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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人士，由于他们先前均长期浸淫在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生活礼俗当中，故在接受一个外来的新宗教之后，因无前例可循，其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很有可能远较后人强烈。本书的书名就以中国传说中的两头蛇作为譬喻，来形容这些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的奉教人士。

　　 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尝试勾勒在大航海时代中，欧洲天主教国家往外拓殖和传教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深刻影响在华天主教“补儒易佛”策略的瞿汝夔；第三章则铺陈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士与士绅之间的对话；接下来的三章，分别以奉教的王徵、魏学濂和韩霖为个案，探索异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第七章析究韩霖所撰写的一本裹上浓厚天主教色彩的乡约：《铎书》；第八章则以韩霖的家乡绛州为个案，尝试揣摩两百多年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反弹；第九章和第十章从南明重臣和皇族对天主教的态度，追索耶稣会士如何争取统治阶层的认同；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则将焦点放在“中国礼仪之争”，探讨两造争论的原委和各自的心态，以及中国奉教人士所承受的冲击和后续的影响；最后一章则反省在近代这次中西文明的“ 第三类接触”中，我们究竟学习到何种历史经验。

文：章　可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

　　用何炳棣先生的话说，《两头蛇》所引用到的资料著述数量之多，大概要创国史研究的纪录。当然，此书不是简单的资料长编，也不是刻意炫耀学识淹博的牌坊，它要讲述的，是一群人的故事，这就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近十几年来已成“显学”，而明末清初的一拨天主教传教士和本土教徒，作为近代中西接触的“先驱式人物”，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三句话不离“利玛窦”大有人在。和许多领域一样，表面看上去再“繁荣”再“热闹”，却往往是内里单薄贫乏、步入瓶颈的一种征兆。提到传教士，常常集中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说及本土的奉教人士，又往往逃不开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三大柱石”，这已经不是稀奇的现象。拿几个著名人物就来概括为数相当之大的群体，并不是明智的叙述态度，“以小见大”终究只是暂时的策略，而不是让人满意的终点。黄一农先生多年搜采资料，以陈垣老所谓“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写就此书，正是要挖掘充分个案来作一真正“全景式”的展现。

　　书名“两头蛇”，作者在这里则是受到了明末天主教徒孙元化一首诗的启发，元化某日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见其“首鼠两端”，一头向南一头又欲向北，互相掣肘的情形，突然感同身受而赋诗。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们，正是这样一批“两头蛇族”，徘徊在耶、儒之间。尽管就耶稣会传教士一方，不可谓不尽力：比如利玛窦，初入中国时先穿僧袍，后来改作儒生打扮，以图增加亲和，又著述大量文字解释两方经典，减少天主教与本土的儒、释观念的冲突，加之机缘恰巧，明末正是天崩地裂、思想活跃的时代，天主教一时间确实颇吸引了一些士人，但中西文明殊途已久，连器物惯习之类的交流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是排他性极强的宗教。到了后来，连西来的传教士们自己，也陷于了“两头蛇”的焦虑之中。两面力量的夹攻，终于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里全面爆发，随即禁教令下发。

　　大叙事已然确立，一农先生考据精密，对人物的挖掘力求详尽到底，却也没有改变上述的这些线索。《两头蛇》最吸引人、或者也最具贡献的地方，是展现了天主教徒生活的更多面，于叙说“理知的困局”之外，揭示出很多更具体，有时却会更有决定意义的矛盾难处，比如纳妾。

　　在传统观念之中，“广子嗣”为孝道之本，纳妾则是最直接的“广子嗣”的手段。但依照天主教的教规，纳妾却并不被允许且被视为重罪。徐光启在受洗入教之前，便对教士罗儒望直称“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因其当时只有独子而无孙，后在罗的劝说下放弃了纳妾的念头而入教。徐的情况还算理想，“三大柱石”的另外两位李之藻和杨廷筠，产生入教的愿望之后都没有随即受洗，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两人均已纳妾。当然，遭遇纳妾难题的远不止这三位，他们只是其中信仰最为坚定虔诚的代表，其余既有如许缵曾这般受洗之后依然娶妾而饱受责难的，也有像冯应京、熊明遇此等颇通西学的亲教人士因为先前有妾而终生没有入教的。而坚定心志入教的人，如何处理已娶之妾则又不同，有给予银两直接遣出的，有从此分地而居以礼相待的，更有将其寄于亲友处的。本来士人圈子里重情之人很是不少，前后的悲欢离合，真是无法一语道尽。

　　遣妾虽难，终究还是私务，而士大夫引为根本的家国情怀，也逃不开天主教的审诫，明亡之际，有的奉教官员意欲表明忠君心迹而自杀殉国，而自杀也是天主教教规所不允许的。难怪教徒王徵在绝食自尽之后，友人要为之曲笔而称其为被杀。死了都不能留个清楚的名声，“两头蛇族”们升入了天堂，也不知嘴角挂的是笑容还是苦涩。

