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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文：沈沣

　　　 从去年的《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到今年的《大明王朝纪事》，李亚平的两本书都以《帝国政界往事》为题，评说大时代变局中的大人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李亚平对历史的立场。

　　　 “(明朝)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全书分成上下两编。虽说副题是“纪事”，但对他，首先是“纪人”。

　　　 上编写君，“用白骨堆砌理想”的开朝皇帝朱元璋以及他的四个变态的后世子孙。他在引子里清楚地交代：“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今天更近的大清帝国。”而至于另四个皇帝——正德、嘉靖、天启和崇祯，“在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下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

　　　 下编写臣，“在死局棋里博弈”的大学士张居正和四个斗法的同僚们。“我在思考士大夫阶层在大明王朝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确立了内阁制度、彻底地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制度的惟一考核标准以及八股文，把士大夫的思想完全禁锢住了，这使得后来‘范进’和‘孔乙己’们的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在明朝，士大夫们变得越来越阴柔、越来越口不对心，他们开始谨小慎微，但是暗地里一出手就能置人于死地。”

　　　 李亚平说，写明朝的这段往事，写得痛苦：“写完《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觉得如释重负，而这一本写完后还始终压在身上，总觉得话没说完也没说透。”

　　　 一个问题，他的感情用事和书生意气真能改得了吗？“我力图在书中不对历史人物做自己的褒贬，尽量去掩饰自己的感情色彩。这本书已经是掩饰后的样子了。我承认不带感情色彩我做不到，心如古井我做不到。”

　　　 从《大宋政治实录》开始，李亚平在书中就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他有两台电脑，一台写书，一台收信。虽然这一本“纪事”刚出版不久，已经有了很多读者反馈。“是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一派很喜欢，一派不满意。”

　　　 也许是他的感情惹的祸，但写历史本来就不该是为了讨好人,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往事”下一本书，他会由性地分解哪个朝代、评说谁？“下一本会写秦汉，现在已经动手了。我认为秦汉时期奠定我们民族的集体性格的因素都表现出来了，像刘邦和项羽、汉武帝和王莽。”

文：李亚平（作者）

　　阅读明史时的感觉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中毒后肚子里长了痞块死去的刘伯温，被明成祖灭了十族的方孝儒，在朱棣皇帝的旨意下遭到无休止轮奸的臣子妻女；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比如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挚……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殊不知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Χ！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等等。

　　在大明王朝，当然也有能够活得舒坦自在、有滋有味的人，比如魏忠贤和他的一大帮同行，严嵩及其前前后后的众多同志，锦衣卫和东厂的大小特务，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日里精气神儿十足。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话，那大约就是明朝了。

　　这样的阅读经验，实在让人无法愉悦，至少令我长时间地郁闷并困惑不已。在众多堂皇著作中，我无法找到答案。那些赞美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之类的词语，其功效则是让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肚肠，而更加如坠五里雾中。

　　在一次阅读明清笔记时，一则小故事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那就是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一开篇的引子中所引用的关于朱元璋的两幅画像的故事——如实画出皇帝相貌的画家全部被杀死；凭空创作出来的一位慈眉善目、“威而不怒”的老人，成了皇帝的标准像，画家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受到了奖赏……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喜欢阿谀逢迎的权贵，但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公然奖励无耻、并且以此强力塑造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帝王，应该说还真不是特别多。

　　这个常常被人忽略的小故事，使我豁然开朗：事实上，明王朝的帝王们，就是在用这种精神，来治理我们那个庞大国家的。它对这个民族心灵的伤害，称得上创巨痛深，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而作为理由之一，似乎也可以说：六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时代，应该说是大明王朝，而不是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举凡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以八股与经义取士，建立锦衣卫与东厂等特务机关，均可作如是观。

　　恰恰在同一个时代，当中国人民的头脑与心灵被强力禁锢住的时候，一道电光撕开了中世纪黑沉沉的天空——欧洲，在此时，开始了文艺复兴。一个功能强大的发动机启动了。在后来的世代里，这架发动机高速运转，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智慧与心灵。就这样，中国，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注定要经受漫长的耻辱与受人鄙视。

