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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场景，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清初山东社会状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特别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命运。

——史景迁与他的《王氏之死》
文：郑实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8月

　　米兰·昆德拉在讲述俄国人入侵他的祖国时，提到了一个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毫不关心的老妇人，她一心惦记的只是院子里一树正在结果的梨。昆德拉若有所思地问他的读者：哪一个更重要，俄国人的坦克还是梨？汉学家史景迁在中国浩渺而繁杂的历代文献中搜寻时，将目光锁定在北方农村一个看上去乏善可陈的县城，进而缩小到以王氏为代表的几条草芥一般微不足道的生命中。他甚至一反历史学家不动声色语调，使用温情的比喻来描述这个与他相隔着遥远时空的普通村妇：“她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捡起的一块石头，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

　　一块本已淹没在滚动无言的历史尘埃中的小石子，何以引发出如此豪迈动情、如铿锵宣言般的感触？是因为这个生命有过太特殊的印记？恰恰相反。王氏的一生太普通，太不落痕迹，太像一条自生自灭、注定被遗忘的虫蚁。但也许正是她无声无息、从无人关注的命运中无处不在的绝望色彩，牵动了一根敏锐的神经。在王氏的故事中，真正具有悲剧意味的，不是她最终被丈夫蓄谋杀害，并沉尸冰原无人理睬的戏剧性结尾，而是生活在“一个显而易见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并作为最弱势的群体———贫困的妇女中的一员，她因此所有艰辛的付出都是不会换来回报的。也就是说，走投无路是弥漫在以王氏为代表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常态。造成那里贫困、动荡的原因：地震、雪灾、匪祸等等具有相当的地方性，而中国“大多数的地方资料没有被保存下来”，可以借以准确了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社会统计数据，在明末清初王氏生活的时代是很缺失的。这块被命名为中国的土地，由此常常成为历史的一片试验田，看看一条条生命所能承受的最重负载是怎样的，然后又轻轻划过，看看怎样用最轻描淡写的方式抹掉他们的痕迹。

　　值得庆幸的是，王氏生活的那个郯城的县志和当地一位官绅细致的回忆笔记留存了下来，并且进入了在中国历史中不懈挖掘的史景迁的视野。更让他有意外之喜的是，他发现蒲松龄的小说也可作为那段历史的良好注释。有了这三个结实的柱桩，史景迁相信，自己可以为复原王氏生活的那个社会勾勒线索、围栏造屋了。

　　对于专业之外的普通读者（就是前面史景迁所说的“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吧？）来讲，只有当历史和生命发生关联时，也就是说，当历史学家把中间间隔的时间瀚海蒸馏缩短之后，将另一个不相关的命运摆在共同的喜怒哀乐之下时，历史才有被关注的意义。为此，西方的历史学家的传统做法，是要绕一个大圈子从这些的反面做起，着手搜集最枯燥的数据：地理状况、土地租约、税收状况、人口流动情况、作物分布、习俗和禁忌、司法文件……这也正是史景迁在探究王氏的故事时所做的。对于千千万万个王氏，她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些数据资料，但却是实实在在生活在它们中间。事实上，是这些无情的数字、概念决定了她们如何度过潦草的一生。而我们也正是借助这数字文献的桥梁感受到了弥漫在那个偏僻的中国北方乡村的情绪、震荡在日常社会生活空气中的不安，以及“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苦苦挣扎。

　　据说史景迁是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王氏之死》的确是个有力的明证。在这本书中，他努力把历史生命的热量传达给了读者。

