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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 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
　　 本书用理性化概念分析了战国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主线，指出正是军事的理性化产生了君主专制政治的理性化，从而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他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军事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理性化带给中国社会高度集权与分权的二极。

文：米格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赵鼎新教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曾经被《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评为2006年被低估的十本书之一。其实，赵教授在去年出版的另一本两百页出头的薄薄小册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也许更容易被学术圈外所忽视。赵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史学家强调的是“解读传统”，即在对材料的深切了解下，长久地沉浸其中而偶有斩获和意识自觉，近代以来欧洲的历史学却在趋向于“解释传统”，即按照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则去假设、求证、设置问题意识等。在此书中，他对历史学在“解释”而非“解读”向度上的坚持，更有可能被不少积极拥抱各种芜杂的后现代理论的学人们视为另类。
　　
　　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轨迹

　　赵教授在开篇与结尾都一再强调了全书的主题：“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到西方崛起之前，中国历史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是欧洲历史发展的‘意外’产物”，“工业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那些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在今天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事实而已，而不是一个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现象”。

　　乍一看，隐约带着一种伤感的气息：似乎这所有种种“意外”、“偶然”与对偶发性的强调，都说明了西方的经验不可复制、历史不可再现、路径不可重溯，一个有着如此漫长的历史的庞大国家，却因为自身条件约束或者外部因素干扰，冥冥中一次次地与“内在地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机遇擦肩而过。但事实上，赵教授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是某种既定道路的缺失，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规定中国一定要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过往对类似论题的比较历史学研究，多半隐性地将西方化视为现代化、工业化的同义词，或者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唯一的、最优的路径(而且多半是西方中心视角的)，甚至更加绝对地认为这种线形发展的历史观是进步主义的。

　　赵教授论述的重点在于中国历史那“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他在自序里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儒法国家丧失先发优势

　　春秋－战国时代特殊类型的战争影响其实至为复杂：“频繁”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输赢不定”说明可重复博弈且无任何一方具备压倒性优势，“局部战争”则强调了非摧毁性与地区性霸主的迭起与互动。但是连年征战导致的严酷的治理技术与国家和社会间契约的厥如，使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秦－－最后却又亡于战争驱动和不稳定的政治。历史在这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此之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而成的超稳定性与自我更新能力，使中国在西汉时期产生了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大致稳定不变。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儒法国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先发优势的，可惜思想意识的停滞和社会组织的固化，使一种本由竞争与冲突中发展而来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结构，最终却无力回应外界发生的变化和自身长期的成长要求，由此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路径依赖”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再次得到了验证。这是因为作为世俗化伦理规范的儒家学说成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流，它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宽容和自信，对异己政治思想、社会和商业实行高压专制；加上自治型经济城市和雇佣军阶段的缺失，于是中国在缺少市民社会生长可能性的情况下，无法像欧洲那样，使工业资本主义内生性地发展起来。读史至此，当已笑不出来，唯有扼腕长叹。
　　
　　不浮饰“民主政治”

　　全书中读来得益最多之处，并非那些“宏大理论”、学术元语言与计量方法，也不是一气呵成首尾呼应的结构分析与解释框架，而是与《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所给予的阅读的快感一样，由于作者的跨学科背景所表现出来的那一处处方法论的亮点。最觉酣畅淋漓之处，当属作者在论及是否还需要一个以人类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学模型时，以生物学中的达尔文机制和拉马克机制为切入点，手起刀落地斩断了某些理论试图建立的遗传基因与文化间似是而非的关系，并且强调要“扬弃那种给效率驱动型的累积性发展简单地赋予正面意义的线性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说白了，就是他认为西方走过的道路未必一定就是进步的，而且那些名目上的民主，也不一定都是有好果子吃的。不贬抑“僵化历史”，不浮饰“民主政治”，把客观中性的含义重新还给“发展”一词。这些段落是当得起“悦读”二字的，那是一种久违的阅读学术书籍时的欣喜，一种感觉与作者一起探索的乐趣。

　　由于全书主题的限制，对科层制的影响与作用的论述，在本书中并未充分展开。中国式的科层制帝国的弱点与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连韦伯本人也曾提到古代中国科层制的弱点，即中国古代的统治形式中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对官员进行评价，“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作者所认为的“儒法国家”相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对社会未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一点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而从方法论上说，本书令人耳目一新对战争信息的定量分析，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譬如，作者在处理进军距离时针对资料缺失的若干顺次替代的(如直线距离、两国首都距离、最主要两方距离、最远进军距离)数据化规范与估测方法，在研究作战半径相对较小的春秋战国早期时，可能会有相当大的误差，虽然这些统计累积偏差有可能在对“776次大小战争”的计算时被相互抵消不少，但依然值得引起注意。同时，虽然作者自己在附录二中已经指出了地形等影响战争的地理因素，但本书的计量工作并未对此进行有效的反映。作者还认为，发起战争次数多的一国，国力较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寻找其他可操作的合适测量标准，也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
　　
　　学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

