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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菊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
　　遍地枭雄，波诡云谲。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
　　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联袂推荐。
　　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书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吴思 学者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北洋军阀”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史家论晚清，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而本书所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正是这“大变局”的高潮一节，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等，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本书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

文：张鸣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我当年曾经搞过一段军阀史，出过一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书，叫《武夫治国梦》，起因就是读了这部《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的版本，八卷本)，读得非常仔细。开始的时候，感觉这段历史特别乱，北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比如这部《史话》，翻上两页就出几十个人物，感觉晕了，不知道谁跟谁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耐下性子看下去，就好了，感谢《史话》生动的描述，如果没有陶菊隐先生如此的妙笔生花，我估计自己不会有这么大的耐性和兴致继续这项研究。

　　这部书带我走进了军阀史的研究。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部书确实有很强的现场感，后来我查当时的报纸，《大公报》、《国民日报》、《新闻报》，提到军阀的时候感觉都很亲切，当时的一些资料，包括稗史笔记，跟陶先生写的这些文字有很强的呼应，书里的很多描述，读完一想，确实就是这样的，感觉特别强烈。

　　这书读来确实很生动，有很强的细节描写，有很强的个性描写。很多人的个性刻画都很生动。有人可能觉得有疑问，说你有什么根据，你怎么会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历史是可以做一点合理推测的，而且，作者写这些细节、这些历史，是有根据的。他写这个东西，吃亏在有根据但是很少把根据注出来，到了1983年重版的时候，才把资料来源都仔细补充上了，比如某一段资料是由蒋百里提供的，某一段是由胡鄂公提供的。后来史家也在说这个事，但是没有说我出处是陶先生这里。其实这部书中的细节价值分量很高，我后来做了这么长时间研究，感觉这个历史框架，包括历史细节，很生动的细节，的确是能够反映出当时历史的一个过程，而且有些细节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历史书是需要这些细节描写的，可能细节未必是跟现场完全一样，但是需要这样的生动描写，否则历史就特别干巴，完全变成了干菜的感觉。

　　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也感觉到，北洋时期的政府当家人经常在犯规，经常在违法，经常胡来，但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吴佩孚也好，不是一开始就不想尊重国会，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当他们这些武夫想按照宪政规则办事的时候，是处处为难，处处有障碍，但当他一回到传统权术里面的时候，就如鱼得水。每次都是这样的，最后结果，就是一步一步向后退，最后退到不需要法律、国会的地步了。袁世凯的时候有国会，中间断了，后来又恢复，然后是安抚国会，直系上台的时候就搞贿选了，再往后段祺瑞执政，没有国会了，奉系干脆就是大元帅，什么都没有了。整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下降阶段，这么走，越走越独裁，连形式上的宪政都没有了。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这个下降线，进入了国民党时期，变成了党治，实际上国民党党治和后来的党治，有一个历史上的脉，并不是很突然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兵和匪共存。谈军阀离不开谈土匪，在晚清义和团的时候，老百姓也有西洋武器，但是不会用，成了废物，只好用刀子片，拿了洋枪也不会用，极其陌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的？就是北洋时期，整个是混战，兵变成匪，匪变成兵。土匪不见得就是烧杀，他跟军阀的兵有时候有相似之处，都是维持一种秩序。抢钱要东西，但不搞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杀光了，他们吃什么呢？但是有一点，在兵匪互变之中，一般老百姓不光是熟悉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原则，把儒学彻底取代、赶走了，更关键的是熟悉了西洋火器。这个时候随便征兵，大旗一拉，一帮子老农民都是玩过枪的，稍稍训练一下就可以上战场了。孙传芳十万军队打光了，回到苏北大旗一拉，十万人又来了。后来为什么有党派可以打游击？其实是底子已经打好了，军阀已经帮你训练好了军队，民团也好，土匪也好，帮会也好，反正都是武装的，而且都是西洋火器。熟悉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土匪抢东西，尤其到外国人那里抢，到有钱人那里抢时，先不问有没有钱，先问有没有枪，先拿枪，或者拿枪来赎人。枪就是造币机，比钱值钱得多。

　　我们后来出的那些历史书，特别干巴，好多问题，像宪政问题，包括整个的社会转型的问题，根本涉及不到，所以陶菊隐先生的这部书，到现在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一点，它可以作为一本大众的启蒙书来推广。你要是不知道中国现代历史，就得看看陶先生的这部书。