文：孙 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6月

从讲述“中国故事”到研究“中国问题”
    当代史学界，无论中西，能以“讲故事”闻名的，只有一人，就是史景迁。对他的著作，一般的评价是“好看且有深度”。这个论断颇有些辩证法的高明，却也往往使没有读过史氏著作的人陷入好奇的疑惑。
    欧美研究“中国”的学统根源是汉学。这门几与海通相伴而生的学问看似冰冷深奥，其实最开始的使命乃至今天仍最基本的使命都很简单，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讲述“中国故事”。所以，早期汉学著作，除翻译诗歌典籍之外，或描绘名人史事，或报道时政风物，着笔之处虽不尽相同，手法却都是人文叙述的，都是从不同的视角讲故事。说到讲故事，本领不外乎两样：一是完整，即对发展脉络的掌握和对细节的熟稔；二是技巧，即起承转合的逻辑，引人入胜的开头、扣人心弦的高潮和余音绕梁的结尾。既是学问家，汉学家讲故事就重在求实，所以主要还是前者。尤其是基于汉学的文化传播定位，对那些颇想一窥异域文明的好奇者而言，细节本身就是吸引人的重要技巧。所以，“细节”在汉学家那里历来重要。只是随着汉学的发展，随着各门近现代学科的发展对汉学的影响和渗透，对文字的考订、对思想的阐释、对概念的澄清，一个个新领域，越来越细，携现代学术发展之势，细得学术研究最终决定性地胜过故事的讲述，汉学家终于不再屑于讲故事，甚至宁可研究一个文字，也不愿意逆学术潮流而动地宏观探索古老东方的大历史，更无论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个体生命的悲欢。这个学术史说起来也颇耐人寻味，总之，是讲故事引出来的细节要求�熥钪战�讲故事这种方式本身送进了学术博物馆。
    今天说起汉学，尤其美国的汉学，给人第一印象的是科学严谨的术语和系统的理论框架。社会科学的进入对汉学的关注点和表达方式影响最大，甚至导致汉学不仅不再讲故事，人文性也大受侵蚀。世易时移，但是，细节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深受年鉴学派等西方主流史学学派影响的汉学，对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视，与中国本土对政治史的重视恰成对比。而出于从长时段、区域性和普遍性解释历史的眼光，社会史和经济史当中，他们对平民事件的始末、社区经济的盛衰等题目的研究，对地方档案的搜寻检索，与中国本土主流史学的宏大叙事也恰成对照。只是，究竟何为细节，此时已有重要的分歧：从长时段的眼光看来，轰轰烈烈的变法或革命就不如一个村庄的日常劳作，朱批谕旨奏折比不上几件小县城里本来无人理会的民事诉讼档案；从中国学术的主流眼光看来，则完全相反，王朝鼎革、改良革命等影响国家走向的断裂式的事件才是历史的坐标。所以，汉学家研究的还是中国眼光中的“细节”，只是细节的表现方式已是数据的罗列、“体系”和“框架”的逻辑推演，这是社会科学的要求。
    当代北美汉学的主流传统是费正清开创的“中国学”的传统，也称“新汉学”，上述的新派汉学的大本营也正在此。如学者所言，“中国学”的特点是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与传统汉学关注的语言学、文化学有别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明清以降大体上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贸易、外交、人口、社会流动、经济制度等内容，而往往指向的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可能性问题。发展到今天，美国中国学的执牛耳者主要是三位：孔飞力（孔复礼）、魏斐德和史景迁。这“三杰”之中，孔飞力和魏斐德更像是费正清的中国学作为一种学统发展的关键人物，即他们不仅都有或深或浅的在哈佛随费正清受教的经历，尤其孔飞力本身就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等老一代开创者所关注的问题和做研究的方式在他们这里得以承继和创新，比如二人共同倾力的从社会科学视角对地方控制、地方精英等问题的研究，同时，又有一批新学者从他们这里出发，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拓展继续下去，从而使得这个学统能够名副其实地存在并绵延开来。