　　这就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时的大体心路历程。

文：吴思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2月
　　
　　《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已经出到了第二本。我对第一本印象很好，因此担心第二本质量下降。写作出版的速度这么快，让我觉得有理由担心。不过，读了新书之后，感觉还是保持了第一本的水平。我对作者讲述的明朝的故事很熟悉，连细节都知道，读的时候仍有一种拿起就放不下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故事讲得精彩吧。
　　在写法上，第一本书更接近《万历十五年》，可以归入纪传体。这种体例由司马迁开创，每个朝代写一群代表人物。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改造发挥了这种体例，集中写六个人，大体上平均用力。《帝国政界往事》的第一本也是如此。
　　第二本的写法有较多的独创性，上下两篇，分别写一个人物，再写几个辅助性人物。为什么集中写这个人物而不写那个人物？为什么不平均用力？这体现出作者的大局观。这种独创需要勇气，需要总体把握这段历史的自信。
　　两本书的写法还有一点不同。第一本关注的问题比较集中，第二本更有开放性，不像第一本那样，提出几个问题，始终追究这几个问题，用这几个问题限制作者和读者的思路。
　　第一本书有几个精彩观点，比如岳飞必须死，岳飞为什么必须死？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你的整个思路、材料取舍，结构安排，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走。于是，读者和作者的目光便聚焦在一点上。第一本书还有一个观点:“都是王安石惹的祸。”真是王安石惹的祸吗？如此提问，便迫使人们顺着这个提问往下走。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对注意力的限制，也是对注意力的凝聚。第二本书没有这种提问，因此也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像第一本那样特别凝聚在一个地方。
　　我对这种写法的评价是矛盾的。这究竟是好是坏？从好处来讲，提出重要而独特的观点，例如“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逼着你往深处想，这场历史性改革果真造成了大宋的衰落吗？这样的问题让人眼睛一亮，好像聚光灯打在一块地方，你可以在光柱中数清沙粒，看出这块地方有几棵草、几条虫。但缺点也因此发生。你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这一小块地方，世界的其他部分便消失了，你的其他感官也关闭了。假如关上聚光灯，一片昏暗，你反倒可以闻到空气中青草的气味，可以听到四周蛐蛐的叫声，看到远处朦胧的山影。你全部的感官都打开了。这又是一种方式，可以让你获得丰富细腻的感受。第二本书就是这样。作者把光撒成漫漫的一片，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性的问题逼着你往深处走。第二本书只有泛光灯，就是两个故事。上篇是朱元璋的故事，下篇是张居正的故事。
　　我也想过写朱元璋，也想过写张居正，甚至于李亚平写到的那些细节，徐阶、严嵩之间的勾心斗角、怎么使坏，我都收集过。李亚平写得很精彩，我却没写。为什么我没写？第一，我觉得在技术上有困难，比如说张居正前后内阁的内斗，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人贯穿始终的。经典的故事应该有一个主角，从序幕到高潮最后到结束。可是现实的结构是主角轮换。在不长的时间里，甲被乙打败，乙又被丙打败，丙再被丁打败，每一轮的主角都在变。这是技术上的困难，让我感觉写起来可能会比较拖沓。我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我不能提炼出一个结论，比如“岳飞必须死”，或者“王安石惹的祸”。我想不出这个论点，干脆就不写了。李亚平则不然。他直接面对我所有的问题，不做任何戏剧性的、技术上的处理，如实描绘历史本来的面目，自身内部的逻辑本身就更清晰了，无须再做什么技术处理。这就给我一种不破不立的感觉。至于内容、观点，我现在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看，很愿意看，或许这是更重要的。
　　写一个人物，或者是写一个故事，某个人的命运，他想做什么，后来遇到什么困难，最后是成是败，如实地展示出来，你未必能提炼出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人物的命运是非常丰富的东西，作者给你描绘出一个感知的整体，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文学理论所谓的形象大于思想。事实故事比你提炼出的观点有更丰富的信息、更多的内涵，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感觉，各种观点的人都能有所得，同时还享受了阅读快感。这是跟刚才所说的理性的、聚光灯式的不同的路子，它可以慢慢地调动你各种感官来品味。
　　总之，两种写法各有千秋，都有存在的价值。无论怎么写，只要写好了就是好东西。
　　但第二本也有缺点，跟第一本比起来，写得还不够干净。按照鲁迅先生的要求，写完之后至少要改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这本书还可以再删百分之三到五的内容，竭力挤掉水分。在下断语和表达感情的时候，也不妨更加节制。精练加工之后，虽然书的篇幅短了，分量反而更重，流传得更长久。

文：李全德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期

　　宋代是一个有故事的朝代。从《杨家将》、《岳家将》到《包公案》、《水浒传》等等，宋代故事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而这些故事中很多又是真伪杂糅，虚实参半，口耳相传，流为丹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李亚平先生《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本着“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地还原历史”的目的，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来重新讲述宋代故事，其感觉是清新的，对大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况且，作者恰恰又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实录》是写给大众的比较成功的通俗历史写作，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有关本书的一篇对谈中，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谈到了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历史教育和历史写作问题。作者对所谓“传统史学”的批评是严厉的，在作者看来，上个世纪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是失败的，“让人心寒齿冷”。从访谈的内容来看，我断定作者对于史学研究的过去以及现在的发展都是隔膜的，但作者对于自己《实录》的史学期许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作者看来，《实录》自然是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截然不同，但也耻于将其归为通俗历史读物，认为它与《万历十五年》更为接近，并各有优长。

