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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学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这是一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书。全书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本书生动地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历史学者李亚平说:“如果想要了解二十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我读了觉得很好，因为它很具体。以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中小学四门文科的教学都是失败的:政治课上成了语文课，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历史课只有观点没有史料，观点还未必对，外语是从学龄前一直学到博士后，水平还只相当于美国初中的水平。实际上我就觉得，在历史教育上我们应该重视史料，而这本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另外作者经历过那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有现场感，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跟没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是大不一样的，作者对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感受，而且作者是报人，其感受有广泛的代表性。尽管解放后写作时用了一些新的词汇来表述，但是笔下的历史还是带有事件发生时作者的感性认识，有他自己的悲欢感受。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谈到清代，为什么几乎都是正面评价？因为他们没有现场感，他们没有经历过清代，现在只是凭着一些想像去认识清代，这里面夹杂着现代人的功利，很难对那个时代有个公正评价。有这种现场感的人，像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从清代过来的人，谈到这段历史就会不一样。他们对做大清国的臣民是深恶痛绝的。我更尊重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对他所经历的历史进行的叙述。

　　这本书的细节也非常好。例如湖南在辛亥革命后，帮会纷起，新军、旧军都是靠枪杆子说话。帮会头目焦达峰做督军都镇不住局面，最后被枪杀。谭延闿是一介书生，最后他把湖南镇住了。书中写了他的几个细节，突出其武艺高强，使得他在湖南长时期执政的事实是可信的。军阀实力的形成源于湘军，湘军是服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军队，非国家军队，后来被淮军替代。中国从湘军开始，就造成了军队隶属个人或者是隶属几个人的情况，军队不是隶属国家了，后来北洋军阀是由淮军演变来的。所以，唐德刚的书里老说在他小的时候，听在淮军里当过士兵的上辈人讲淮军如何如何，所以他也是有现场感的史学家。军队非国家化，湘军起了一个头。

　　北洋军阀这些人是刚刚经过了清朝灭亡，他们本身又没多少文化——但是灭亡清朝，起作用的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和西洋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我感到很奇怪，这时的知识分子，留学回来的也就是几千人，不到一万人，能量之大现在很难想像——像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上亿人了。北洋时期也是那样，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也就是几十万人，但是在舆论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且北洋的军人，都是军人出身，所以对文的这方面，对法律都是不太懂，这样比较容易让外来的智慧吓倒。

　　那会儿也很奇怪，国民党的守法情况还不如北洋军阀，为什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权力在北洋时期还不太集中，守不守法受到社会舆论的厉害监督。所以，袁世凯也搞暗杀活动，也搞阴谋，但是一亮出来之后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我觉得北洋军阀的守法程度比国民党的守法程度好一点。比如宋教仁之死一案，现在仍是一个谜，仍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能证明就是袁世凯派赵秉钧布置的暗杀。当时上海检察所提出要传讯赵秉钧，这时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表示愿意接受传讯，但是不能到上海，可以到北京来，因为他有病，有医生证明，可国民党等不及。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一次以总理之尊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传讯。尽管没传讯成，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中较早就存在一股“戾气”，学者赵园写得特别好，这种戾气主要是跟专制主义压迫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解体有关系。在这种情态下，只相信暴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近百年来更发展到暴力万能论，认为暴力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暴力的确是万能的，能够打天下、驱赶入侵者，甚至抢银行，但是要想解决社会问题，暴力还不是万能的。我觉得这个戾气，这种暴力万能主义，其兴起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在长期战争之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流思想意识的解体之后。那时的情况是，儒家思想逐渐解体，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末年已经走到尽头了，清代的那种儒家实际是一节盲肠。

　　当大家都认为只有靠打斗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成了主流思想，这就是戾气，不仅仅下层民众，而且知识分子也有这个思想。到北洋时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枪杆子出身的，此外，他们也没别的。他们有时候感觉到缺少意识形态，缺少文化这种东西，所以李敖说张作霖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穿上大褂到各个学校拜老师，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我倒没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北洋时期，即使当政的武人们，因为对法律和文化的陌生，反而有某种程度的敬畏。到后来国民党就不行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留学生很多，他们有了文化，反而缺少了对文化的敬畏。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事实。

民国北洋政府中的四位总统下野后的归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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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1   