  文：刘苏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这是谁说的话呢？段祺瑞。谋刺宋教仁案发后，赵秉钧引咎辞职，袁世凯匆匆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时值袁与五国银团代表就2500万英镑借款周旋、临近签约。根据《临时约法》，即便走走形式，借款合同也要经过临时参议院批准。而袁借口参院批过此案，此次经过参院只须备案而已。议员们不高兴袁的答复，遂要求段出席质询会议。段带了一批武人随从，一入会场便起到对议员的震慑作用。许多准备发言的议员噤若寒蝉，闭上了嘴巴。有几个议员出来打圆场，就程序问题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武夫段祺瑞暴跳如雷，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中国现代议会政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以上缩写自《武夫当国》某章。段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令人拍案叫绝，遂复制下来作了题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83章，140余万字，作者陶菊隐。三联书店分别于1959年（8卷）、1983年（3卷）出过两个版本，坊间殊不易得。此次海南出版社将是书编为5卷，取名《武夫当国》，即将上市。我近水楼台，趁十一长假先读了前20章，从袁随庆字军赴朝到袁去世，写了21年。有两点感受，与大家交流。

　　此书并不易读。本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尤其熟悉袁，计划三四天83章一口气拿下。不曾想断断续续读了一周，才翻过四分之一不足。其中一个关节，就是作者及其写作背景。陶菊隐先生14岁入了报行，正值民国元年，前20章的主体部分，皆作者亲闻亲睹，许多细节描写由不得一目十行，只好慢慢品味。而“史话”成书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史实叙述中，时常夹杂作者评论，想想那个年代，字里行间站满了警察，躲都躲不过，只要你不想丢掉细节，便要付出时间代价。《武夫当国》真的让人爱恨交加。据说当年书出版后，有两种评论意见，一是曹聚仁先生的，说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一是史学行里的，认为评论失之偏颇。我以为，于后者，陶先生碍于时情，有无可奈何的一面；于前者，无法苟同。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产生目光如炬史家之可能，陶先生当不例外。

　　此书十分重要。还是要回到作者之背景上来。作者先后任过长沙《女权日报》、上海《时报》、《湖南民报》、《湖南日报》、《湖南新报》、上海《新闻报》、《武汉民报》、南京《华报》、上海《晓报》等各地报纸的编辑、撰稿人、主笔、特约评论员、特约记者、助编、主编等职，是几与张季鸾齐名的民国记者和报人。一个14岁的中学生，民国元年入报行，直至民国38年国民政府退台，期间始终“混迹”于各种事件的一线，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其笔下的历史因其经历而波澜壮阔、翻云覆雨、楚楚动人，可想而知。段总理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若非耳闻目睹，想必不会如此生动。缺少精确细节和“花边儿”的历史，只可能是木乃伊历史，难得被世人传诵。但仅细节和“花边儿”绝不可能构成信史，于此，曹聚仁先生的评价便要重新体会。陶先生用大量笔墨铺陈袁从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一步步走向“帝制自为”之过程，如果少了史家之识，与街谈巷议有何区别？当赶走字里行间的警察，我们常常可读到这样的句子：袁世凯第一次破坏了……，开了……先例。当历史又行进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读到有关袁与北洋军阀的最新研究，“领略”那么多陈词滥调，知道了陶先生的可贵。

　　因最近重温陈寅恪，不知怎么想起了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遂找来读了一遍。该作并非通常意义的专著，说是论文集更符合实情。加上所附方氏父子重要诗文辑轶、选抄，全书25万字，论证的核心问题其实只一个：方以智死于自沉，死于惶恐滩。我们先看看余先生是怎样完成他的论证的：“余考密之（以智）晚节先后十有余年，于死节一端且论之至再至三，必穷其原委而后已。”有一论“方以智晚节考”，再论“方以智晚节考新证”，三论“方以智死节新考”，又论“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为证。方以智死节一端，何其重要乃尔？翻阅全书，仍不深得要领，再读“增订版自序”，始获答案。还是看看余先生怎么说：“密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于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致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又说：“欲知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仅当知该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当知其如何死。”余先生坦陈“本书所考者，则古人之心也”。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辞。况且“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此中原因是：“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鸣，其声回荡曲折，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考古人之心难，考古人隐语系统中之心曲更难。“微辞”非空穴来风也。再看余先生如何解释：“惟有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庶几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见古人之心耳。”余先生此时恰当地引陈寅恪师为例，赞扬陈师《柳如是别传》为实证与诠释熔于一炉之典范。吾生也晚，所学极陋，但于余先生的“实证与诠释”方法，颇有赞成之意。我尤其赞成余先生“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的论调，并视为史学之根本和灵魂。有了余英时先生的种种启发，我略知其研究所为之何一二。对比陈寅恪师的种种文迹，恍然乎觉得余先生更像陈门弟子，而去其钱师宾四先生远矣。

