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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通过老北京人与事物的细节，为晚清勾勒出鲜活的形象。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流连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书中涉及的人物事物相当复杂，也相当有趣，作者又很会讲故事，各种依稀风闻或闻所未闻的掌故由他娓娓道来，读起来很舒服。不过，这部书的好处不止是消闲破闷，有些篇什作者是花了很大工夫写就的，文章也做得很有锋芒。

  
　　从1989年初开始，应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吴芝麟兄之约，我在该报《朝花》副刊上开设了一个名日“京华胜迹”的专栏，大抵每月一篇，写北京的游记。在那以前，我虽然从未在北京一次逗留超过十天，却非常喜欢这座古老的城市；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漫游，寻找烹煮文字的灵感和素材。加上后来我供职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更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机会。我在那个专栏上前后发表了大约二十来篇文字。
　　利用公务之余，我在北京蹀躞，搜索宫廷、园林、胡同。无论是人头攒动的名胜古迹，还是无人知晓的犄角旮旯，我都喜欢一次又一次地探访。加上阅读史料，考证辨析，将原先的文章不断修改丰富，渐渐形成了以游记为载体，重新探讨晚清历史与人物的一批历史散文。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名日《被调整的目光》。
　　书评家小宝曾概括说：“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大多是地以人名，‘胜迹’之‘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这同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些文章，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倾注着我对于发生在彼时彼地历史旧事和历史人物的追索，反映着我在思索中形成的一些新鲜片段。我当时曾说过，自从转入金融业后，我很难再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了，所以用游记的体裁写一些史学杂感，既自由，也适合我这样一个史学票友的身份。
　　我所探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多集中在晚清。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由盛转衰的关键年代，也蛰伏着再次崛起的各种准备。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情节和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题目，需要后人调整目光，重新省视。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学者，我研究清史，一是广泛搜集和阅读原始史料，通过重新考证，建立自己的观点，尽量不被传统陈说束缚住思维翱翔的翅膀；二是注重历史细节的积累，力图再现昔日的氛围，并把研究的人物和事件放到整体的环境中去推敲。这两点，说起来平淡无奇，但真要做到，却极为困难。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里与历史对话，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和细节的时候，总有着悄悄的喜悦——比如我考证出康有为自我吹嘘的所谓“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的时候；比如我证明了张爱玲自称老家在河北丰润“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其实应该是“ 齐家陀”的时候；比如我通过四年的追踪寻觅，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一副挂轴上的题款，纠正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的出土年份的时候。无论成果大小，都使我陶醉，这是驱使我继续投身历史研究的动力。历史研究的进步总是这样，点点滴滴，从具体的细微末节积累起来，然后慢慢地恢复出事情本来的面目。
　　转瞬十年过去。这次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历史散文，是以《被调整的目光》为基础，增加了一些篇目和图片，也抽出若干篇。所有保留下的文章，都有多少不等的修订或附记，在此特做说明，以免给读者“新瓶旧酒”的误解。《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受到诸多好评，我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相信，这本新书，也一定不会使你失望。“天公不语对枯棋”，典出沧趣老人陈宝琛的诗作“感春四首”，那是诗人对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事危机的浓缩概括，我移作本书书名，因为书中描写的诸多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最后，我要向一向关心指导我的沈渭滨老师致谢。向协助本书出版的潘振平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致谢。向为我提供各种学术支持的翁飞、马忠文，傅林祥，许敏、宋晓军、许华，李光宇诸先生致谢。向为本书扫描和修改照片的焦鸿亮，绘制北京街坊简图的孙吉铭先生致谢。
　　我还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当初鼓励我开始写作并一直热情发表我文章的吴芝麟先生，感谢帮助我出版《被调整的目光》的朱金元先生和苏贻鸣先生 。感谢为本书撰写推荐评语的老领导赵启正部长。启正部长十几年前读到我的游记文字后，在上海高安路19号8楼机关的走廊里，曾背诵了一段他小时侯听到的北京民谣：“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西什库 ”，鼓动我写一篇重评义和团的文字，可惜这篇文章我迄今还未写成。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安排我1968年前往北京作第一次旅行。从而使我11岁的心灵里开始记下对首都的最初印象。在那个年代，三年级的小学生很难有旅游机会。这次北京之行，对于我后来研究晚清北京，埋下最初的种子。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一直是她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能够不间断地从事写作和研究。
姜鸣
2005年11月