　　读出色的考据文章，有时感觉如读侦探小说一般。前人诸多含糊其词或悬而未解的关节，到了一农先生笔下却往往能豁然开朗条理分明。比如利玛窦的挚友瞿汝夔，年轻时曾因与长嫂发生“通问之奸”而被逐出家门，此事在诸家记载中或讳言或含混，惟此书详尽叙述瞿的家族世袭，生平和“家难”的前因后果，读来不由让人叹服。作者提到，此处能作出这样精彩的考证，实在与利用了“中央研究院”网站的“明人文集篇目索引”资料库有莫大的关系。这也正是一农先生在书中提出“e－考据时代即将到来”的理由。虽然看起来，在这个“e－考据时代”里，学者们的工作量要减少许多，但实际上，在材料逐步完备的情形下，怎样才能讲出如《两头蛇》一般精彩的故事，史家身上的担子，却一点也没有轻下去。

文：张国刚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7期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热门课题，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就西学东渐这个方面而言，以往的研究著作最多的关注是传教史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科技和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比如数学、物理、天文等科学的传人，西洋的测量仪器、钟表火炮的传人；其次也很关注西方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透视法之类)的传入及其影响。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历史学者在做，更有科技史和美术史研究者在做。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科技和文艺层面是争议最少的领域。连康熙皇帝都对西方科技青眼相加，何况其他士大大。钟表仪器火炮之属大多服务于宫廷和国家，引进吸收，即使并非毫无分歧，但是像“历狱”一案那样演变成政治事件者，毕竟属于例外。

　　其实，东西文明的碰撞在中国这一侧，主要表现在思想和宗教层面。关于此—一时期西方宗教思想对中国之影响的研究，就迄今发表的一些作品看，或从思想层面讨论西学与佛学的冲突，或从哲学层面讨论晚明儒学思想的变化。但是，士人才是思想和宗教的承载体，对于士人如何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西学给明清之际奉教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带来的困扰，却鲜有研究，即使有少数论文涉及于此，也未见深入，或者仅仅停留在明末三大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的一般讨论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最近出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则以丰富精彩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弥补了这一缺失，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力作。

　　“两头蛇”为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所亲见，并因此撰就一诗曰：“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写此涛后不久，曾因吴桥兵变而企图以违反天主教教规的方式自刎，以坚守儒家的名节。入教受洗而违反教规，身为儒生而不能从容地坚守名节，这就是两头蛇的困境!也许不待重大考验来临，孙元化就已经感受到了夹缝中的尴尬，所写两头蛇诗就有自况的味道(诗中有“以我行藏似”之句)。黄一农的著作以两头蛇“首鼠两端”、“犹豫一身”的怪状形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难困境。无论是因为他们选择天主教的初衷即为融和儒耶，还是因为人教后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都注定了明清奉行天主教的士大夫会碰到一些特殊的难题，其在文化冲突中的艰难抉择是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

　　比如，奉教士大夫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纳妾的问题。天主教“首禁二色”，明朝虽然在法律上对纳妾有所约束，但形同具文，清朝更是放弃了这种限定。于是，究竟是服从上帝，还是要纳妾以接续香火，成为明末士人王徵遇到的重大难题。

　　王徵(1571～1644)是最早学习拉丁文的中国士人之一，曾经帮助金尼阁刊行拉汉字典《西儒耳目资》。王徵于天启二年五十二岁时登进士第，恰在此前一年入教，深信此乃“天主之赐”。由于原配尚氏所生诸男尽天，膝下无儿，家族的压力和妻女的劝谏，使他被迫纳年方十五岁的申氏为妾。纳妾的行为严重违反天主教“十诫”，王徵自知罪孽深重，多次请金尼阁等神父为之解罪，均被严词拒绝：“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此后王徵便生活在自责的矛盾心情中。崇祯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徵下决心要解决他的婚姻问题，乃与妾申氏断绝婚姻关系，并撰写《乞请解罪启稿》请求宽恕。类似王徵的士大夫还有不少。根据黄一农对明末清初十二位曾奉教士人的统计，除了许乐善、徐光启、孙元化和魏学濂之外，其余八人都曾经纳妾。杨廷筠、李之藻和韩霖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待将妾扶正后受洗；张赓和王徵则在受洗后娶妾，瞿式耜和金声更因传嗣纳妾而最终选择出教。

