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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历史也从来没有走远。本书中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以民族文化心理为核心，通过轻松有趣的讲述，促使人们反省历史，反省人生，反省自己，将智慧蕴含于趣味之中。

本书是易中天先生以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基础，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渗透，帝国体制由来去向，改革派的命运沉浮，得失奥妙……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发人深思.

文：周泽雄
出处：文汇报 2005年12月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便一直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而言，都显现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但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常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了他独到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之域，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文：黄敏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月

　　学者的著作销量总是有限的，通常仅印行三五千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撰写的《帝国的惆怅》，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印了6次，印数多达几十万册，仅最近的这次（2006年1月）印数即为42000册。据《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的一篇报道说，易中天也有“粉丝”（fans）。他们有的自称“意粉”，有的自称“乙醚”。一位学者居然能有近似于影视明星那样的社会效应，实属罕见。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著作是通俗性作品而非学术著作，所以读者多，销量大，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人们习惯于将通俗性、趣味性与非学术性划等号，实际上学术作品未必不能通俗和富有趣味性。据笔者所见，这部作品不但有相当的学术性，而且有些学术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它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不仅回答“是什么？”，也解决“为什么”。

高明的写作技巧

　　诚然，该书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作者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密不可分。这本书是在那一系列演讲基础上写成的。但是，能够引起畅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本身的魅力。不好看谁愿意买呢？笔者就是因其“好看”才买下它的。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激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它是这样说的：“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好一个开头，让人惊心动魄并回味无穷！按照常规，罪犯应当穿囚衣赴刑场，因为他是从监牢中被押解出来的。身为朝廷高官（据书中解释，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的晁错，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押赴刑场的，该书说这是“草菅人命”。朝廷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置晁错于死地？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笔锋一转，切入问题的要害，引出当时（西汉景帝时）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对其后漫长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事件，即“削藩”。书中说：“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是他说服汉景帝下削藩令，试图削减或取消藩国的辖地，由此触怒了那些藩国的主人们，即刘姓的藩王。诸侯王不甘心权力和领地被剥夺，便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晁错。汉景帝急于退叛军，遂将忠臣晁错当作替罪羊杀死，但是吴楚七国之乱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平息（“清君侧”实际上只是起兵反叛的一个借口），朝廷在用武力平叛之后才终于实现了晁错削藩的意愿。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要削藩？这就牵涉到秦汉以来的一项制度。秦灭六国后，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刘邦采取“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即郡县制与郡国制（也就是封建制）并行。但是分封的刘姓藩国尾大不掉，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到了景帝时朝廷痛下决心削藩，这是历史的必然。削藩的结果是其后的国家制度基本上以郡县制为主，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按照通行的教科书或学术著作的写法，这件事的叙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先交待制度的背景，说明朝廷为什么要削藩，然后引出“削藩”以及“七国之乱”这两大事件，它们的过程及其结果。晁错之死只是这两大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单独将它提出来大做文章。这样的写法恐怕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通常人们关心人及其命运要胜过关心制度。因为人是活的，制度相对来说则是死板的。易中天不这样写。他先写晁错之死，由人物的命运引出事件，继而引出制度。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会因人的努力而改变。事件也是人造成的。一切从“人”说起，恰符合历史的逻辑。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由10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有的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对象，例如第1、2、6、7章，分别讲述汉代的“削藩”和由此引起的“七国之乱”、宋代的变法运动、清代的鸦片战争以及清代一个涉及官场腐败的事件。其中既有大事，也有小事。有的以论述人物为主，例如第4章《荒唐的正义》就是以严嵩和嘉靖为主线，纵论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与昏君。还有专门对制度的探究，即第8章《好制度，坏制度》。除历史题材外，又有文学题材。第3章专门论述《水浒》，第10章则是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武侠以及武侠理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个章节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有千秋。第1章的写法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的确十分赢人。论述北宋变法的第2章，也是从人物入手，先介绍变法和反变法的三个主要人物：宋神宗、王安石以及司马光。将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和人文及道德修养等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结合，多方面分析变法成败的原因。第6章对鸦片战争的论述则是另辟蹊径。它紧紧抓住在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将领造假，向朝廷谎报军情这一奇特现象，从中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该书不仅在写法（结构安排）上引人入胜，而且语言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例如说“七国之乱”时这样描述：“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里套用了目前国际问题上常用的一句话。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领略到历史知识的趣味性，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

“隔行者”趣说历史

　　该书的成功是作者多年来刻意追求的结果。在“跋”中作者说：“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他认为历史是有用的，也是有趣的。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多种说法。最常规的是“正说”，最流行的是“戏说”。“正说”难懂而且乏味。“戏说”好看又有趣。“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这就产生了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经过趣说后，“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这种积极探索和追求恰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在该书第9章《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中，作者提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文字篓”或“传声筒”。可见，正是为了社会上广大读者能感受到学术的魅力，才有这样的成功作品问世。

　　除易中天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让学术走向社会，例如写了《太平杂说》的潘旭澜，发现“潜规则”的吴思等。他们多是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这一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一直强调历史学应该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些主张大多停留在口头上，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易中天、潘旭澜等人却以“隔行者”的身份（有人讥讽潘旭澜“隔行论史”，因他是文学教授。所以潘旭澜索性称自己是“隔行者”）做到了历史学者没能做到的事。社会上有不少有文化的人喜爱历史并关心历史学，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只顾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较少念及史学圈外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历史学的成果在圈内循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有点像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一样。再重要的突破与发现也只限于学术界这个狭小的范围里。潘旭澜说，历史学的功能正在萎缩，的确击中了要害。公众是有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有人需要普通的历史知识，有人需要高层次的学术成果；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接受专业人士的结论，还希望有所参与。他们关爱历史，也关注历史学，希望能促进历史学的发展，这完全符合历史学的性质。因为，历史学本来就是属于全民族和全社会的，不是少数专业学者所专有。

　　希望我们历史学工作者像易中天、潘旭澜那样，心里装着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写出大家喜欢看的学术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