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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更重要的是，本书不但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着重于庶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每每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万古江河》是许倬云毕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创新诠释！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後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最后，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万古江河》近27万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演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等，字里行间既有高空鸟瞰式的宏观洞见，又有具体日常生活的细微描写。

文：程念祺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9月

    许倬云先生以《万古江河》为题，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近代。许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提出这样的问题，许先生当然是有其深意的。

    本书的开场，在论及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时，许先生讲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讲黄河中下游文化，讲长江中下游文化，讲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讲西南的高山文化，讲西北的丝路文化。然后，他概括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无比多元的，每一个地区因其自然地理不同，都孕育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然而，历史上一波一波的移民潮，在这些地区之间，不断地彼此混合和影响，这才融合为各地区大同小异的中国文化。他指出:“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似乎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

    从叙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始，许先生就完全地贯彻他的这一看法。在题为“中国文化的黎明”的本书第二章结尾处，他对商周乃至春秋战国，作了这样的评述:“中国地域的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经过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纳于同一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时代，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领域，北及草原边缘，南逾长江，不仅收纳了不少本来各自为政的族群，经过交流与深化，这一文化秩序的内涵，也更为丰富。”

    而在许先生看来，从秦汉到隋唐这七八百年间，中国则经历了从“内敛”到“开张”的前后两个阶段，是中国民族的重整过程，在接纳了无数北方和南方的外族成分后，中国终于“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而此时，“中国周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围绕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国与四邻，实际存在着广泛的宗主关系，“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伏，形成一个无以为敌的大帝国。”

    对于史家们总是唐宋并称，许先生则不赞成。因为，在他看来，宋朝已不再是东亚的中心，在北方的强邻面前，宋朝不过居于弱者的地位，中国“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至于后来蒙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却也并不能再次整合出这种“普世秩序”。对此，许先生非常意味深长地说:“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相容！”

    尽管如此，许先生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的论述，表明了他对宋代经济当时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尽管宋代内部存在着彼此牵制的巨大力量，但是能够整合这些力量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经济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功能。”

    与对宋代经济评价很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倬云先生对宋代理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评价却非常之低。他批评南宋的理学，“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他不无指责地说，宋代文化上的这种内敛，要为明代中国的僵化负责。对于明朝，他有这样批评:“明代的中国，从蒙元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蒙元时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

    此书的每一章最后，许先生都有中外文化的一些简略的比较。本书第七章，作者讲到19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已经由赞美转变为轻视。对此，许先生写下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总而言之，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说出这样的话来，是许先生著作此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许先生看来，中国在历史上是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很早就融入世界的。

    许先生的这本《万古江河》，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内容是大文化的，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书中，我们的确读到了许多有关历史上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形态的内容，非常引人入胜。但是，对于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许先生并不一定就轻描淡写，反而写得相当深入。比如，他以国家组织与人民生活为题，讲中国历史上的编户齐民制度:先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来说明这种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又用大力气讨论这种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的改变，以及它与其他一系列制度产生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讨论中，他把“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身份纳入国家组织”的历史过程，非常明白地展示出来，并且尖锐地指出:“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写历史，就是要既注重人的具体生活形态，又能深刻地揭示人所生活的制度环境。许倬云先生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

    毋庸讳言，虽然许倬云先生非常注重此书在布局上的完整性，而且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得相当成功，却仍是普通读者最难理解和把握的。好在真正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阅读空间中，许先生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容易读得懂，而且又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文化元素。中国历史是非常丰富的，方方面面，举不胜举。这些元素讲得好，读者哪怕把握不了许倬云先生精心构筑的宏大体系，也能从中读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滋味。在许先生的笔下，中国历史文化的元素，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着的，讲出了历史的动态，而不是一般的概念。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中，许先生意在通过整合中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元素，写出他心中的万古江河。许先生说:“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显而易见，他要讲的是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应该完全融入世界；他心中涌动的，是万古江河中万古人心的激情和智慧。

