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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在本书中，我们既可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当历史舞台总是被精英的话语霸权所左右之时，本书则从社会的最底层、从历史上没有留名的芸芸众生的角度，来看人民在改良、革命以及社会动乱中的遭遇，发出了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样的悲叹和沉重的结论。
　　从作者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拨开层层覆盖的历史法埃，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
　　本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文：王雯
出处：新京报

    西方不乏以“街头”为中心的著作，诸如芝加哥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是怀特在1936年至1940年间，对波士顿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进行实地研究，以“街角帮”的身份置身其中，“观察”闲荡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情况，记录分析出该社区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自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总有介入的“对象”，怀特的“街头”尚可以用“观察法”去“参与”，而《街头文化》的作者王笛所面对的却是1870年到1930年间的老成都的街头，他惟一能利用的就是散落在地方志、地方文人作品以及当时流行媒介里的错杂的“史料”，而这些材料又很可能受到精英话语的歪曲。“我们所看到的‘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吗？它是否是精英所扭曲了的所谓大众文化呢？……历史的本身就是如此吗？还是透过我们的眼睛和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呢？”

    如何让“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王笛意识到这是走近街头文化必须面对的关键性的一步，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学者喜欢用他们的摄影机“高空俯拍”，那些庶民的“印象”，是“精英”歪曲的大众想象，而这回王笛采取了“仰拍”的角度，也彻底颠覆了以往我们对大众文化常规的“看法”。

    王笛在书中大量引用成都竹枝词以及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还原出老成都街头的繁华景象，“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货积如山色色宜”，小商小贩、民间艺人、江湖游民、茶馆袍哥……都呼吸在这密集的街头上，使得街头本身拥有民俗文化的怀旧感，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街头，在王笛的历史研究的棋盘上是一条奇特的“楚河汉界”，它一直在历史各种合力的对峙中，那些宏观的潮流是怎样影响这个“公共空间”的？城市民众怎样使用这个空间？

    地方政治又怎样渗透这个空间？改革与革命在这个“空间”中怎样影响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王笛用史料见证了这个“公共空间”的建立、形成、发展，最终又如何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失落”。

    另一方面，街头重新界定了“精英”（elite）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当我们站在“大众”的立场，精英所谓的“启蒙”、“改良”、“革命”等类似的话语，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向，不再是精英霸权话语里的“想当然”，比如书中关于辛亥革命后的剪辫运动，鲁迅就曾以“富士山”为讽喻，王笛进一步深入到“风气”的内部，“这一时期人们可以见到五花八门的法式，有的剪辫，有的留辫，有的既不剪也不留，有的回复古式，有的用布包头，有的戴遮阳帽”，而当时最广泛的大众媒介《通俗画报》上登载的两幅有劝警意味的漫画：第一幅标明“假毛跟拜堂”

    （毛跟即毛根，四川土语“辫子”的意思），题图曰“前十日东门某街某板铺用满清衣馆拜堂，新郎之发，又早已剪除，乃缝一假毛辫子冬帽上，公然戴帽子，接新娘。观者无不笑骂。”对应的画面周围的人物则面带鄙夷；第二幅则更加形象，左上角，一人的毛辫卷进一台机器；右边，另一个人的毛辫缠到马腿上，被马拖走，画面中央则是一些警察轻易地抓住人的辫子，轻易拖动，“有毛辫的遭殃”被醒目地作为一种舆论与心理暗示，以达到“威慑”的作用，我们看到精英的观念被稀释后，通过媒介“装扮”成为大众接受的“劝戒罚恶”的“因果报应”，当然，这无碍于“大众”中的另一些人对“剪辫”的抵抗，当时报纸报道“愚昧”的民众将前来“剪辫”的警察打翻在地，这正是王笛“微观历史”切入的一个典型例子。

    王笛的方法是在街头“物质空间”后面的民俗或文化元素里，找到后面各种观念的碰撞，以往的近代历史更多关注政治演变与兴替，而恰恰忽视了政治社会的变化对大众日常空间的影响，本书恰恰用材料的碎片再现出那个消逝的市民社会的图景，当然，作者在搭建的同时，也在慢慢卸载那些岁月残留下的碎片，对于那些浸泡在街头气息里的大众而言，“他们失去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的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书也是街头文化的一首挽歌。

