的知识生活中抽离出来，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难于用几种模式概括清楚的，而中国思想史预设的逻辑就像生物学上的土壤与植物的关系。知识世界提供资源，而思想世界则对一般知识世界无所需求。“我们的思想史很少去想象和推测这种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却把那些只是遥远的影响着思想的政治大事和经济状况当作拍摄思想的‘大背景’，全不顾焦距对准的那个人物和背景有多远。”全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土壤和背景”的撷取展开的。但是就学术史内部来说，经典文本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中流行的背景噪音，而学术史乃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旦“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面对的对象只是个人，怎样去囊括行伍、牢狱、商团这样有组织的知识和思想，换句话说，怎样将社会“管理”知识纳入到思想史的视野内。《中国思想史》读到最后总是觉得有些不过瘾，好像一下子就把中国思想从神坛之上拉到地平线以下，其实中间“思想”和“历史”的枝枝蔓蔓还是很多的。

　　用评价年鉴学派的许多评语来套在《中国思想史》身上也蛮合适，比如从阁楼到地下室的视角，比如总体史学的雄心，比如长时段理论的应用等等。但是这本思想史很难达到像《菲利普二世的地牛海与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学术高度，开不是因为材料缺乏或者是功力不够的缘故，而是因为在长时段理论的应用上《中国思想史》缺乏确定的“空间。”支撑——这个隐含的条件却是“长时段”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上帝。思想史任务乃是“描述时间流程中的思想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虽然作者着重区别“思想史与《思想史》酌不同处之一，其实就在于《思想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络。”但是这本《中国思想史》仍然无法摆脱上述三个特点，只是将其更加扩大而已。但是如果把组成“中国思想史”的三个词拆开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意义空间。“思想”和“史”前面已经说了，就“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让人挠头的事情。中国的空间意味太少而文化意味太多，这个词本身的建构即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题目，平时不假思索的运用当然可以，但是作为一本雄心勃勃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者提到“地域”的概念要到“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部分，“如果把知识纳入思想史的扫描范围，那么启蒙的教育、生长的环境、地域的文化都有可能成为思想史的考察对象”，地域只是文化的定语，但是就平均水平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状况来说，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区别就太大了。时间纬度相同的话，苏州的织工和湘西的矿工的一般思想差异会有多大?而且思想在长时段“连续性”乃是以代际的重复为前提的，但是如果儿子定居江浙，会与生活在山西的父亲多大程度上共享知识和思想?更不要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给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带来的变化了。布罗代尔的著作已经隐含了对“空间”缺失的补救，即所谓的“地中海”这一太过地理意味的概念，而《中国思想史》内却没有一个显著的空间限定。中国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头绪实在是太多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情境在自认为是“中国”的范围内太过普遍。最后只能用约定俗成代替地理限定。当然，空间概念的阙位几乎适用于所有以思想史和哲学史为名的著作。从操作层面来说，笔者在此的苛求只是一个伪问题，虽然这个“伪问题”也有“真性情”在。

——《中国思想史》韩文本序

文：葛兆光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1月

    这是我在韩国翻译出版的第四种著作，前三种分别是《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经典十种》，在这些著作中，这部《中国思想史》分量最大，也花费了最多的精力和最长的时间，仅仅写作就是七、八年，加上资料准备和知识准备的时间，那就更漫长了。因此，当这部书被翻译成韩文，使我能够直接和韩国学者交流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心得的时候，我也特别高兴。

    这部《中国思想史》1998年和2001年分别出版后，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很多争论，我所看到的，至少有三十来篇书评发表在海内外的刊物、报纸上，还不包括在各种论著中被反复引证和讨论。其中有几个问题的讨论，似乎特别激烈。第一是我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这涉及到思想史的资料范围是否应当拓宽、思想史的背景是否应当重建，思想史是否也应当叙述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等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文化史的内容，是否应当被纳入思想史。第二是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在思想史著作中讨论思想的知识基础，势必会把原来有关数术、方技之类的传统知识，也就是今天科学史、技术史、学术史甚至教育史的内容拉进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涉及它们吗？第三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思想史要不要讨论在时间中逐渐被人们淡忘的那些内容？把这些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是否恰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化环境？如果不发掘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后见之明”来误读过去？第四是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延续脉络，这对习惯了的旧章节形式的思想史读者，会造成困扰吗？第五是思想史的时代如何划分？七世纪初(也就是初唐)和1895年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时段划分的标志？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时段划分法是否在暗示什么特别的意味？

    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至今仍在讨论中，有趣的是，它们还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关于古代中国的论说，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的讨论，也间接引起了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在欧美学术界也引起了反应，2002年，NewYork　出版的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的33卷春季号和夏季号，不仅用了整整两期篇幅，连载了此书部分章节的英文译文，欧洲学者还发表了两篇长序，加入对这一话题的议论。显然，我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有刺激性的，它也还将继续争论下去，而且我觉得短时间里也很难有最终定论。好在这一讨论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它或许刺激了中国学术界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就是希望韩国学者注意，这些争论显然有着来自“中国”的社会、思想和学术背景，就像我在《中国思想史》中背负的焦虑、思考的问题、提出的策略，往往来自对“中国”的思考一样。也许，当下韩国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情况有所不同，面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韩国学者未必有像我这样的焦虑、问题和策略，不过，我仍然希望通过我的《中国思想史》，传递给韩国学界这样的信息，就是在中国有这样的争论，是中国特定背景引起的，这是你们近在咫尺的邻居那里，值得注意的学术史动向，这个动向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生活背景。

    恰巧在最近几年，我开始特别关注“近世”中国、日本和韩国彼此交错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特别提倡从“异域之眼”来观看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因此，我常常阅读李朝朝鲜的汉文史料，在类似《燕行录》这样的历史文献中，我看到当时朝鲜学者对于中国的观察相当敏锐，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史料中看不到的东西，同样，现在韩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仍然还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异域之眼”，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此，两国学术的互相交流和翻译，就格外重要。我非常感谢三位译者李腾洲、沈揆昊和梁忠烈先生对本书的翻译，翻译是一种文化的桥梁，让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可以互相见面、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沈揆昊先生，他曾是我两本韩文著作的译者，虽然十多年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是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年，就是1995年，我在北京的医院里动手术，他从韩国到北京访问，在那个闷热的下午，他赶到我的病房来看望我，这使我想到，学术的交流有时也会导致感情的沟通，学术的互相了解有时也会让不同国度里的学者，彼此成为朋友。

    现在，《中国思想史》的三卷本即将全部翻译出版，我真诚地期待着来自韩国朋友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