黎元洪：息影津门——黎元洪，湖北黄陂人，1864年出生，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军抓来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兼总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领导人，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在民国初期政坛上，黎元洪向来是由北洋军阀操纵利用的工具。袁世凯当道时，他被软禁在大院里当装聋作哑的“黎菩萨”。袁死后，继任大总统，无兵无权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听从段祺瑞的摆布，稍有不从，段就请来张勋的辫子军，搞了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把戏，被赶下了台。1922年又被曹锟放到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上对抗广东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久就被曹锟轰了下去。

　　下野后，黎元洪在天津的住宅内建了一个网球场，经常在下午打1小时的网球。冬天到来时，网球场改为滑冰场。黎元洪一向爱好书法，归隐后更是乐此不疲，各方仰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他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这天，都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群众在他的寓所内共同欢庆。黎元洪注重实业投资，投资兴办了数十家企业，并向银行贷款。1924年，因为银行追索本息，被迫将北京东厂胡同的住宅出卖。

　　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1928年初夏，偕同夫人到英租界看马赛，旧病复发，不能言语，6月3日去世，终年64岁。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第一人。

　　冯国璋：解甲归田——冯国璋，河北河间人，1859年生，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10月，代理期满下台。他一向善于敛财，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1919年集资1000万元拟办开源实业公司，并先后开办兵工厂、铁矿和电灯公司。同时，念念不忘联络旧部筹建新党。死后发现他的军火库有价值60万大洋的武器，有一半是冯国璋以前打仗的战利品，一半是他用私人财产购买的毛瑟枪。担任代理大总统时，冯国璋用了25节车皮运到沧州存放。1919年12月12日，与朋友会谈时，冯国璋突然发病，28日去世，享年62岁。国务会议决议花京钞58000元为冯国璋治丧。1920年2月2日，灵枢归葬河间原籍。

　　徐世昌：退耕修道——徐世昌天津人，1855年出生在河南，袁世凯的老朋友，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住宅占地10亩左右，其中空地很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还自己动手锄草。此外，他的夫人曾在河南辉县购置田地，准备徐世昌归隐，只是从没有派上用场。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编辑出版了《清儒学案》、《退耕堂政略》等10多种书籍。

　　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闭门不见，并从此装病。不料弄假成真，1938年冬天，患膀胱瘤，1939年6月5日病死，终年85岁。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不修墓工，衰土树石。但是由于战乱，灵柩一直未能归葬河南。

　　曹锟：跌为平民——曹锟，1862年出生，天津人，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10月，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1926年曹锟想复职的念头彻底破灭，只好过起了寓居生活。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还千方百计拉曹锟当傀儡。曹锟在夫人的劝导下，发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河北省省长前来当说客，都被曹锟夫妇轰走。

　　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袁世凯：近代史挨骂最多的统治者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磙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輓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见《齐如山回忆录》）。


近代史上着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世之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齣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

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舖，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藉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乾乾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对历史的表述常常是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

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係，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虽然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块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採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儘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地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漤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藉口。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採取了最不该採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就意味着手段的起码行为规则的底线被突破，以后军人什么都可以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是夺取政权的不得已，玩过之后，随即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制度上将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则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主一样，在下一次兵变中，被同一伙武人玩下去。袁世凯玩了兵变，却玩不了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古人的下场好）。

自曹锟北京兵变之后，袁世凯经历了短暂的凯歌行进的兴奋，北洋大兵不仅帮他扫荡了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逼得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围国会，断水绝粮，逼得国会议员们把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可惜蜜月不旋踵就过去了，骄兵悍将们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和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不听命令，侵夺行政权力成为家常便饭，连兵变也很快变得司空见惯了。从北京兵变以后，大兵们烧杀抢掠，技艺日益娴熟，不再需要「顾问」指点，如果齐如山这样西装革履的人还敢往前凑和，那么恐怕连衣服都会被剥了去。散在各处的督军和师长们，都成了据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却谁也指使不动。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军头们甚至连海关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