文：黄敏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4月

　　王笛的新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街头》），描绘了成都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书中大量生动有趣的描写既令人兴奋，也让人大开眼界。例如看似卑贱的乞丐竟然敢于“虎口掏食”，捉弄手握重兵的大帅；茶香四溢的茶馆不仅是茶客品茗、休闲、摆“龙门阵”的场所，也是商贩、工匠、艺人们施展才艺的生存空间，甚至还是市民们调解纠纷的“半民事法庭”。书中配有113幅珍贵的历史图片。这些视觉资料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头和芸芸众生的相貌：行人、小贩、手工工匠、茶馆茶客、街角的剃头师、摆地摊的算命先生——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重构那逝去的文化和历史”。

一、多彩的成都“街头文化”

　　现代城市街头的功能主要是交通。可是，在过去的某些城市里，街头还担负着比交通更重要的功能，这正是《街头》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书中说：“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

　　该书首先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成都各色人物在商业、日常、社会、庆典四大空间中所展开的各项活动。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繁荣的城市，街头是店铺之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除了特殊的集市外，日常的街头市场种类繁多，有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还有游动的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不仅作为市场，而且成为工匠的手工工场。工匠们当街制造产品就地出售，制作的产品五花八门。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人们在街头购物、聊天，互通信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斗蟋蟀、斗鸡，观赏街头艺人的表演等；有的人还在街头喝酒、吃饭。孩子们喜欢在街头放风筝，观看西洋景（即通过一个小孔看图片），做各种游戏。

　　作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之一的茶馆，在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一句当地的谚语说“一市居民半茶客”。有人甚至认为四川人离开茶馆就无法生活。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茶客在品茗之余，还可享受各种服务。有些茶馆成为市民的会客室和特殊人物洽谈业务、生意的特定场所。茶馆还是“半民事法庭”，在茶馆调解民事纠纷被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

　　乞丐是成都街头最具特色的人群。作为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一些乞丐自己组织起“丐帮”，设法自我保护。“丐帮”为三、五十人的集团，有一位公认的帮主或“王”，也许正如《巴黎圣母院》中的乞丐王。有一个名叫罗永培的乞丐王甚至有自己的名片。有组织的乞丐有时竟然敢于挑战当地的权势人物。1928年，一位川军师长为庆祝五十大寿举办盛宴，成都很多重要人物前来捧场。不料近三百名乞丐突然出现，毫不客气地落坐于几百张餐桌前，准备大快朵颐。师长虽然拥有重兵，但是在喜庆的日子里向前来“祝寿”的市民动用武力显然是不合适的。为让那些乞丐尽快离开，师长的副官允诺，送与他们一些钱粮。乞丐的“虎口掏食”显示了卑贱者的智慧和弱者的力量。

　　该书的第二部着重于20世纪初的社会改良，第三部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都是论述社会转型对于街头文化的影响。

二、一部别开生面的城市史

　　《街头》一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在西方学术界即引起“好评如潮”（“译后记”）。目前中国学界也开始有一定的反响。中外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主要在两点，首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它描写了下层民众生活，填补了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研究的空白。第二点是把城市史的眼光从沿海转向内地，从发达城市转向欠发达城市。据笔者所见，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

　　“街头文化”这个词是该书作者的独创，在他于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这个词体现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实际上，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的街头文化最丰富，而街头文化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我们可以因此观察到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

　　写下层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写，用何者的眼光来写则更加重要。为了重现消逝了的街头文化，作者发掘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资料基本上带有官方的眼光。所以，他力图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仔细分析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同时，尽量利用一些文学资料和图片以补历史资料之不足。书中大量引用竹枝词，因为竹枝词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文学表现形式。作者还实地考察成都的茶馆，通过在茶馆与老人的谈话收集陈年往事；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以今天的残留文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活。