文：李海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中国通史之撰述，最为习见的文本大概要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及其若干“仿本”(比如中学历史教科书)。除此之外，就笔者有限之了解，尚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1990年代起风行至今的则是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及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诸书。这些著作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却无法一劳永逸地承载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全部认知。历史之需要不断重写，“不是因为过去的历史著作不够真实，而是因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产生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答案”(张广勇:《全球通史·导论》)。除却范氏《中国通史》不论，无论是钱著《国史大纲》还是《吕著中国通史》，无一都是“为时而作”“为事而作”，而事过境迁、世变时易，今人的新问题已不能从中得到充分解答。即便是后出的黄氏与费氏著作，其视野之宏大、方法之新颖、关怀之幽深诚为一时独步，但亦难免“一家之言”的固有局限(如黄氏的“高层机构/低层机构”说便颇遭诟病)。正因为此，当许倬云的通史巨作《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再次为之唤起披览上下五千年的热情。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求学台大时因得遇名师而萌生了研习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兴趣，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恰逢“东方学”研究之盛，不但大师云集，且值韦伯研究方法与计量社会学相激相荡，正好成就了他探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宿愿。正是缘于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许氏手脚严重残疾)，四十多年间许氏已有《求古编》、《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近四十部专著问世，可谓著述等身，且在视野、方法和情怀诸方面当不让于前辈史家黄仁宇。考虑到许先生已然年逾七旬，这部穷三年之功撰成的《万古江河》很有可能成为他的收山之作。
　　
　　弥补自我中心观的缺陷

　　诚如许倬云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万古江河》“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致力于讲述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其关切盖有二端:一是“今日读史的读者……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既“在此等处着手”；一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因此“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中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以“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显然，《万古江河》之作乃是因应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席卷而申述中国人固有的身份认同和应有的心态调适，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的情怀可谓幽深玄远，我们于此不能不察。

　　许氏把中国历史视作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会否招致所谓“文化决定论”之讥？笔者以为不会。深为许氏推崇的前辈史家严耕望在论及中国通史讲授时曾经有言:“讲授中国通史……不如比较侧重‘中国文化史’。因为要青年们必修‘中国通史’课程，无非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此处所说的“中国文化史”，并非只是各种制度、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之类。在严氏看来，历代国计民生状况与社会丰富习惯才是民族文化的基点，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占有最基本的地位。严氏还说，应该摒弃以汉族为核心的“一条线的中国历史观”，建立中国历史的立体观，把中国境内各个地区、各种民族的历史文化全部容纳到中国历史体系中来，这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严耕望:《怎样学历史》)。此处之所以详细引述严氏的观点，是因为这一理念也同样为许倬云所秉持并体现在《万古江河》的撰述中。考察本书的叙述重心，已非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而毋宁是疆域伸缩、族群互动、经济形态、内外交通，同时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这样的剪裁编排，既是源于对“中国通史”的深刻认知，又有诗情史意存乎其间。
　　
　　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叙事

　　综观本书之架构，以中国历史之展开为经，以中国文化之铺陈为纬，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则为系统论——既着眼于系统内的流变，又不忽略系统间的影响，内外交互作用，一环套着一环。于是在许氏笔下，中国依次呈现为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如此流转延展，正如古老的长江黄河，源于高山，归于大海，遂与天下众流无所区别。本书之题作《万古江河》，命意正在于此。当然，许氏承认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乃是“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而像这样完全不按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历史分期，也是出于对文化演变实情的认知与尊重，毕竟“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

　　如果说任何历史书写都是一种叙事，那么许氏之《万古江河》就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叙事。这并非笔者妄揣，而是作者“自招”。尽管前述五个阶段的划分已经非常简洁明了，但许氏仍进一步把中国历史作了两个阶段的划分，即以公元1500年为界，此前为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此后则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500年。这一划分标准，自然让我们想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的上下两册的副题就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为什么要以1500年为界呢？“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全球通史》下册)。当然，1500年只是取一个整数，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的其实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而使世界联为一体，亦即所谓全球化。从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一“历史的视界”关照全书，我们就会对许氏叙述重心的选择多了一层理解:盖将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区域联为一体的首在贸易与交通，而影响贸易与交通的又是各个区域的政治性格(或开放或内敛)、经济资源以及民间心态诸端。这样一来，全书就如一线穿珠，一转百转，浑然一体。