　　《实录》并不讳言对《万历十五年》的模仿，两者之间的确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书名之外，最明显的是结构，都是通过人物来安排故事，而且，都是写了六个人物。然而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少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都无法掩盖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即《万历十五年》终究是学术专著，就像明史专家商传所评论的：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而《实录》的故事讲得再精彩，也是无关学术的。

　　黄仁宇为书中人物所拟定的标题，如古怪、孤独、自相冲突等等，展现了诸人在体制内的挣扎与无奈，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黄氏的文学匠心与史学卓识，他吸引了读者，也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然而讲故事毕竟不是他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他对晚明历史的独特理解和他的大历史观。《实录》在结构上尽管仿自《万历十五年》，但从标题上看，作者的考虑重心主要在于文学上的趣味。比如其中童贯一篇的吸引力全在于那个暧昧的、引人遐想的标题上：“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实际上这个角色在宋代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能与其他五人相比，全篇笔墨重点也根本不在此人。所以我说作者注重的是文字上的效果和叙述的方便，而不包含历史动因的考虑。因此尽管作者声称真正读懂了《万历十五年》，认为“这样的书名和写作切入点，可以看出我对黄仁宇的学习，也算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致敬”。这种学习只能算是得其皮毛，遗其精神，对于这样的致敬，黄氏地下有知，大概也只有苦笑。

　　不管与黄氏史学有多么不同，《实录》仍然是旨在讲“真实”的历史，反对虚构的历史作品，不管它运用了多少文学的手段，评价的主要标准应该着眼于“历史”恐怕是没有疑问的。它既需要有文学的才能，更需要有历史专业的态度。那么拒绝虚构，传达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知识应该是历史写作的底线，况且作者对自己的《实录》还有更高的诉求。读《实录》的后记，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作者说：“任何一件史实，包括稍微重要一点的人物对话，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古、现代文献资料中的出处。”这当然是很严肃、很负责的治史精神，《实录》中的注释大约也可以看作作者此语的注释，这大概也有黄仁宇的影响，《万历十五年》注释的繁密令人印象深刻。

　　注释既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对前人研究的致敬，既表明自己的阅读量，也为读者提供大量的可资参考的信息，可知注释的有无并非小道。注释的不可或缺在当下的专业写作中自是最基本的规范，普通的通俗历史写作则很少有加注释的，《实录》取法《万历十五年》也可见作者的自我期许。受积习的影响，在看了“对谈”和“后记”以后，笔者首先翻看的也正是这些注释。

　　然而翻阅了作者的注释后，笔者的总体感觉是作者好像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添加注释，而且，有些注释的增加反而令人怀疑作者资料的来源。在作者的全部注释中，只有极个别的版本、页码等信息齐全，更多的则是没有任何出版信息，其中有些古籍中的人物传记资料甚至连卷数都没有。这样的注释是全然起不到注释的作用的。还有一些史籍的注释则容易引起混乱。如书中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几次交替出现，也没有版本信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如是用后者，则校补者王瑞来先生的名字不应不注。在第六篇中几次用到的《鄂国金佗粹编》、《鄂国金佗续编》都是单独出注，同样没有版本信息，但从页数来看，显然应该同为王曾瑜先生校注的《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一书。在三、四、五篇中作者几次用到的《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则应该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是引用过的。至于分别出注的《挥尘录》、《挥尘后录》应为同一书《挥麈录》。更有趣的是书中三、四两篇两次引用了“后录余话”卷之一“陈禾节义敢言”条。王明清的《挥麈录》分前、后、三话、余话四个部分，不知道这个“后录余话”卷一该做何解。第五篇引用的《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吏”条，原文应该是“小史”，更大的问题是这条的内容与作者所说的高俅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囿，“他的儿子和部下愣把林冲逼上梁山，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是八竿子也挨不着的。

　　作者对于史料的价值好像也缺乏辨析的能力。注释表明作者是参考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基本史籍的，但同样出自于上述史籍的一些基本资料，作者引用的却是《宋史纪事本末》之类，还有一些很容易查到的史籍中的资料，用的却是转引，如文莹的《玉壶清话》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等都有常见的标点本，却要从今人著述《宋帝列传》中的《宋太祖》和《宋徽宗宋钦宗》两书中转引。更有甚者，作者用到的好多史料竟然是出自于今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林语堂《苏东坡传》和一本叫作《治乱警鉴》的书，而这本书又没有任何的出版信息。笔者孤陋寡闻，查了一下才知道是本世纪编就的大作。作者从这些书中转引了很多宋代野史、笔记中的资料，比如关于王安石的一些记载，它们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值得怀疑的，但作者对真实与否并不关心，只要它们有趣就可。这样的注释基本上是聊胜于无的。作者曾指责“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而《实录》对史料的处理却是如此轻率。