“故事”的上空飘着“社会科学”的坚实影子
    史景迁，却始终给人“异数”之感。
    史景迁有点儿像“两间余一人”的荷戟者。在他的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两种传统。一方面，他从年轻时起，似乎就在像一个传统的汉学家一样讲述“中国故事”，将他从中国史书中读到的中国人和中国事，以及他对中国的思考娓娓道来，讲康熙的苦恼、讲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偏执的内心世界、讲画家原济的交际圈子，这都是“细节”的历史。但同时，从他讲述的故事当中，我们又能发现对政治系统运作的体察，对社会发展状况的揭示，对文化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独到阐述，从而在他的细节叙述中看到的是社会科学的影子和中国学的训练，使他与传统汉学有别。如果从生平和受学来追溯史景迁风格的迥异常人，他与孔飞力和魏斐德不同的是生于英国，曾在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读书，我们可以由此推知欧洲汉学的影响，但还很难就此判断他与欧洲汉学之间的具体渊源，比如何种学派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倒是可以确认与美国中国学之间的关系。史景迁的著作，骨子里就是这有所承继和重叠的两个学统。他是一个当代的美国中国学家，又有些像一个古德幽光的传统汉学家。他所关注的问题，不免现代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眼光，但又是以久违的人文叙述的方式表达的，从而将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的两种“细节”研究的本事集于一身。他的史学著作之所以别具魅力，原因即在于此，两者也实在是缺一不可。《王氏之死》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１９７０年代，史景迁在图书馆被１６７２年山东郯城王氏妇人的故事所吸引。自此，他不断地探寻清初山东郯城的社会历史状况，最后写就了一部１６６８～１６７２年郯城的社会志：包括土地及赋税的问题、乡民之间的争斗、妇女生活及文人的评价，贯穿其中的是官府的行政管理。这就是《王氏之死》。一个普通而略显贫穷的区域，一个平常而稍有不安的年代，老实说，没有太多可写的；一部县志，知县黄六鸿的一些回忆录和笔记，也没有太多可供查阅的档案资料，无论如何，这些资料更稍嫌单薄些，甚至让人担心挖掘和发挥的余地。但史景迁的本事就在这里。
    小地方的小情况要写好，就要有大眼光，从而赋予“细节”以意义。在史景迁笔下，郯城的普通情况中竟也蕴藏着引人深思之处。在天灾和人祸交相作用之下，郯城百姓受苦受难、几于水深火热，他们坚持缴纳赋税，却很少得到回报，但他们始终忍耐过活，一天一天地延续亘古不变的时光。这点出了中国大部分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而这种貌似难以理解的“低水平维持”状态必然有其内部机制在发挥维持作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商人、地主和士兵如何想尽办法逃税；有权势的地主如何欺压乡里、维护权势，老百姓又如何利用官府与仇家的矛盾，借机报仇雪恨；在《大清律》规定改嫁者财产须听前夫家人做主的影响下，婆家人如何想方设法逼迫寡妇改嫁，而撰写县志的绅士们又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亲属纳入忠贞的范畴；那难以忍受自己家庭的平常妇人王氏如何离家出走，被情夫抛弃之后又如何难以在当地环境下生存，最后选择回家，丈夫杀她之后的案情如何发展；在这个蕴涵着斗争和仇恨的平凡世界中，地方官员又是如何为百姓请命、申请减免赋税，努力克服商人、地主等的欺骗和阻挠、尽量完成税收任务，辟邪匡正、努力提高地方道德水准，巧妙周旋、秘密侦破地方恶势力，等等。从中，我们看到了乡土百姓生活的逻辑，包括他们的经济生存、社会处境和感情世界；我们看到了地方精英发展的逻辑，包括他们的经济谋略、相互之间的争斗和与官府的抗衡；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运转的逻辑，包括他们对上级分派的任务的落实、对百姓生活的调节和对地方精英的控制，尤其是其中的种种奥妙之处。这三个逻辑就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赖以维持的调节控制系统，即百姓的自我调控、官府的调控和地方精英介于两者之间的运作，这个可以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甚至可以通过暂时的不平衡达到更长时间的平衡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调控系统，是理解漫长的传统中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对这个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看来都属于“细节”的历史的描述，史景迁令读者对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机制有所体会。并且，这些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透视早在１９７７年就已刊行于世。
    如果说《王氏之死》是对“小”的细节的阐发，在他的新作《皇帝与秀才》中，史景迁则展示讲述“大”的细节的能力。他选取了雍正朝“曾静案”这样一个细节，从而为迷案较多的雍正朝历史增加了珍贵的见解。这部著作借助档案等史料，以《大义觉迷录》的撰写、编纂、制作、发行以及宣传为主要线索，还原了居庙堂之高的皇帝与处江湖之远的秀才如何通过巧妙的历史机缘得以形成联系，并将各色人等卷进斗争中来，最后形成《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和“曾静案”这桩奇案这一段奇史。史景迁想要证明的是“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和“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而在证明的过程中，他更为我们揭示了皇帝与官员互动的行政体系运转机制、政治与知识互动的文化衍生机制和古老东方社会生活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其手法同样独到。
    这由对一小一大两个细节的阐发而生成的两部著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史景迁合二为一的两种学统：传统汉学的“讲故事”和当代美国学的“中国问题”意识。从中，我们更惊讶于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了解的程度：他借助社会科学的眼光深入揭示中国历史的深层根源，而其“讲故事”一样的表述更显示他对中国的“不隔”；传统汉学沉醉于文化层面，中国学又过于理论化的设定而让人有隔膜之感。“不隔”，这才是史景迁的境界。正是因为这种“不隔”，他才能得心应手地找到历史的细节，并用细节巧妙地揭开历史或可爱或悲凉的一面；他才能熟练地运用《聊斋志异》中的相关记载和奇幻故事，来补充郯城地方材料的不足，并且毫不牵强，使文学作品与历史事实形成强烈的“互文”效果，即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想象与事实之间的互文，从而不仅弥补了史料的缺憾，还让人通过想象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
    这就是高明的史景迁，“两间余一人”，但他似乎丝毫没有鲁迅笔下荷戟者的彷徨与惆怅；他把握着细节的历史，享乐于他融合两种学统构建的中国世界之中。