到了这个时候，醒过味来的袁世凯一迭连声地唱起军人不干政的高调，并且策划废督，可惜已经晚了，对于做了督军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个都不敢动，也动不得。在怎么着都没辙的情况下，出主意的谋士和袁世凯自己一起怀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势，于是大家像演戏似的演出了洪宪帝制，各种帝制请愿团，从乞丐到妓女，像农民闹社火似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还是他自己情愿被蒙，总之袁世凯「顺应民意」做了皇帝，结果却是给各式各样的反袁势力一个合适的藉口。蔡锷反袁的大旗一举，散在各地的北洋将领们，不仅不帮忙灭火，隔岸观火者有之，暗中助敌者有之，宣佈独立者更广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凯坐在家里天天听噩耗，直到害病归西。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时候，很多人都骂他是曹操，遗老遗少不用说，据冯玉祥说，连北洋军中也有这种议论。当然，他们所说的曹操，主要是《三国演义》上的形象。不过，如果指好行诈术这一点，袁世凯的确有点曹操的味道，只不过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凯玩的是军人。曾经担任过袁世凯外交秘书的着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记录过他和袁世凯的一段谈话。袁世凯问他，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回答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关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他们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表示，那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因此，顾维钧认为，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什么叫做民主政治（见《顾维钧回忆录》）。其实，袁世凯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政治家，他不知道，无论何种政体，玩军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后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在西太后临死前，时人评价晚清人物，说袁世凯是有术无学，以后事观之，不可谓言之不预。

[博讯论坛] 第六十三位 吴佩孚：儒枭——“学者”军阀点击（5210） 评论（13） 类别（百年排行榜） 发表于2006-03-23 0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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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旧军人”，吴的失败，虽似乎更富于“悲剧”色彩，却跟整个北洋军阀的衰亡一样，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必然性。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吴佩孚（1918，引自《从秀才到大军阀》）
　
大诰三篇，入于王莽之事，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吴佩孚（讨奉通电，1922）
　
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吴佩孚（在治军会上的训话，1922？）
　
这200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这些军阀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样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振奋能力却处于低潮。这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
　
百年百人排行榜　 第六十三位
　
吴佩孚：儒枭——“学者”军阀
　
（1874.4.22.～1939.12.4.）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三月初七日生，终年65岁】
　
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惟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注1〕。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丧父。22岁中秀才，却因“得罪当地豪绅，被革去功名”。流浪两年后当兵，得入随营武备学堂，归队后任炮队队官。庚子事变时，所在部队被袁世凯收编，再进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注2〕日俄战争中，他入选中日合组的侦探队，立过军功。论者称：吴“一生不满洋人侵华、憎恶东洋人的种种侵华行为”，而首次执行重大军务，偏是替东洋人侦探俄国情报，这不啻于“绝妙讽刺”〔注3〕。1906年，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管带，带兵剿匪显露才能，颇受上司曹锟器重。辛亥前后，因平息内部兵变、入湘镇压“二次革命”有功，经曹保荐，升少将旅长。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注2〕
　
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急欲“武力统一”。吴佩孚随曹锟出师讨伐南方，任前敌总指挥，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不料皖系张敬尧当上湖南督军，吴遂与湘军私下商洽停战，继而通电罢战主和。其时，曹已对他言听计从。至1919年“五四”运动兴，吴通电支持学生，反对巴黎签约，被誉为“爱国将军”。不久，他跟西南军阀私结反段同盟。年底冯国璋病逝，曹、吴成为北洋直系首领。在曹支持下，1920年5月吴率军北撤，段胁迫总统徐世昌免曹、吴职。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不数日，吴在奉军支持下大败皖军，段下野，直奉联合接掌北京政权。此役标志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注4〕