文：杜文
出处：新京报 2006年4月

　　近年来，历史读物渐渐成为图书市场的一股潮流，有别于以往历史的考据辞章，历史被越来越有“现场感”的文字所取代。

　　几年前，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大受好评时，书评人小宝就曾评之“文字有梁任公遗风，感情饱满。只是有些段落太过煽情，少了一点史家的节制”，这本《天公不语对枯棋》似乎多多少少也存在这个问题。书之缘起依作者序中所道乃是“以游记为载体，重新探讨晚清历史与人物的一批历史散文”，此类文体，一般写来，大抵不外乎访古之遗迹、吊古之思绪，起兴亡之叹，表盛衰之理……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国的文人墨客在此打圈圈？

　　姜鸣的特点是，他喜欢把人物放在一个悖谬的“处境”中，依据扎实的细节史料，“推演”出人物的行为，表明在当时的境况里，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不为，抑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些历史人物被这些细节的碎片“逼”到狭小的“甬道”内，于是，这个人物在历史尘埃上的“印迹”就出来了。

　　以李鸿章为例，在政局与官场上的权衡，作者并没有先盖棺论定，先下道德判断，而是把人物放入“局”中，“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此借李鸿章的幕僚周馥之口，表明官场心机之复杂，明哲保身乃生存之道，而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非无血气，乃时局维坚，从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到晚年表明心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盖此类“譬喻”乃一生仕途哲学之总结，而所谓劣迹斑斑的“历史罪人”亦或许只是“死角里的英雄”，是一个“莫可奈何”的迷路者，重要的不在于抽离地去判断“英雄”或是“竖子”，而在于这个历史的“死角”在哪里？姜鸣之长处在于总能很好地显出这个“局”，一个棋子的走步，往往是诸多棋子交错复杂关系的体现，只是写到精彩处，作者禁不住小说笔法的诱惑，如写到李鸿章的死：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此种细致的“现场感”，正好借小宝的“感情饱满”一用，但有些句子也因为作者的“煽情”的水分而显得“肿胀”。历史散文的狡猾之处也在于此，历史的“现场”始终是一个“局”，脱身起来也容易，而必要时———请君入局。  

文：宋路霞
出处：新民晚报

　　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奇怪，离得太近了容易犯晕，看不大清楚，离得稍远一些，反而看得客观。所以上海人，常常要外地人来解读，而北京的故事，上海人似乎看得更真切些。

　　姜鸣是个地道的上海人，10岁就开始读北京这本大书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小学生变成了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天公无语对枯棋》是他的一本很有特色的、集数十年功夫雕就的、对近代故都的百年感悟；是他细心采撷的精美微妙的历史碎片。

　　尽管他不是北京人，经管他在北京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长，但从小产生的北京情结，还是不断驱使他挤出时间，作全城的漫游。去翻检那些与晚清历史有瓜葛的胡同旮旯，去探访那些酿就了某种必然和偶然的故人遗迹，去驻足倾听那里残存的呼吸。足迹所到之处，趣味与常人大异。所以，他那细腻而沉稳的笔，就总是触到了北京的痛处，那是中国不能忘却之痛。

　　历史，是要用心倾听的。姜鸣就听到了别人不曾听到的声音。

　　最能令笔者久久不能释怀的，是书中《祈天忧人——关于“丁戊奇荒”》那篇。姜鸣格外关注北京的大高殿。尽管大高殿没有珍妃井和菜市口那样的鲜血淋漓，没有军机处和松筠庵那样的刀光剑影，却是一个与王朝祸福交关的晴雨表，也是皇帝在灾荒之年向老天爷祈祷减灾的地方，这在过去，未必有很多人知道。可贵在于，姜鸣从大高殿联想到了那些恐怖的荒时惨境。清朝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是在1877－1878年，1878年4月11日上海《申报》上载文说：“屯留县城外七村，饿死一万一千八百人，全县饿死六百二十六家。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入社内，口袋里查出死人两手”。据记载，那场灾荒所波及的居民达一亿六千万，直接死于灾荒和瘟疫的至少在一千万人。

　　于是慈禧和慈安拉着才六岁的小皇帝，一次次地登上大高殿，一跪几个小时，望望天空，还是星光灿烂，毫无云影，相顾只有抱头痛哭……

　　姜鸣从大高殿引导读者触摸到历史这样一些细节，辉煌的大殿就变得格外灰色。这样的负重感，使他的思考更为深沉。

　　这就是《天公无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向我们展示的，中国的一切的一切，千百年来，都能在北京的断垣残瓦中找到记忆。从治学的方法来说，这本书所反映的严谨、负责的精神也是近些年来不常见的。在人家一惊一咋地浮光掠影的时候，姜鸣却在作艰苦的历史细节“对接”。他花费四年工夫对晚清户部尚书潘祖荫的旧藏、天下闻名的大克鼎的出土时间的纠正，就是一个实例。