　　明清鼎革之际，一些奉教士人在面对应否殉节时，也与其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例如王徵曾被李自成北京政权征人为官，王徵绝粒而死，这是违反天主教规的行为，因为天主教十诫中第五戒为反对杀人，也不许自杀。另外——位天主教徒魏学濂则于北京城破后投款降闯，因其父大中乃社会上极受人尊崇的东林党忠臣，故其失节行为大受清议挞伐。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学濂的下落竟然成谜，有说自杀殉难的，有说隐居埋名的，前者合乎儒家的逻辑，后者则无违于天主教的戒条，这样两极的观点，与后世对学濂晚节的评价一样，往往因对西学、西教的态度不同而泾渭分明。本书《忠节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一章则从同情了解的心态出发，予以条分缕析，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可谓知世论人，故余英时先生谓其合乎史家之史德。

　　类似的命运还见于一位乡绅人物——山西绛州人韩霖。韩霖曾从徐光启学习炮学和兵法，虽然科场失意但家境富裕。大约是在山西开教的艾儒略和金尼阁为韩霖及其家人施洗的。作为乡绅，韩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曾经受绛州知州孙顺之托撰成《铎书》，以演绎明太祖之《圣谕六言》。他利用此一良机撰成的《铎书》，不着痕迹地于乡约宣导中融入天主教的教义。韩霖一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在地方上多有义举，闯军起事时，韩霖曾组织民兵保卫乡里，及见明朝大势已去，韩霖乃降闯，被授大顺政权的“参谋”。此举有悖于儒家价值观念，故绛州地方志为贤者讳，于韩霖降闯之事隐削不书。咸、同之际，反教情绪高涨，韩霖或因是天主教在当地发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即有人忿而将乾隆本方志中涉及韩霖的39处记载加以改删。本书“鼎革世变中的天主教徒”、“《铎书》：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两章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不仅揭示出明清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头蛇”命运，也折射出西教在明清社会所遭遇的复杂困境。

　　从以上略举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黄一农的《两头蛇》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隐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新奇的历史画卷。不管西方挑起的礼仪之争如何发展，在中国奉教士大夫心灵和生活世界中，始终都在经历着一场文化冲突的煎熬。

　　《两头蛇》不仅在内容上于许多史实有独到的发明，而且在研究方法、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全书十三章。除了首尾两章比较多的背景铺垫、归纳概括外，其余各章大都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进行考察。注重各个当事人的人脉关系和吐会网络，始终把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冲突作为探讨的重心所在，是《两头蛇》的一大特色。

　　黄一农教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笔下的文字饱蘸感情。其论瞿汝夔家难的故事，谓瞿汝夔是利玛窦最亲近的教友，曾经帮助利玛窦制订弃佛亲儒的传教策略。瞿汝夔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在于他年青时因为叔嫂通问之奸而落魄之际，意外地结识了利玛窦。天主教告诉信教者说：“无论十恶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这样一种宽宏慷慨的西来宗教被瞿汝夔当作了洗刷自己心灵的救命药方，终至成为利玛窦传教的干城之倚。此为黄氏的又一发明。

　　其论述王徵之妾申氏命运，谓当初申氏十五岁时以妾的身份嫁给王徵，本来是担负着为王家生子，接续家族香火之任。天主教徒王徵为奉教而离异之，申氏悲惨地在王家毫无名分地虚度青春，二十年间僻居在鲁桥镇王家大院的一间小屋，默默承受中欧文化所产生之冲突。明清鼎革之际，王徵绝粒殉国之后，申氏本欲寻短见，只因受病重中的主母尚氏之请，鞠养王徵过继的儿孙。申氏的名分似乎得到承认，但是代价却是此后三十五年间的含辛茹苦。当申氏将两个孙子(儿子此前已死)拉扯成人后，却以七十高龄不食而死。申氏行为的壮烈与内心的凄苦，“闻之令人动容”。又，其论魏学濂与阉党阮大铖一生的恩怨，谓最后阮大铖所训家伶，竟然在与魏学濂同为复社同志的冒襄家担纲主唱，作者颇生感慨地写道：“明清鼎革之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虽有形容为天崩地解者，但戏台依旧伫立。戏梦人生，真真幻幻。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笺》或《清忠谱》等剧的同时，或也冷眼看尽政坛的险恶以及戏台下众士大夫的百态。”

　　前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沈君山教授夸赞该书“雅俗咸宜、别出蹊径”。所谓“雅俗共赏”应该就是称赞该书引人入胜的人性化写作方式，作为学术著作既得其雅正之品质，又不失其通俗的魅力，用以评价该书在内容上、文字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十分允当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著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情味，则不仅仅是增加了历史书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的价值和真谛。让广大的历史家之外的读书人也能够读，喜欢读。黄一农的《两头蛇》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两头蛇》一书在写作目的上就有方法论的诉求，尤其是作者一再提出的“e考据时代”的概念，在本书中表现非常突出。一农认为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现代的历史工作者，必须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数据库及其他网络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精度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而不是继续沿袭传统的考证方式。他认为大量典籍被整理成电子资料，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者在瞿汝夔家族人脉关系的考证中就提到数据库的使用方法技巧等问题。