但没多久，直奉反目，于1922年4月开战。“直系军队神速地击败了满洲军队，尤其当人们知道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时，就更感不可思议”。〔注1〕奉张退居东北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首要人物，直系随即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接着，曹、吴逼徐世昌下台，恢复旧国会；再邀已被废黜5年的前副总统黎元洪复职，却不给他实权，后来干脆把黎赶出北京。1923年，曹锟花费约1356万元，当上“贿选”总统〔注1〕；吴对此亦有不满，与曹裂痕加深。同期，吴力主“废督裁兵”，而各地方实力派坚持“联省自治”；于是吴打起当年自己曾公开反对的“武力统一”旗号，在洛阳埋头练兵。
　
20年代初，吴佩孚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等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中共李大钊等，都做过争取他的工作。〔注2〕甚至在他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后，苏俄仍不改初衷；直至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路主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于张作霖，才渐渐放弃。〔注5〕史家分析说：是次直系之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㈠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㈡严重的财政危机，㈢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㈠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经，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㈡反直同盟的形成，㈢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注4〕
　
其后，吴佩孚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1926年秋国共合作北伐之初，吴军主力在武汉迅速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的最后十来年，继续对政局不时有所影响，但已无足轻重了。“九一八”后，他持公开反日立场，曾通电声讨溥仪做伪满傀儡，屡次拒绝日伪拉他合作的图谋。〔注2〕
　
评估吴佩孚的历史影响，首先要考虑当时错综复杂的军阀政治背景。
　
1917～1924年的中国政坛，云翻雨覆、变幻莫测，令观史者眼花缭乱。以民国元首而论，前有“辫帅”张勋赶走总统黎元洪而拥戴逊帝溥仪复辟，旋即段祺瑞推冯国璋代理总统；“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不久，直系打败皖系后逼徐下台、迎黎复任；接着是曹锟贿选成功，直至冯玉祥囚曹而联奉、推段出任“临时执政”。不过，中央政府的实权，并不在国家元首或内阁首脑手里，而体现在组阁的幕后。那7年里，内阁更迭21次，当过总理者（含代理）有段祺瑞、王士珍、钱能训、龚心湛、靳云鹏、萨镇冰、梁士诒、颜惠庆、周自齐、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高凌霨、孙宝琦、顾维钧等16人，每人累计在任平均不足半年，每届内阁存在时间长者不超过9个月，短者32天，平均125天。〔注6〕这一事实，不免令观史者困惑：“为什么宪法不能消解冲突，创造出大多数中国人祈盼的统一局面”？究其原因，“一些人解释说，操纵政府的尽是些偏狭自私、践踏法律的虚伪之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军阀系统的一张门面”。还有史家断言：“宪政体制之所以耗尽自己的活力，乃是因为它的成员们醉心于派系斗争”。〔注1〕显而易见，在如此频繁动荡的局势下，任何人的任何政治意愿和作为，必然都被大打折扣。据此，对吴佩孚个人的长期影响，不可高估。
　
评估吴佩孚的历史影响，又应考虑军阀政治背后的国际背景。
　
史家指出：“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而在20年代，“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是例证”。〔注7〕一般来说，此论似乎很正确。但是其一，如齐锡生所说：“1916－1928年间中国的政治派系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国际关系”〔注8〕，即使不考虑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理念，中国各派人物也各有其派系、地方乃至个人利益；而有关各国之对华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更由于国内外时局动荡，导致上述利益冲突此起彼伏，变化无常。因此，任何两方或多方，在打交道中“各怀鬼胎、时起争斗”〔注4〕，亦属必然。以此而论，无论北洋各系还是南方军阀，几乎没谁是“从一而终”、彻头彻尾的“汉奸”。
　
其次，跟众多军阀政客相比，吴佩孚又有特殊性。除年青时生成的反日情绪和民族忧患意识之外，他对各列强以及苏俄的态度，似可谓一向是“为我所用”，或曰“以夷制夷”。1920年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后的外交取向，既跟英、美密切合作，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中苏关系，诸如接纳曾被皖系政府拒绝入境的苏俄代表，撤销沙俄驻京领事馆，通知沙俄使臣结束使命，撤销跟日本所签反苏联合军事协定，等等。正因此，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甚至一度视吴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注5〕至于以往史书关于吴只是英、美代理人的“定论”，近年已受到质疑——不仅海外史家〔注1〕，而且大陆史家〔注4〕均有新说法。


吴佩孚和家人合影（1938）

以上所论，不表明我认为该把吴佩孚视为“民族英雄”。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旧军人”〔注3〕，吴的失败，虽似乎更富于“悲剧”色彩，却跟整个北洋军阀的衰亡一样，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必然性。
　
梁启超论李鸿章时说：“……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掇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注9〕
　
拿这段话去看吴佩孚，以结束本文，不亦宜乎？
　
〔注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注2〕章立凡，《吴佩孚——从秀才到大军阀》，朱信泉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何士夫著，《儒枭·吴佩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4〕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注5〕杨雨青，《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注6〕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民国内阁更迭史》（1927），载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民国初年》，红旗出版社1997年。
〔注7〕〔美〕费正清、费惟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注8〕〔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注9〕梁启超著，《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190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

袁世凱段祺瑞之間的微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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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段祺瑞之間的微妙關係


薛觀瀾


編者按：吾人只知民初北洋政府時代，袁世凱與段祺瑞有其不可分之密切關係，至於袁段之間有無磨擦？有無裂痕？段氏如何事袁？袁又如何待段？其中種種隱秘，實非局外人所可得而知。