文：黑白 出处：文汇报 2008年2月
   
    成长过程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些细节，很可能会是未来人生际遇中某个重要选择的“突变因子”累积。在《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一书的配图中，作者姜鸣挑出几张儿童时代游览故宫、圆明园废墟时拍下的个人珍藏。泛黄照片中的建筑和人物，令人感叹岁月的力量，却也同时透露作者人生的一些侧面断片。而这一切，对我们理解这位颇显神秘的历史写作者来说，或许会有很大帮助。
   
    姜鸣有一串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头衔——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管理部总经理、上海证券业同业公会副会长。而在更私人的场合，这位复旦历史系80级毕业生的身份是《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以及《天公不语对枯棋》等书的作者——这三部严格按照学术研究标准完成的作品，让姜鸣成为一位受到学术界尊敬的同行，一位视角独特、善于历史细节发掘的畅销书作者……
   
    所有这些看上去南辕北辙的组合，是如何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
   
    谈到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偏爱，姜鸣用“偶然”来解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沈渭滨先生有一天对他说，晚上有个学术沙龙，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到了沙龙，发现大家在研讨中国近代军事史。他清楚地记得当晚大家讨论的话题，包括“江南制造局的枪炮生产”、“清朝军队的粮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水师”，等等。当时每个人都领了课题，唯独剩下空军史和海军史让他选择，最后姜鸣选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一屋子的人，后来大多还在搞学术，却没有一个人继续研究军事史。而我这个业余研究者，把二十多年前的承诺当作了终生的爱好。”姜鸣说。
   
    1991年，姜鸣的第一本书、研究甲午战争及北洋海军的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由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初版印数只有2750册。1994年，内地迎来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的热播在坊间引发一股甲午战争和清末洋务运动热。2002年，《龙旗飘扬的舰队》修订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再版，印数达到了1.6万册，对于一部严格按照学术研究标准来撰写的历史著作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般的印数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时间里平行进展着的一些事情：90年代初，某家全国性的信托投资公司计划在上海开展证券业务，朋友们想到了当时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姜鸣。经过深思熟虑，姜鸣决定下海！从此开始的另一段人生——他被委任为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在上海筹建最早的营业部，从租房、招员工到向别人学习做业务，他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从孕育到壮大的全过程。一枚“全国金融系统五一劳动奖章”，或许可以看做是对他在本行业出色表现的嘉奖。
   
    离开机关进入证券行业，生活节奏和社交圈都有很大改变，但姜鸣对研究和写作的热情却并未因此减退，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新的职业和以往的职业和人生积累，让他有机会以一个冷静沉稳的旁观者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关注过的一切，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100多年前大清的那盘“枯棋”。1995年，他的专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出版；1996年，他的第一本历史散文集《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又过了十年，经过大幅度的修订增删，《被调整的目光》于2006年以《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的书名再次推出。
   
    《天公不语对枯棋》由19篇历史随笔文章组成。一家媒体在推荐这本书时写道：对晚清历史风云有兴趣而又生活在北京以外的人，可以将这本书当成绝佳的导游指引。的确如此。故宫、贤良寺、圆明园、八大胡同、王府井、松筠庵、恭王府、金鱼胡同、米市胡同、国子监……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在姜鸣笔下似乎还“残存着历史的呼吸”；而出没其间的李鸿章、翁同龢、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西太后、光绪帝、珍妃、恭亲王、荣禄、张佩纶……这些100多年前那段惨痛历史进程中的主角，在作者独特的审视目光和细腻的笔墨中渐渐苏醒，从苍白的官方记载中缓缓走出，变得一点点血肉丰满、面目清晰起来。
   
    “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里与历史对话，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和细节的时候，总有着悄悄的喜悦”……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阅读过程中，你可以感觉一种沉稳的态度贯穿其中，以及作者对100多年前那场惊天变局中所有参与者的同情，这种感受，是你在阅读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的书写时无法体会到的。或许，这正是身为一名历史学界旁观者的可贵之处。“每个历史人物都不容易……我的任务，是发掘并再现这些人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而已。”姜鸣说。
   
    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的序言中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安排我1968年前往北京作第一次旅行，从而使我11岁的心灵里开始记下对首都的最初印象……这次北京之行，对于我后来研究晚清北京，埋下最初的种子”。那次旅行的许多事情，姜鸣现在或已淡忘，只剩下当年拍摄的照片，留下若干清晰的索引，让我们得以大致了解一位历史书写者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