文：邢天添 出处：读书 2007年第9期

　　刚翻开《王氏之死》（[美]史景迁，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的第一页，就被一幅图深深地吸引了——一幅取自《郯城县志》的郯城地图。我对这种古简笔画有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里面充满了神异的气氛。河流的笔法是用传统的官府公堂里面的壁画——《青天海日图》里海水的画法，一圈一圈的波纹带着古朴，让人联想起河神、水妖、蛟龙和避水珠；山丘采用的也是通俗的三五笔勾勒的笔法，配上神异的名称：神山、芙蓉山、卧虎山、由余洞……莽林、绝景、隐者、绝世武功和海外仙丹浮现眼前。还有许多庙、墓、坛、祠、堡、冢、埠，古代的浪漫扑鼻而来。
　　但在之后的阅读中，这种神异和浪漫逐渐被销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图画背后被放大的悲凉、麻木和残忍。
　　史景迁毕竟是出色的汉学家，句子构造迥异于大多数外国作者，言语相当简练，起码从本书引用的大量《聊斋志异》的段落来看，作者对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是稔熟于心的。但是，史景迁毕竟是外国人，毕竟未曾在那个懵懂的年代生活过，他对当地人（应该就是农村人）的描写像是用摄像机摄下的无声镜头，很苍白，像是木偶，缺乏乡土气息。其实这一点，即便是中国人也做得不尽如人意。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尽是口吐文言的“文人”——村民哪得如此文绉绉？到了鲁迅用白话写祥林嫂才显得真实了一些，却还是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才真正地用了眼睛去看、用了耳朵去听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声音。
　　说实话，看完之后，并没有多少阅读的快感。整本书的基调都相当波澜不惊，间或带着沉重。作者的语言也平淡而透着哀伤，就连一些相对的高潮，比如黄六鸿与恶霸王三的对决，都写得像黑白镜头，平淡无奇。书中还时不时地把事件牵扯到艰涩的律法上，让刚刚进入故事的读者又回到现实中来。书中最美的部分还得数引用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段子——充满了幻想、理想、调侃和梦。当然，书的结尾处史景迁为王氏之死编织的梦也十分美，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一个封建妇女内心的憧憬和挣扎。
　　但这也许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就是要用这种笔法和基调，将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让人触骨地感受小地方小人物的麻木、挣扎、愚昧和无声的振聋发聩!
　　小民的苦楚是历来不入籍史册的，哪怕是野史，都很难找到针对一个普通的黔首的描写，因为古人向来用了扬善避恶的春秋笔法写史。我们看到的史料，即便是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只将眼光投向了王侯将相和一些奇人轶事，人人都认为只有这些事才有流传下去的价值，谁都不肯关注那些真正养活着王公贵族的平民百姓，他们受苦受难，默默无声地纳粮赋税，却很少得到回报。书中提到：本书很多内容取自《郯城县志》。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纂工作制度，但大多数地方资料都未保存下来。为什么？因为县志除了县长看看，再不被谁关注，自然就亡失了，而这些资料才是真正深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好途径。即便有人偶尔读到了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一个过客的匆匆的视角，不肯认真地看看一个具体的人：“窃照郯城，弹丸小地，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屋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微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心酸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这种套路套话，见诸众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速变化的年代，层出不穷和眼花缭乱的事物让人兴奋而且浮躁，常常忘却了历史。比如我常常不能想象电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事物，总以为是从来就有的。历史课本上的文字，也仅仅是文字而已，难让人身临其境。清明节那天哲学系的同学们举办了个“缅怀烈士”签名活动，我路过的时候被不分皂白地拉去签名，我问为什么签名，他们指海报给我看：“我们的壮士浴血奋战……精神永存！”这样的文字让人眼睛都长茧了，哲学系的同学们却完成任务似的拉人去签名，真的很讽刺。