薛觀瀾先生與袁氏爲翁婿，與段氏爲姻婭，故對當年政海內幕，知之獨詳，近應本刊之請，承撰成此文，交付發刊。凡所記述者，無一而非彼時所身親目擊之珍貴事實。特於篇首，先向本刊之廣大讀者告，幸垂察之。

    民國肇建初期，當時所謂北洋派之基礎，係建立於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當時袁氏以全副精神用在建軍工作上。關於軍隊之編制與調遣，將領之選撥與補充，袁皆親攬其事，並不假手於人。嗣後由於北洋軍發展太速，袁氏自不能事必躬親，遂將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之權力逐步提高，因此三傑地位亦得平衡之發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由鼎足三分到大權獨攬

    自從民國成立，袁氏之精力分散在政治經濟各項事宜，更不能專心致力於軍事方面。時則王士珍因同情清室，退隱家園。馮國璋因主張用武，外放南京。在中央主持軍事者只有段祺瑞，鼎足三分之勢，一變而爲大權獨攬之局。陸軍總長一席長期由段擔任，段且兼任總統府軍事處處長之要職。關於軍隊之編制與調遣，將領之選拔與補充，幾乎全由段氏主持之。而且北洋軍之新生力量大都是段氏所培養成功，段之關係乃逐步代替了袁之關係。

    徐樹錚（字又錚）是段祺瑞的得意門生，段性剛愎自用，事事委之於徐。徐雖才學出衆，不無鋒芒太露。「擁段繼袁」，是徐一生之襟抱，故其所作所爲，徒欲提高段氏之地位而鞏固段之權力，得在北洋系中造成一個集團，以作繼承「袁政權」之張本。惟袁氏本人對軍事看得很重，深知「尾大不掉」，不可不防。況袁氏乃猜忌心極重之人，豈能容其左右有「功高震主」之趨勢。故袁氏於民國二三年之間，忽然重用蔡鍔、蔣方震、王士珍之輩，即爲對付段祺瑞者。袁欲撤底消滅段祺瑞之軍事權力，是以建立「模範團」與「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惟因癸丑之役，段曾組織「戰時內閣」，其政治地位乃扶搖直上，僅次於袁。以前段之於袁，可謂百依百順，嗣因隨着職權之提高，對袁漸有不聽調度之表示。觀瀾特舉出兩例，用以證明段氏對袁之經常不聽調度，在用人問題上，段更不肯事事服從袁世凱，雙方裂痕，自然愈來愈深。


　　老段意氣用事兩個例子

    茲先述第一例：按袁氏忽加重用之蔣方震（百里），乃二十世紀初期東亞第一軍事人才，彼於甲午中日之戰，刺激至深，自誓終身致力於國防建設。一九○五年蔣氏以第一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彼與蔡鍔、張孝準有「中國三傑」之稱。旋經陳漢第太史將之介紹於「盛京將軍」趙爾巽，趙乃延蔣訓練新軍，不料竟引起舊軍統領張作霖之不滿，張作霖不惜找蔣拚命，蔣不得已，乃出國赴德實習軍事，任德國第七軍連長，受知於德軍統帥興登堡。無何，蔣氏因得日本士官同學張紹曾、藍天蔚之助，仍回東三省督練新軍。不久武昌起義，蔣乃策動新軍，回應獨立。詎料張作霖不分晝夜，率部趕回省城，嚇走蔣百里。厥後袁項城當國，蔡鍔得志，蔡遂薦其同門蔣百里於袁，代段祺瑞爲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僅任職半年，段祺瑞乃多方予以掣肘，請欵既不理，辭職又不准。蔣乃憤而自戕。袁氏覩此情況，對蔣多表同情，改派蔣爲「總統府軍事處」總參議，月薪仍爲大洋一千元。惟段祺瑞係軍事處處長，渠竟拒發委狀，直至段氏解除此一兼職後，蔣百里才能到總統府辦公。

    第二例：馮玉祥本性穎悟，幼未讀書，清末投入袁氏之新建陸軍爲士兵，逐步升爲第六鎮管帶。後又轉入第二十鎮，參加灤州起義。失敗後，袁惡其好犯上、親批「遞解回籍」。段因與馮玉祥有同鄉之誼（皆爲安徽人），任其留在保定，且赴保定軍校上課。馮乃因禍得福，不久再任營長，不到三年，即升爲混成旅長。此又段祺瑞不服從命令之另一例也。