　　应该说，本书在具体考证上依然是使用非常传统的考据方法，并且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眼力。一农所强调的“e考据时代”区别于传统考据学在于，现代检索手段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天地，通过电子资料库和正确的检索方法，e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传统时代做不到的事。诚然，“e考据”是搜集材料的一个现代手段，但是这个现代手段是以传统史学的积累为基础，以对现代技术的掌握为前提的，而只有两种能力兼备，才能够在e时代进行考据，并取得相当的成果。一农强调e时代的来临，是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还不能意识到电子技术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缘故吧!

　　运用e考据，还涉及到研究课题的拓展问题。本书所研究的诸人物，作者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考察。一农总是强调“有感情的历史”，也就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关注到制度的层面之后那个人的层画、具体运作的层面。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模式恰恰需要这种研究思路。因此，在对传统社会的事件进行关注时，要关注到事件本身之外的人物关系、人物心态。这种做历史的方法在传统研究方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大量分散的信息，但是e考据时代的搜索技术和大量材料作基础，为在短时间内有效深入梳理历史人物的人．脉网络提供可操作性。该书中关于韩霖的一章谈到韩霖如何对《铎书》进行推广，即是这种研究思路的漂亮例证。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该书别开生面的“附录”。全书还有44个附录，56幅图表。与一般著作末尾的附录不同(该书末尾附有大事年表、传教士姓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和名词索引)，该书的44个附录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这些附录大都对正文论述有所补充、解释或考证。比如，在论及瞿汝夔与嫂子发生通问之奸时，插入一段“瞿汝稷的外貌”，广引文献考证苦主汝稷五短身材而貌寝，与同父异母的浊夔气宇轩昂颇为不同。又如，“明代社会有关娶妾的规定”是理解正文中关于士大夫出身的天主教徒娶妾问题的必要背景资料，且超越该题材先前的研究水平。此外，作者还在这些无所不包的附录中展现了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路，谈到了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也将一些正文中难以布局的考证结果、背景知识等单独列出，不仅呈现作者的研究功力，并可提供年轻治史者绝佳的学习指引，使该书在严谨的学术论著风格之外，还具有提供方法指导的意义。这些创举都是在其他学术著作中见不到的。

文：徐文堪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本书的书名以中国传说中的两头蛇作为譬喻，来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的中国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人士。中国自古相传见到两头蛇者必死，春秋时楚人孙叔敖幼时尝见而杀埋之，以免他人再见，并奔向其母泣别，惟未死。他们在糅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处于儒家传统与基督教教义两种不同文化价值的冲突之中，往往难逃历史赋予的悲惨命运。

　　作者认为，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中西文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接触，而在两种文化生态体系的交会带上，出现了第一代奉天主教的“两头蛇族”，这些“两头蛇族”生活的年代虽然距今已有三四百年，但其所曾遭逢的异文化间的冲突与糅合，至今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并替中西文明交流史开启一些新的研究路向。

　　对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清末民初以来有不少国内学者积极从事，他们主要是从中文文献，包括史书、文集、笔记、档案、谱牒、碑刻中收集资料，以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进行开掘，其中尤以陈垣、方豪、阎宗临等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中国大陆在陈、方、阎之后曾出现较长时间的断层，但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西文化交通史又成显学，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被译介，新时期出现的众多论著虽然其中不乏空泛因袭之作，但也有不少作品在学术上确实有所创新。《两头蛇》一书主要讨论明末士大夫对天主教的反应，前人论此题目，成绩比较显著的当推陈垣先生的《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934）和陈受颐先生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1935）两文及孙尚扬先生的《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1992）一书。黄氏的新著继承了前人的优良学风，既有视野广阔的整体观察，又有严密细致的考证诠释，因而在总体上超过前贤，把明清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本书所以能够超越前人，诚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夏伯嘉（Ronnie Po-Chia Hsia）博士所说，主要源自资料搜集的丰富和治学方法的突破。本书参考文献引用的中外文套书、丛书、原始资料和近人研究著作数达1099种，其中中文第一手文献就有400多种，可谓遍览远胜前人，而且对版本进行考订，对前人论说予以辨正，显示了作者在明清文献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底。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主要在于以科学的治学精神，系统运用电子资料库，并且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努力追索明末士大夫的人脉网络与各个士人对天主教回应的思想与社会背景。因此，本书不单做了大量踏实的考证工作，而且进而观察和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意义。

　　（作者单位：汉语大词典编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