　　史籍之外的今人论著，从注释看作者参考的很少。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林语堂《苏东坡传》引用次数较多，却是从中撷取资料。《实录》写了宋太祖、宋徽宗和宋高宗三位皇帝，对《宋帝列传》中的《宋太祖》和《宋徽宗宋钦宗》两书有相对较多的引用，然而这一系列中的《宋高宗》却不在作者的参考书目之内。不过在描写赵构力量之大和能开硬弓时，作者连续用到了嘉业堂丛书本的曹勋《松隐文集》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和《宋史》卷一九四《兵志》中的两条资料，这两条资料的版本、用法和解读同样见于王曾瑜所著《宋高宗》第3页中。笔者没有见过嘉业堂丛书本的曹勋文集，不过从刘承幹的跋语“右《松隐集》四十卷”云云看，则嘉业堂丛书本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松隐集》。《实录》中的王安石与岳飞两位传主则各种各样的传记多多，然而作者的注释表明是一无参考，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除了注释的总体浏览之外，笔者还认真阅读了《实录》写到陈桥兵变止的几页内容和注释，发现的几个问题同样令笔者大跌眼镜。

　　正文第1页，也就是全书第3页，作者提到赵匡胤“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乳名叫‘香孩儿’。”“香孩儿”的说法是仅见于宋代的笔记当中的，而作者参考的资料却是《宋史》卷一《太祖纪一》，这也是全书的第一个注释。

　　紧接着的下一段，作者提到赵匡胤的父亲本来是后唐的战将，后来屡遭变故，家道中落，家境十分艰难，因此年轻时的赵匡胤相当困窘。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后唐、后晋、后汉一直都是战将，到后周世宗时还受到重用，不知道作者的这段记载出自何处。为了给下文中赵匡胤的浪荡江湖做铺垫，就要做如此笔法吗？

　　然后作者写赵匡胤投奔凤阳节度使王彦超，不受礼遇，致使赵匡胤极为困窘，以至于曾经靠在街边设赌局来维持生计。赵匡胤浪迹江湖，先是西行，在经过潘原（今甘肃平凉）的时候，曾参赌过一次。赌过一次与自设赌局维持生计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后来赵匡胤南下时投奔了王彦超，而当时的王彦超做的是复州（今湖北天门）的防御使而不是凤阳的节度使，那个时候还没有个凤阳。

　　再接下来的一段记载就更为离谱。赵匡胤过襄阳，寓僧寺，百岁老僧火眼金睛，识英雄于落难之中，谈古论今，一番点化，使北走立功，于是赵匡胤骑上寺庙里惟一的毛驴北上了。这段近两百字近似传奇又像演义的精彩记载，根据作者的注释是出自于《宋史》卷一《太祖纪一》。其原文只有一句话：“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不知道这样演绎而来的“细节”与“真实”，全书中还有多少。这样的描写与演义相距多少？想像的限度在哪里？　　

　　第6页提到赵匡胤结交的赵普、王仁赡，后来分别成为宰相、副宰相，并不准确。王仁赡只做过掌军政的枢密副使，从来没有做到过副宰相。同页，赵匡胤与十位中高级将领结拜为“义社十兄弟”，那不成十一兄弟了？第8页提到后周“宰相王朴”脑溢血突发死去云云。脑溢血之说不知何出，大概是作者猜测的。至于宰相一职，王朴是没有做过的，他只做到了枢密使，这在作者注释所引的《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中记载分明。最后到了陈桥兵变时，根据史籍改写的对话中，赵普和将军们一口一个“赵匡胤”如何如何，听起来怪怪的，既不符史实，也根本不符合人物的身份。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第5页的配图，也是本书的第一个插图。插图是唐代韦偃名画《双骑图》，但书中对此没有任何交待，为之配的说明文字则是“逃跑的后果，常常是兵败如山倒”。够滑稽，也够煞风景。

　　《实录》注释的增加本为增加其“学术”的气息，显得高雅吧。而其实际效果却是不但无益于提高其学术的品位，反而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在短短五六页的篇幅当中出现这么多史料、史实和文字上的问题，显示出作者根本没有辨别史料的兴趣与能力，又怎能“接近历史真相地还原历史”？难道靠一些笔记、传说的不经之谈“丰富”细节，就是真实？如果仅仅从这几页作者的手段来看，毋宁说该书是与文学更近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