　　言归正传。余英时先生隐考古人之心，形致一种文化中人之死生。段总理之“木已成舟，毋庸再议！”棒喝，七转八转，于史学一项究竟演绎成了某种传统，我姑妄猜测，此一传统下之人，若知其如何生了，是否意味着知其死之结果？

文：苏小和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1月

　　陶菊隐的《武夫当国》的确是一本惹眼的书，雷颐说陶“担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的称号”，张鸣说此书“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李亚平说“想要了解现实从何而来，而又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读这本书”，吴思则直接把此书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进行类比，认为陶菊隐使用的是“活的史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情况下，学者们读书，怀疑居多，对于这本《武夫当国》，学者们却一致放下了怀疑的姿态，这在眼下的学界实不多见。

　　记者写历史可信吗？

　　陶先生是一名记者，《武夫当国》所涉及到的所有材料均来自一名记者的发现，外加日后的资料考证。一般而论，对记者的工作，我们是有必要保持警惕的，至少某些环境下，必须如此。但对陶先生似乎要另当别论。雷颐说，“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材料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雷颐所说的材料皆有所本，这里的本，应该是指陶先生当年凭借记者身份掌握的材料，这说明学者们完全信任了作为一名记者的陶菊隐的所有工作。

　　说实话，我也基本相信陶先生所引史料已经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真实，理由是陶先生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里尽到了一名记者的本分，说了真话，客观地记录了历史。从新闻史的角度看，陶先生肯定是个经典案例。有人评价，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的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政客之间，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新闻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了报道。

　　熟悉20世纪中国新闻发展历程的人必然要问：为什么陶菊隐先生能尽到一名记者的本分，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有一种观点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北洋军阀时代众多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不经意之间制造了某种制衡，他们忙于抢夺地盘，这使得新闻、教育、学术等等非物质体系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就有类似的分析。

　　值得怀疑的全景式写法

　　关于《武夫当国》的写法，也是需要存疑的问题。读《武夫当国》，常常被场面和故事吸引，140万字的著作，读来完全感觉不到枯燥。这是典型的全景式叙述，我们能看到军队之间的格杀场面，也能看到军阀们在密室里的阴谋，像一部豪迈的散文，纵横捭阖，但主题鲜明，又像一部情节诡异的小说，人物逼真到让你悚然惊奇。

　　关于全景式叙述，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写作方法。对于历史的叙述人而言，全景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个人的想象。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由来已久的叙述技巧事实上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手段，其不足之处是必须预设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后现代的叙述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术的引进。

　　不过，在历史领域，叙述技巧的发展似乎与文学相反。司马迁的《史记》就具有全景式写法的诸多特征，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心理，司马迁均无所不写，而索引一派的出现，应该是意识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后，才把功夫放在考据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们看来，司马迁才代表了历史写法的圭臬。

　　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可见顾炎武对司马迁的全景式写法的推崇。全景式历史生动有趣，而索引性历史则忠实于所见史料，不能出现丝毫臆想，因此，索引派历史必然干瘪，缺少情绪，缺少文采。白寿彝先生有感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史学界应该向司马迁学习，要改变我们的文风”等观点。

　　究竟怎样理解历史写法上的差异，显然见仁见智。具体到《武夫当国》这本书，当记者笔法和全景式叙述同时出现在陶先生身上，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裹夹在书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视的是人民群众的进步力量，所喜悦的是守旧官僚的腐朽势力，段先后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动派和安福卖国集团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泄性的观点，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讨论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风范。陶菊隐先生似乎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对此有所交待，“此书是史话，不是史论”，“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先生还强调“内容尽可能多提供材料，少发议论，不多引经典著作，力求做到从事物的现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质”，现在看来，陶先生不多引经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发议论似乎做得不够。所以，有历史学者私下言明：“读《武夫当国》，只读史料，不读观点”。