　　街头文化是下层民众自己创造的。摒弃精英们的偏见，从下层的眼光来描述成都街头文化，不仅更生动和全面地再现了历史画面，而且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此前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过于强调现代化的意义，把城市史等同于城市现代化史，所以对发达城市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对像成都这样的欠发达城市则缺乏应有的关注。例如上海史在近20年来成为公认的“显学”，仅西方正式出版的上海史专著就多达50部，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300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史研究译丛》前言）。这一方面造成研究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城市文化的丰富内容。人们关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忽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街头》描写丰富的城市街头生活，从而使城市史充满活力。同时，它从民众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既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注意到现代化给民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往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多偏重于城市建筑、城市制度及城市发展，对“人”则缺乏关怀，是“无人”“无生活”的城市史，可以说是有骨头少血肉。近来的城市史，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作品有所改进，如描述上海的警察、商人、妓女、上海特殊族群苏北人等。但主要是对某部分人群的分别介绍，而且没有充分重视“空间”的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有血肉而少骨头。《街头》最突出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血肉。“骨头”就是书中明确指出的城市“公共空间”，血肉就是生活在这些空间里的下层人及其活动。正因为“肢体”丰满、健全，而且活动频繁，内容丰富，所以它是一部充满了活力的城市史。

三、层层深入的研究

　　《街头》的作者王笛，现为美国得克萨斯A & 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2年台湾繁体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与之不同的是，《街头》“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不过，《街头》并未忽视精英们的作用。书中论述了精英对街头文化从敌视到改造，以及与民众从对立到合作又分离的复杂过程。

　　《街头》的研究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目前该书作者的研究集中于茶馆上面。“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其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其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可见，作者的研究在步步深入，已进入“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范围。据他所说，“微观历史”在西方史学中已有一定的进展，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从区域研究到《街头》，又到“茶馆”这“三部曲”就可看出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

　　这本书还给我们一种启发。现代城市的街道越来越美观，街头越来越繁华，但是却缺少街头文化；人们只是街头的匆匆过客，城市因此而缺乏生气。那么问题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街头文化吗？《街头》的作者毫不隐讳他对传统街头文化的眷恋，历史和现实是否能有同样的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文：马友平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4期

　　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称《街头文化》）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作者取精用宏，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诸方法，对成都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以街头为舞台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用文学性的话语生动地描绘了街头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特质和魅力，勾勒出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展示了以街头为主的“公共空间”中的成都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自身各种利益矛盾作用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尤其是国家、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即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了社会文化主要是大众文化存在、发展和变化的另一种面相。由于研究视觉新颖、方法精湛、论证的力度和学术上的原创性，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本书因而荣获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正如有评论指出，随着本书的出版，可以预计，城市大众文化在中国各地区以及中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将成为可能，且在未来若干年内，本书都将是研究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但就学术意义而言，更重要的是本书开启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路径和范式。其具体表现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是自下而上的视角。与十年前出版的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的宏观、精英视角不同，本书考察角度和研究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上，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了民众。下层民众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且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一般而言，过去有关社会变化的研究一般是以精英为出发点，即从上到下进行研究，而当视角转移到下层民众即从下到上考察的时候，我们便会探知到如本书所展示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的另一种面相，一种更加接近原生态的真实图景。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柯文曾倡导“把中国社会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和非民间）的撰写”。柯文这一研究路数的倡引，在一定程度上把学者们的研究引向了对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但在本书出版之前，真正按照此一路数进行考察的尚付阙如，本书可以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精英人物和精英社群的思想文化占据了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领域，也是现代大多数研究此一领域学者们的一个取向，平民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边缘群体基本被排除在了研究的视阈之外。因此本书所取的这种民间的而非精英的视角，就更能折射出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在时代更替之际的现代转换。这一视觉的转化不仅如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所指出的，“把社会科学研究的敏锐眼光与对大众文化的幽默生动的描写结合在一起，勾画了晚清和民国初年街头生活的广阔画卷”，而且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其二是资料的选录。从下层民众视角出发研究下层民众生活，选用什么样的资料显得十分关键，也是面临的最大困难。视角不同，结论可能不同，资料不同，结论亦可能不同。由于思想文化历来都由精英人士记录和书写，有关下层民众的资料亦复如是。因此关于民众思想文化的文字资料难免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经过了精英过滤，注入了精英意识，从而一定程度遮蔽了真实的下层民众的思想文化谱系。这即是解构主义所说的，一切历史仅仅是书写。对此，葛兆光先生认为，“意识形态的压力、价值观与感情的好恶、思路与方法的偏好、时事与政治的需要、历史资料的缺失和残存的偶然性都会影响历史的叙述，不在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在场的书写者。”照此看来，我们习惯地安心使用的文献在进入我们的叙述之前，已经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原则和历史学叙述这几重筛子的过滤，即经过了多次皴染和覆盖遮蔽了真实图景。