　　一个关于系统论的常识是，结合为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获得其原本没有的功能。以“系统的哲学”来关照历史，同样也会对一些“历史构件”乃至历史整体获得全新的发现。一如黄仁宇所说，“写历史的人如果……将历史的因果关系，延伸到个人人身一百年的经验之外，也会类似的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在重新编排之后，同一被观测的事物，其面貌已和以前所看不同”(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万古江河》一书而言，至少有两大“新发现”值得注意。
　　
　　经济网络的失衡

　　其一是经济网络说，这也是许氏解析中国经济兴衰的独特视角。早前的《汉代农业》一书探讨的就是汉代农业性市场经济系统的形成。《万古江河》延续并拓展了这一观点，指出“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经济体系，藉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国经济的衰落，都与这个网络的失衡和破坏有重要关系。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现代交通的出现，广大农村的传统市场系统——一个笼罩“点”与“面”的网络，遂为“线”形的铁路、公路与水运航路切断割裂，进而造成国家财富因为外贸逆差的漏卮而不断流失，也令国内财富的流转发生偏差，不能经过区间贸易，将财富不段重新分配于各地区。这一巨大罗网的破裂，导致中国从此沿海地区富足，内陆及偏远地区长沦贫穷，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更为显著。许氏由此感慨道:“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一方面，不能因为恋恋本土而停住脚步；另一方面，内地乡村的荒芜与贫穷又急待改进。……也许有待沿海城市的变化，扩散其效应，以致‘内地’与‘乡村’都相对地逐步减缩，这一两难之局方有解决的希望。”

　　这个经济网络其实不只关乎经济。许氏提醒我们注意:网络的隙地最不稳定，形成诸多农民起义。盖“隙地可能直线距离，离城市不远，却形同化外，往往为政令之不及，教化之不达”。边陲与隙地往往是庞大复杂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所谓“大泽中”或“离乡聚”都不在大路上。当然，起事的农民军若不能进入道路网络的干线，也大致不能成事。重要的决战，通常也在干线大道的战略地点进行，以决定农民起义的成败。此外，中国传统的经济的市场网络也具有人才与信息流转的功能，曾国藩一干人能剿灭太平天国，也得力于此。
　　
　　重新认识台湾的历史地位

　　其二是台湾的地位。作为一个岛屿，台湾自然早已存在，但直到16世纪后半叶之前，台湾仍是原住民的天下。16世纪后半，荷兰加入海上争雄的行列。其时，西班牙已据有菲律宾，葡萄牙则占有澳门，从马尼拉与澳门出入中国与日本，获取东方商货都相当方便。荷兰虽然将巴达维亚作为东方活动的基地，但由于远离东亚而甚感不便，很想在中国沿海取得基地，并于1623年在华人海商李旦的带领下转移到今台南安平建立了基地。综观17世纪的东亚海上形势，台湾已与马尼拉、澳门及日本的平户、长崎一道成为海上活动的中心点。自此，诚如许氏所说，“明代的最后这一幕，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言，都值得专节叙述以彰显中国历史终于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脉络不能分割”。台湾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竟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能是以往史家所未论及的。

　　当然，只此二端远远不能尽述《万古江河》一书带给我们的全新认知。况且，以此书来包罗自己一生治史的心得与创见，想必亦非许倬云先生的初衷。捧读斯编，笔者想到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遗世独立，外拒内残。或者许倬云先生料必大体同意黄仁宇的这一说法:“中国革命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最后的目的，也不仅是增进财富，而且要使全民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而生存……”

文：董保纲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8月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这也是近来历史类讲坛讲座火爆荧屏、历史类书籍火爆大小书店的原因，一时间，所谓的“戏说”、“正说”纷纷登场。有人说，“正说”难懂而且乏味，“戏说”好看却失于真实。而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发展》似乎介于“正说”与“戏说”之间，如果非要给它分类，似乎“妙说”更为恰当。

捧读厚厚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发展》，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奔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说她熟悉，是因为我们看多了历史类的书籍，甚至对一些历史脉络、历史事件早已经耳熟能详；说她陌生，是因为该书作者许倬云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的解读，在我们已有的历史概念之上，作者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给我们一些新鲜的感受。