　　袁段兩氏用人之道各異

    作者屢言，袁氏以「半子」之誼待段祺瑞，段則始終以「恩人」視袁。此因段之夫人張氏爲袁之義女，情同己出，夫人不苟言笑，段氏且有季常之癖。惟從民二戰勝革命軍之後，北洋軍有更大發展，分佈地區日廣，袁段之間，始起齟齬。袁以爲段祺瑞恃功而驕，段亦不能容忍袁世凱之遇事掣肘。二人關係遂起微妙的變化，雙方感情瀕於破裂之邊緣。尤因段氏有嗜好，平日惰於治事，一日不能離開徐樹錚，袁氏乃大不贊成，對徐樹錚尤厭惡日甚。蓋袁氏用人之道，與段相反，袁乃爲事擇人，意欲人人供其驅策，例如：

    辛亥對付清室：袁氏用胡維德、趙秉鈞、梁士詒三人。

    對南方議和：袁用粵人唐紹儀與汪兆銘。

    欲聯絡黎元洪：袁用張國淦、夏壽康。

    癸丑之役：袁重二段（段祺瑞與段芝貴）。

    對日本廿一條之交涉：袁以全權付與曹汝霖（曹當時僅爲外交次長，居然下榻於總統府內純一齋中）。

    欲變更國體：則利用楊度。

    欲操縱政黨：則利用黎元洪、湯化龍。

    爲了模範團建軍：袁重用陳光遠。

    在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則信任王士珍（當時總統府內，文有夏壽田、張一麐；武有蔭昌、唐在禮；張鎮芳司度支；陸建章掌特工）。

    對英交涉：袁乃委託蔡廷幹，結納朱爾典。

    爲要疏通美總統威爾遜：袁竟用一不見經傳之顧維鈞。

    總之，在袁氏帡幪之下，決無一個權傾一時之突出人物。

   　


　段不聽調度袁駕馭有術

    夫段氏之不可一日離開徐樹錚，信其然矣。自蒙觀之，袁之於段，賴畀最殷，袁氏亦幾乎不可一日離開段祺瑞，舉例言之：

   （一）袁氏在小站欲養成軍官，獨委段祺瑞爲軍校長。

   （二）袁欲以北洋第三鎮爲精銳部隊，即以段氏任統制，且使久於其位。

   （三）袁氏至武勝關督師之時，段氏率將領四十七人通電勸清室退位。

   （四）民國二年袁命段組織「戰時內閣」與革命軍周旋。段且負有箝制議會之責任。

   （五）又命段至鄂省勸黎元洪入都，段即代黎爲湖北都督。

   （六）撤銷帝制後，更命段與南方議和，段氏乃繼任國務總理，辦理善後事宜。

   （七）段爲接受袁氏遺囑之一人。袁死後，段又爲袁治喪，對袁推祟備至。

    從上觀之，每逢緊急關頭，段即出面爲袁排難解紛，其對袁之重要性，實無人能及之。

    惟段氏雖剛強成性，有時不聽調度，然袁氏手腕靈活，對段始終駕馭有力，壓制得住。段固始終不能脫離袁之羈絆。觀瀾特再舉出一例，以證吾說：

    民國五年四月初，袁氏已幡然覺悟，帝制實大拂民情。一日，袁在「春藕齋」辦公，轉面謂夏壽田曰：「午貽（壽田字）！請段總長立刻就來。」夏爲內史，又是前清榜眼。觀瀾曾以師事之，彼亦善弈，且好絲竹。當日夏氏奉袁命，躊躇有頃，進言於袁曰：「可不是段總長還在病假之中麽？」袁拂然曰：「他每天除下棋外，還要打十六圈麻將，你瞧我才是眞生病呢！」夏氏唯唯，出謂「內史監」阮忠樞曰：「我若不多此一問，段芝泉不會來的。」由此可見夏氏爲人之機警，其同鄉蔡鍔、楊度二人，前後皆能搬進總統府居住，實皆出夏氏一人之擺佈。袁氏所親信者唯一夏壽田，夏氏更受袁克定之敬禮。但當時在報端上並不見其名姓，於此可見眞正的內幕新聞之難得！


　　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