　　回到书中来吧。仔细看看这些从未被主流社会正眼看过的角落和人民。郯城，山东一个小县，据记载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年福祉，六年灾祸。其实哪有什么福祉，不过是没有强盗来抢，没有起义暴乱，没有清军入关，没有地震洪涝干旱蝗灾能够稳稳当当做奴隶而已！灾祸呢，是吃饭一样的常事：兵匪洗城（凡大兵将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可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益于盗者，特不敢轻杀人耳），地震蝗灾干旱洪涝，郯城人民苦不堪言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并未造反！依然纳税，依然在这个残缺的世界里挣扎生存。黄六鸿的回忆录写道：“郯城民众原不知有生之乐，轻生者甚多。”让人感觉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县志中也极少提及全国性的政治变革，清军入关掌政也似乎并未对郯城造成什么影响，县里更是半个秀才也没出过。平添许多苍凉。
　　书里面写了许多人，除极少数人外，大家谁都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冯可参、黄六鸿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小破县城做知县，蒲松龄一生多半潦倒，愿不得遂（所谓文章憎命达，也许要感谢多舛的命运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聊斋志异》），路人甲在地震中被压死，路人乙饿死街头，举人杜之栋被盗贼杀死在家中……但是，最苦的还得数女人。男人再苦，起码有高于女人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有理想抱负前途……而女人，完全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像一件东西似的被抛来抛去，贞洁、勇敢、刚毅、无条件遵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女人才算是好女人，县志和官绅笔记中盛赞的贞妇烈女形象无疑对所有妇女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被主流人物奉为圭臬的扭曲的价值观让女人自己也不敢承认自己还是一个人，她们几乎甘愿做男人的附属，甘愿用流行的标准来勒紧自己。有一些表面上保护妇女的律法条文（其实初衷也是鼓励妇女守节），却被利用来进一步把女性逼上绝路。如《大清律》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为前夫之家为主。”此条本意是鼓励寡妇忠于死去的丈夫，但它的副作用是:死去的男子的亲戚们非但不鼓励守节,反而迫使寡妇再嫁,以摆脱供养孤儿寡母的义务,还可从中得到利益；又如“妇人夫丧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本意是为了财产不会流失外姓，副作用是有人为了夺家产而找借口杀死寡妇之子以使其无子。
　　终于写到王氏。本书正文一百一十四页，而从王氏出场到王氏之死只用了十三页的笔墨。但有了前文的铺垫，“王氏之死”才显得水到渠成，否则不免有突兀之感：王氏自出场到第三个自然段就莫名其妙地和一个名姓不详的男人私奔了，而没过几段就被抛弃，过不多久便死了。故事很小，却是整本书的升华，如作者所说：“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在我手里愈见分明了。”王氏就像一个斑斓的气泡，在整本书中缓缓浮起，最后绚烂地破了！
　　王氏之死：这便是古代女性之死。王氏一直处于一个边缘地带，一种无助的状态，她的生活只能以男人为中心。在与情人私奔后，或许她曾梦想过可以跟随他一辈子，但悲剧不久就发生了，男人玩弄之后便抛弃了她。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王氏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那个所谓的“家”——这个悲剧的起点，因为起码那里有个男人。
　　任某杀妻：我认为任某杀王氏有两个大的原因：一是王氏的归来带给任某莫大的耻辱，让任某无法在村民面前抬头，她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而直接的原因是高某抽了任某一记耳光，于是任某完全把王氏当做一件东西来回击这么点小屈辱。
　　黄六鸿断案：不能否认黄六鸿是一个精明的县令，他明察秋毫，果敢能干。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当时法律的软弱，像是人情的衍伸，黄六鸿在许多地方都是道义上的惩罚而非依法断案，法律规章，种族传承，社会关系都被考虑在内，结果遂被完全歪曲了。
　　更可笑的，王氏受到了不错的安葬，竟是因为人们怕她变成厉鬼侵扰民众！这里讲了一个妇人田氏的故事，田氏就是借助鬼神的威胁才得以在这个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君不见各种故事中的女性往往也只有巫婆才能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和忌惮，神鬼竟然成了古代妇女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