许倬云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从事史学、文化学研究和教学近半个世纪，先后执教于我国台湾大学、美国匹斯堡大学。该书是他耗时三年完成的巨作，凝聚了他半个世纪以来的治学精华。该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

可以说，作者是站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高度，为我们解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从地域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的几个文化系统，特别分析了黄河和长江这两个文化区。“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在其后的篇章里，作者分别阐述了“中国文化的黎明”、“东亚的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等等，涉及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演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等，字里行间既有高空鸟瞰式的宏观洞见，又有具体日常生活的细腻入微的描摹。

除了正面的比较、阐述，作者还试图为读者揭开一个又一个“谜”：商周的青铜器文化是从哪里传入我国的，古代的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揭秘”自然能够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作者笔下的语言，也常常带给读者美的感受，比如他写长江，就融入了诸多激情，读起来如诗如画：“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

捧读该书，仿佛漫步在历史长河，数千年文化尽收眼底。尽管书中的有些篇章读起来有些枯涩、缺乏色彩，有些比较分析也略显牵强，然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只是用自己的目光与角度，从历史长河里给我们舀取了一瓢水，至于这瓢水的滋味如何，就看品尝它的人的兴趣与感受了。

文：何承伟（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编审）

　　记得在《话说中国》16卷本的“后记”里，我说过这样的话：“就这套书（指《话说中国》）的横向发展来说，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形式，在此，我们诚邀海内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研究、有修养的学者，共襄盛举，共同‘话说中国’，但我们的读者对象始终是普通大众。”这是我在《话说中国》工程初告成功时的真切愿望。

　　在2005年4月，《话说中国》16卷本出齐之后，社会反响强烈，好评不断。当年5月，该书又被中宣部列入“民族精神史诗出版工程”的首推项目，全国各地更是掀起了一股“话说中国”热。面对领导的肯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广大读者的深切厚望，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越发强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趁势而上，尽快推出《话说中国》新成果，做强做好这个品牌，满足广大读者的热切需求。”我们多线齐头并进，加快了开拓《话说中国》品牌的步伐。

　　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同时在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吴美云总编辑的大力促成下，经过努力，我们在较快的时间里向广大读者推出了这部创新独到、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力作——《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我的“共襄盛举”的愿望，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很快实现了。

　　许倬云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从事史学和文化学研究和教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执教于我国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许先生不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古史和社会史等领域有精深造诣，同时也洞晓西方历史，更善于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许先生著作等身，著有《求古编》、《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等近40部专著。

　　《万古江河》是许倬云先生毕生学识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源流与发展的创新诠释。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

　　《万古江河》洋洋27万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演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等，字里行间既有高空鸟瞰式的宏观洞见，又有具体日常生活的细腻入微的描摹。

　　更重要的是，本书以多民族和全球视角阐释中国文化的发展转变，汉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缔造者之一，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各有其特色，她们与汉族彼此影响，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当今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体系。同时，全书每每以全球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且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许倬云先生耗时三年完成的这部大著作，凝聚了他半个世纪以来的治学精华，是以精深学术为根基的。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书中字字皆玑珠，发前人所未发，若没有长年的学术积淀，没有超人的大智慧，怎有如此大气魄！尽管如此，作者的文字风格却极为畅达平实，也不直接引用史料原文，因此本书能够超越历史专业读者群的范围，非常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作者在书中阐释了百多个一般读者想知道，但又不知道到哪里去问的文化议题，例如：商周的青铜文化是从哪里传入我国的、古代的老百姓吃些什么、穿着如何、《金瓶梅》为什么是有反叛精神的创作、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有何差异、孔子的“仁”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代西方的工业化等等。一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而《万古江河》，即是为当代中国人所撰写的历史书。本书的繁体字版2006年1月在海外发行以来，读者口碑极佳，嘉评如潮，每每雄踞各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成为畅销书，这是有力的佐证。

　　“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历史文化就像万古江河一样源远流长，奔腾向前，在当今世界越发显示其无穷魅力和巨大向心力。我相信，这样一部饱含创新理念和文化精华的大作，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强烈共鸣。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文化有着迫切求知欲的当代青年，这本书不啻是一道丰盛无比的文化盛宴。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承光大，是许倬云先生和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