　　陶菊隐的难处

　　《武夫当国》从1957年开始出版，到1959年全部出版完毕，这个时期里能出版如此厚重的历史著作，实在是个意外。正是如此，那个年代里的一些思维方式也理所当然地走进了陶先生的书中。

　　1959年后期，全书尚未出完，出版社却打算停止出版。

　　“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向主席汇报自己写这段历史的初衷是想以历史为鉴，告诉读者，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国家”。

　　陶菊隐在书中加入了一些议论也显现了那个年代的特征。比如，在写1924年12月七国公使照会临时政府既成条约之事，陶先生便加进一段话：“这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形势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在写广东革命军东征，滇、桂军阀不堪一击时，陶先生如此议论：“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高级军官生活腐化，军队纪律废弛，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出来无比巨大的威力”。

　　我们理解陶菊隐先生，身处那个年代，先生想为历史做点事情。这么看起来，《武夫当国》似乎衍生出更多的价值：其一当然是北洋军阀史话价值，其二则是陶先生的个人史价值，最后则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现象的价值。

　　这么多价值摆在一起，我们哪有不感谢陶先生的道理？

文：沈沣
出处：北京晚报 2006年10月

    两年来，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连续写了《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两本论述北洋军阀的随笔集。他说自己涉足军阀史的研究，“底稿”是三联书店1959年8卷本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部书确实有很强的现场感，后来我查当时的报纸，《大公报》、《国民日报》、《新闻报》，提到军阀的时候感觉都很亲切，当时的一些资料，稗史笔记，跟陶先生写的这些文字有很强的呼应。”

    解放以前新闻界有“南陶北张”的说法，“南陶”就是上海《新闻报》的陶菊隐，“北张”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陶菊隐的人生前30多年写新闻，后40多年写旧闻，一生的文字都是集中在“北洋军阀”这一段。从1959年到2006年47年的时间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出版了三个版本。老人于1989年去世，其子陶端说:“他一直是在默默地期待着，期待有一天报章上有一篇评论的文章，但是没有。”

    今年10月海南出版社推出了“史话”的第三版。出版社为再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也有了不少的新闻报道，权当对老人迟到的告慰吧。

    《武夫当国》的第三版在1983年版的基础上，作了目录和标题上的微调。《武夫当国》的书名显然是受了海外学者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的影响。北洋历史的阅读不是冷门，近年来代表性的畅销书还有《文武北洋》和张鸣的两本随笔。《文武北洋》是以“文化苦旅”的方式对北洋人物作了一番联系古今的随访，而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或是《历史的底稿》，则是对晚近政治、经济、社会一事一议的“大学者小文章”。遗憾的是，没有人拍出热门的军阀剧，也没有学者到电视上讲军阀。但是，如果好好看一遍《武夫当国》，一定会发现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好题材。

    张鸣说，《武夫当国》可以作为大众对民国历史的启蒙书。不过，5卷本长达130多万字的《武夫当国》，对“启蒙”来说算不算是个“超级载重”？毕竟20来万字一本书是当前阅读的标准配置。

    社科院学者李洪岩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曾对北洋的历史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北洋军阀时期，国家成了大江湖，整个就是一部“天龙八部”，很多大人物其实都是韦小宝式的人物。这句话一说明了北洋历史的“乱”现象，二说明了北洋历史的“怪”现象。

    先说“乱”，战争、政变、暗杀、倒戈、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发生；政治试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立宪、联省自治，政局就是实验田，仅从1912年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17年时间里，就上上下下13位总统、换来换去46届内阁。5卷本的《武夫当国》从袁世凯朝鲜发迹、北洋集团初步形成，写到北伐军来了、北洋军阀的末日到了，对这前后33年的乱现象作系统的梳理，也让人能得到一窥全貌的印象。

    再说“怪”。无论多大的学者，一旦遇到北洋的怪人怪事，往往都会拿出一番调侃的心态。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津津乐道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国库里只有10个银元的逸事；张鸣写“坏脾气”的军阀，什么臭棋篓子段祺瑞、马桶将军王怀庆，更是搜罗了糗事一箩筐。陶菊隐因为是新闻记者出身，以报道北洋军阀事迹起家，很多军政界名人都是他的朋友，一些“大人物”也都接受过他的采访，所以在这部书里，各种堂前历史的来龙去脉、幕后交易的隐闻秘事都相当具有现场感。

    谁说启蒙书就不能厚？总而言之，5卷本130万字的《武夫当国》可以担当近代历史的启蒙，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能让你感受这段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变局的历史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