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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有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文：丁　刚
出处：环球时报 2006年4月

　　理论书籍畅销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写《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这本将近700页之厚的理论书籍，竟会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数次再版、新译，而后又登上中国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肯尼迪教授开始撰写《大国的兴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而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被西方媒体称作是“神话”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大国之路、对未来世界将如何面临中国崛起之挑战，都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目前在西方出现的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大体上也可以在书中找到“源头”。

　　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近500年来，大国是如何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作者开宗明义，在导言中说，他要讨论的是“近代和现代”（亦即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各国力量和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他试图探索和解释的是500年以来各大国的兴衰，而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对“今后的世界政治格局”，肯尼迪教授也作了一番预测。

　　从500年的历史中寻找大国兴衰的缘由

　　这本书之所以能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大国”这两个字眼。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与落后之后，中国人第一次走上了大国之路。“中国需要何种大国心态”、“中国人眼中的大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将怎样走入世界强国之列”……诸如此类的一些与大国有关的问题已经成为网络和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当然，我们追寻的不只是国家的强盛，更是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身份。因此，历史上大国的兴起取决于什么因素？会形成什么样的周边关系？如何取得原有大国的认同？将怎样改变世界的秩序？等等，这些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引起我们的兴趣。

　　肯尼迪注重的是决定大国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综合效应。他帮助我们把大国的崛起与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国际事件的相互关系中去观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兴起的缘由和维持大国地位的条件。可以说，《大国的兴衰》在带着我们从500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的同时，并没有让我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历史上，而是能够透过历史放眼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后顾与前瞻，才使得本书的分析更加透彻。

　　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

　　在肯尼迪看来，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是“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的需要、增长的投资，这三者形成了一个争夺自然资源的三角”。他认为，要取得三者的绝对平衡是不大可能的，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大致的协调。他认为，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3个方面不能保持大致均衡的话，一个大国就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实际上，近年来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当然，要保持三者的平衡，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文化、机制、传统、机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等等。肯尼迪认为，生产步子的快慢、国家的兴衰以及力量对比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个个人能够完全驾驭的，未来大国的发展及其大国体系的前景将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以及欧盟各国的才智，取决于各大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的“技巧和经验”。

　　本书自问世以来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获得了不少好评，但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也有不少。英国历史学家福格森的评论就颇有代表性，他认为，肯尼迪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过于看重经济力量的因素，忽视了金融和政治的因素。这也许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文：秋风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十八年前，国内就曾经出版过《大国的兴衰》中译本，它对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产生了不小影响。它让人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军事力量，而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由此，人们更加肯定地认同经济建设乃是国家的根本任务。这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时代精神”。
　　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所揭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
　　其实，这样的道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初的欧洲各国君主都明白，他们知道，财富是决定本国在国际霸权争夺战中胜败的关键，因此，才有延续了长达两三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不过，对于看遍了国家兴衰的当代人来说，问题其实可以继续往前推，即：一个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资源用于军事领域才是合理的？显然，某些国家，比如德国、日本、苏联，过于迫切地追求国家强大，将大量资源用于军事领域，虽然在短期内迅速在国家间崛起，但最终却遭遇毁灭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