　　或者确如作者所言，“历史发展是行为主体的非预期性后果”，但须知这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无数个这样的行为主体有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行为构成的历史合力，所以才出现了每一个体的预期与此合力的客观结果间的偏差。每个人在进行预期的时候，无不处于其历史局限之中，就像卢梭说的那样，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所指的枷锁，就是限制人们做出选择的客观限制。而每一个身处特定时空交集的人，其主体意志往往局限在客观环境的硬约束里，从而呈现出某种历史趋势。但历史的趋势并非不可改变，宿命的阴霾也并不永远笼罩在某个国家、某一民族头上。历史有客观性，但是人也有主观能动性，历史上吃了亏，只要看清了过去的教训和以后的道路，还是会成功的。正是个人及其合力的作用，才使历史跌宕起伏，生动有趣，在为前人叹息时，也有可能通过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Carr)所提倡的“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使自己当下正在创造的历史不至于再为后世叹息。这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倡的兼顾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和社会学的理论性与分析性的最主要的意义所在。往更深一层说，也是一位学人以在读古史、阅今世之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

　　薄薄一册，却看出一位学者冷坐书斋做学问的耐心与学养，看出一位中国人探求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原因的良苦用心。这是赵教授对自己三十年兴趣与思考的总结与交代，也是他号称要做十年的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他用这样的冷静与热情，用这么一本不应被低估的好看的书，提醒了我们春秋－战国这段拥有帝制中国七大政治特征的“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一段应被重估与重视的历史。

文：风石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在后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文本建构的产物”，因而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没有质的差异，也并不存在一个等待被历史学家去发现的所谓真相的当下情境中，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似乎与这个时代的“气味”格格不入。他像怀抱着巨大野心的唐·吉诃德，跳出了当代语境的规约，如同与大风车作战一样直接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东周时代。显然，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期作一全景式的细描，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赵的历史写作似乎属于一种今天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结构性分析和学术元话语。

　　我们的主流历史学是“越小越好”，在材料的爬梳和把玩中炫耀性地展示作为历史学的“行规”和“手艺”。赵鼎新显然没有落入这个窠臼，他拣选的是春秋战国的历史，但注目的却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从这个逻辑链条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要把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衔接起来，他是试图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考究，来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阐述全书的中心论点（历史学家很少使用这样开宗明义的直白方式）：“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这当然是一个大胆而具有新意的结论。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似乎也符合这样一种刚性的描述。作者把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用来描述东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想像也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春秋战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工具理性”占据的时代，而是诸子百家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并因此而萌发了中国所谓轴心文明的转型时代。我们的印象是，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其价值理性，主要是伦理本位的价值体系。

　　但想像的记忆未必就等于历史本身，更何况多元的记忆与表达总比被指定的单一记忆或约定俗成的想当然要好。历史写作本来就应该是一场场无休止的对话，活人与死人的对话，现实与过去的沟通，史料与观点的碰撞。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绝不是赵鼎新的“独白”，而是其与诸多对手的“对话”（这个对手的名单包括韦伯、许倬云、彭慕兰、金观涛等一长串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的学人）。作者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近代以来欧洲的人文学术越来越趋向于“解释传统”（按照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则去假设、求证、设置问题意识等，所谓按图索骥是也），而古典的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史学家却是强调“解读传统”（即在对材料与历史的深切了解下，长久地沉浸其中而偶有斩获和意识自觉，所谓水到渠成是也）。我本来以为作者的这本著作会是回归传统的解读，没想到却是非常专业化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作者将东周划分为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和全民战争时期，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历史特征，指出在这三个时期占主导力量的制度因素。作者论述的重点显然在最后一个时期，他在这一节里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他认为通常被肯定的诸子百家“在思想起源上的单一性不仅限制了中国古典时代哲学家们的想像空间，而且使周代树立的宗法文化在周王朝垮台后仍得以代代流传”。另外，作者从孔子学生子贡和范蠡富可敌国的财富传奇中，大胆地推论：“尽管中国的记史传统偏爱记录少数成就卓著的政治英雄的言行事迹，但实际上当时为市井民众所推崇的并不是所谓的政治人物，而是商人。”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模式来认识中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依据一两个财富故事而作出的推论确实显得“突兀”，姑且算作“一家之言”吧。

　　百川归流，作者最终的关怀所系当是最后一章所阐述的“中国历史的模式”。通过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满人建立的清朝的历史命运的对比，作者认为东周时期所萌生的儒法国家体制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朝接受了汉族文化和儒法体制就比短命的元朝存在长久。这也是治中国历史学者的“通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士大夫政治模式主导的社会，谁得罪了儒生，谁倒霉，谁拉拢了儒生，谁长命。同时，作者认为帝制中国对各种宗教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的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并非排他性的超验的宗教，而是世俗化的伦理规范。而儒教通过建制化的方式与帝国权力的核心形成了紧密联盟，其他“异端邪说”都不可能攻入这个城堡，正因为此，政府对各种宗教一般会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这自然可看做森严的儒法体制留给历史的一份“自由主义遗产”了。但是，在对于社会和商业的态度方面，儒法体制确是高压的专制的，不给“市民社会”任何生长空间，导致中国不可能在儒法体制的笼罩下，内生性地发展出一种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从政治模式来解释经济发展路径的方式具有浓郁的社会学色彩，为我们探究中国历史的衍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