　　有鉴于此，作者在取舍材料时，努力撇开精英意识或者说精英的书写，而去寻绎下层思想、非精英记录的文字以及虽由精英记录而不具有精英意识的材料，把实际调研和考察所得来的资料和已有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对民众的思想和文化进行重构，并把传统和现代视为连续体，以动态的眼光展示下层民众文化发展与变迁的真实脉络。

　　在资料选用上，本书选用了四类资料：官方文本、大众传媒、调查统计以及私人记录。在选用、处理这些资料时，作者首先对资料进行辨伪，即考证其可靠性，努力从精英的记录中解读大众文化，并利用地方档案研究日常生活，从官方的记录中寻找大众文化，通过官方的政策制定和实行情况的分析，揭示隐藏其后的社会文化涵义。尤其是选用过去学者很少使用的报刊资料，不但获取了第一手原始资料，且有利于重新认识下层文化。由于中国文化重传承，历史、思想和文化的许多信息口头上代代相传，作者便取调查采访方式，徜徉坊间收集口述史料，并大量采用视觉资料、民间文学。视觉资料主要是图片，包括照片、绘画、漫画及民俗风情画。这些多达一百多幅的视觉资料可以起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效果，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和竹枝词。它们虽然不是具体的承载文化的实物，但常常通过口述的方式揭示了一种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现象，具有生动可感的特征。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史料进入研究者视阈而被使用，学界尚存有争议，尽管学界已有这样的尝试。但作者相信，研究政治事件需要准确的资料，研究大众思想和文化则不同，模糊的文字常常提供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可以说，对资料的选用和独特的处理，为作者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也是其研究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始，在叙事话语中形成了一套“逻各斯”中心主义，就理论研究理论，就思想研究思想，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其复杂的理论和幽僻的术语常常使普通阅读者难以寻绎出其中的话语含义，而成为“象牙塔”里少数学者审读的对象。本书写作运思过程建基于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自觉地让资料“自己说话”，不表现著者的想象、感情或人生哲学，而是客观地描述人或事，使本书成为了一部学术化的大众文化读本。即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截、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不仅本领域的专家能解读出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普通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这种方法，王笛先生自己将其界定为“叙事”(narrative)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尽管没有像别的著作采用宏大的叙事，但作者一样拨开了层层覆盖的历史尘埃，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这一事实。正是这一“叙事”方法的使用，我们阅读本书时，既可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也可以感觉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烈的动荡变化，使过去模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在这里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在写作中，作者用“公共空间”概念置换了时下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公共领域”术语（后者更多指社会和政治空间），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头作为公共空间，从其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各阶层因利益争斗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因共同利益受损时，街头如何成为共同舞台聚集各阶层（甚至包括上层阶级）共同斗争。这时以街头为舞台的“街头剧场”，诚如作者所言，上演的是“一出无穷无尽的真实戏剧”。在这里，公共空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它回避了“公共领域”抽象晦涩的思辨色彩，而成为具体可感的实体存在物，这既利于读者理解，也便于作者写作运思。但作者却并未停留在形而下层面，全书仍然是在阐释“物质”的公共空间怎样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空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张信教授认为此书以公共空间置换“公共领域”，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修正，正是这一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移到了市民阶层上，从而成为该书最大的贡献。

　　今天，现代化卷起了滚滚浪潮，铺天盖地而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深受影响。原型批评理论认为，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越远。当我们在建设新家园的时候，失去的是否如本书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令人迷醉的世界？读罢此书的掩卷沉思，遂成为该书学术以外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