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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本书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融汇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文：杨小洲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观察历史的新视角

　　1976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叙说从前。这一年夏天，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他那部后来影响世界的著作《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翻译成中文便是《万历十五年》。未曾料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稿，为寻找出版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

　　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死复生地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这部两种不同文字版本的历史书应市后，随即在东西两域畅销，谈论的文章很多，影响广泛。对这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起来说的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很少有人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作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那年黄仁宇先生五十八岁，迄今已是三十年前。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

　　我们民族视气节和正义比生命重要的传统意识，促使有见识的少数人士，在时代的紧要关头，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楷模。

　　从历史的角度纠正西方观念

　　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

　　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的因素，才行得通。“黄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出自己的预见。

　　新近的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这篇文章由徐卫东先生翻译，文字处理上不带常见的外语腔调，译叙的词句流畅妥帖。书评文中有一段话最为精到：“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厄普代克驰骋美国文坛数十年，算是一员老将。他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曲折的出版历程

　　这本用去三十年而成就的书，出版问世却颇有波折。这故事被黄仁宇写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章里，叙述得风云莫测。中文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才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傅、沈二先生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都曾任职中华书局，日后傅璇琮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沈玉成则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要多说几句的是，沈先生早已去世，他的文章辑为《沈玉成文存》在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两位为出版《万历十五年》多有贡献的先生，我们惟有敬仰与深怀谢忱。

　　这里不妨谈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本。中文版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大约两年后，也即1984年，陶希圣先生从中华书局获得台湾版授权。陶氏是胡适的学生，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民国时期研修中国社会史，出版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创办《食货》半月刊，参与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名的政治家。对这部论述中国明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著作，自然比较看重。是年陶氏86岁，仍力争在自己的食货出版社印刷《万历十五年》繁体版，文字仍按内地版不变，按说应是台岛上的第一个版本。之后八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刷。改二版后，延到今年，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这总共75次印刷到底印数多少，实在无法统计，只由此看出这书所受到的欢迎。

　　食货版的书后，增入一篇《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泛谈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行文不长。

　　据陶老先生所说，写此读后记是著者函属“加一两行文字或题签于卷首”。陶文前面有一段评论，说得很有意思：“黄仁宇博士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定点，选择几个人物与几件公案，随意随笔，边叙边议，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样，连锁起来，让读者从头到尾，一颗颗数下去，不忍放手。无怪乎这本篇幅不大的英语著作，连同几种语文译本，成为今日文史学畅销一时的读物。”引述在此，内地读者借以多几分对该书的认识而已。

文：王华伟

    组织异化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也许并不仅限于现代社会。
    以中央集权下的封建文官制度来说，一旦它成形并进入运转状态，它本身也就发展为一种人格化的主体。因此，政治家除非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他就必须承认现存的文官制度，通过和文官合作，通过一种潜在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最后也许还是不可终的形式来导向自己的政治目标。施行此种策略的政治家往往被责为循吏，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无事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政治目的，是政治成功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家必须意识到：“制度强于个人。”
    晚明时期本该杰出的几位政治家，大都在这里栽了跟头。位居九鼎之尊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由先期的励精图治到最终不得不和整个文官体系消极地对立，其中自然有他难言的苦衷。按理，以他天子之尊，四海之内，有谁敢忤逆圣意？但万历却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皇权并不代表着一种独立的意志，本质上讲他应该是文官制度的象征，他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并进行恰当地定位，才有可能在和整个文官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取得政绩。曼海姆曾经把官僚体制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容易把全部的政治问题转变为行政管理问题，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说到封建社会里的皇权的独断专行，在这里恐怕要打些折扣。制约皇权的文官制度，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击退的力量。
    皇帝如此，大臣的命运就更难说了。元辅张居正倾毕生之力，试图革新腐朽低能的文官体系，但一朝仙逝，十年心血随之东流，保存下来的政制没有几项。生年他尚可以实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时的软弱，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大略也可窥出斑蠡。至若戚继光、海瑞，更可以看作文官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浮沉变迁，似乎只不过是为“制度强于个人”的命题加了两个更好的注脚而已。
    但“时代强于制度”。对于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言，制度终归要实行变迁。然而当时代向晚明提出法制要求时，政府仍极力推行教化的力量，以传统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维系整个文官制度整体运行的力量，正是弥漫于社会中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道德。依靠道德来制驭社会是传统中国的主要特征，礼仪之隆甚于前朝，而忽视了点滴的制度建设，而这恰恰是晚明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壮志难酬的主要原因。
    “时代强于制度，制度强于个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命题，这种尴尬的情形促使我们重新思索个人面对历史的责任。当时代对我们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时，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历史的呼唤呢？万历皇帝和张元辅显然只遗下一些失败的记忆，因为不论其如何殚竭心智，这种直接的对抗终究于制度本身无所补益；首辅申时行似乎要聪明些，他知道如何同文官制度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是在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促进制度的略微改善。历史好像并不欢迎这两种人，因为晚明很快就灭亡了。
    今天的人们恐怕都已明白法制的重要。但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的变迁也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如何在时代和制度之间寻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正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答案可能很简单，即着眼于制度的点滴建设。然而，正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远渐进的过程，答案也可能并不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