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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史，考察了这一史学研究群体自《年鉴》杂志1929年创建之日起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毫无疑问，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在所谓“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年鉴群体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了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开创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如问题导向的历史、比较史，历史心理学、地理史、长时段史、系列史、历史人类学等等。
　　 彼得·伯克区分了年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的三代学人。第一代包括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他们与传统史学体系开战，创建了《年鉴》杂志，鼓励跨学科合作。第二代由布罗代尔主导，他已经被誉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第三代包括杜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当代著名史学家。伯克的分析丝丝入扣，简明扼要，年鉴运动的关键经典与支脉源流均一览无遗。

文：冠群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乍看起来，在年鉴学派已如明日黄花之时讨论年鉴史学似乎让人提不起兴趣，而由一个英国学者来追踪这一著名的法国学派也显得隔了一层。然而，读罢彼得·伯克撰写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发现这些看似让人心存疑虑的地方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其实，当年鉴学派失去了夺目的光辉、不再炙手可热的时候，更易让人看清它本来的形象，人们才可能冷静、公允地评价其功过得失。伯克对年鉴群体的长期关注使他对这一学派的源流支脉、经典论著都了然于心，而英国人的身份又使他超拔于法国史学界的内部矛盾，拥有进行客观评价所必需的距离感。

    伯克将年鉴派的学术成就提升到了“史学革命”的高度，认为“经过这场革命，历史学这门学科从此全面改观”(104页)。这一史学革命历时长久，三代学人薪火相传，使得“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总体史、长时段、跨学科合作等理念成了至今仍为人提及的年鉴派特色。然而，这三代学人的继替过程也意味着革新与变迁，甚至叛离。表面上看，布罗代尔承继了吕西安·费弗尔重视地理环境的传统。但是，在伯克看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体现了某种决定论，人类成了自然环境的囚徒，这恰恰是走到了费弗尔的唯意志论的反面。此外，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与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都体现了对态度、信仰或是集体心态的关注，而在此方面布罗代尔也与两位前辈大异其趣，他更感兴趣的是物质文明和经济生活。第三代学者对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的推崇，则使年鉴学派再次发生了学术兴趣的转换，实现了“从地窖到阁楼”的变化，即从强调经济基础走向了对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偏好。伯克指出，“这一兴趣转换的部分原因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62页)。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人类学转向、政治史的回归和叙事的复兴，都是对年鉴派曾推崇的社会史、结构史和计量方法的反动。指责年鉴派完全忽视政治或许有失偏颇，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就探讨了王权观念的历史。然而，费弗尔、布罗代尔这两位先后主宰年鉴的领导人未将政治史作为首选的研究对象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弗朗索瓦·孚雷和米歇尔·伏维尔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阿居隆对1789－1851年间普罗旺斯地区平民百姓的政治行为的分析都体现了政治史的回归。

    伯克追踪年鉴派六十年的变迁，呈现出这场史学革命的发展轨迹与诸多成就。凡是革命总有终结的时候，伯克在评价年鉴群体的功绩与代价时，感觉“像是在写挽词”(101页)。在他看来，虽然年鉴派的大本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依然存在，也仍有认同于年鉴派传统的史学家，但是年鉴学派所开展的史学运动处于解体的过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鉴群体涉及的领域与研究路数越来越多样化，淡化了学派原有的特色；另一方面则在于众多的局外人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启发，这使得年鉴派的某些原则几乎成了共识，结果年鉴作为一个“学派”甚至“范式”都失去了意义。换言之，这场史学革命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成功所致。

    对于年鉴学派所取得的功绩，伯克并没有将此仅归结为少数知名学者的努力，而是把这一学派放置在更广阔的学术环境中进行考察，突出介绍了某些看似边缘实则重要的年鉴派史家。伯克还进一步指出，与年鉴派关系密切的单个创新都有先例或同时代的例子可寻。但这并不会抹煞年鉴学派的功绩，因为融汇这些创新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正因此，年鉴派所领导的运动比之其他改革史学的潮流“传播得更快，也持续得更久”(100页)。

　　以大不列颠英国佬的身份审视欧陆学术，伯克教授丝毫没有流露英国绅士的矜持和傲慢，倒是显示了英国绅士和史家的许多美德。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进两步、退一步，照顾着逻辑和史实的周全，躲避着片面与缺失。他从不说过头话，让人感觉似乎有意在避免概括，但其实，却时时在概括，甚至精确得让人吃惊。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群体，它因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而得名。不过，在伯克教授看来，当人们说出“学派”一词时，很可能已经将自己置于外行的尴尬位置。因为，以“年鉴”为标识的那批人，常常矢口否认存在这么一个门派。而且，他们虽然具有共同的分母，但作为个体，却各有路数。尤其重要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创始，三代学人，由造反者而成为当权派，继尔声势浩大到使自己零碎化，失去独特性，年鉴史学的前贤与后辈之间，已经难以连类。所以，伯克教授说，也许不该把年鉴派称作学派，而应叫做“群体”。确切地说，应当叫做“运动”。这场运动，借其他学者的话说，就像是一个不断扩散的云团，拥有引人注目的吸引力与聚合力。当然，这个“云团”之所以被贴上“新史学”的标签，是因为它掀起了一场“革命”。称这些“革命家”为“派”，是基于运动整体性的考虑。

　　“革命”意味着“旋转”。伯克教授说，年鉴学派以其60年孜孜不倦的、社会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跨学科研究，颠覆了传统范畴，提供了新的范式，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使得历史学这门学科全面改观，从而造成了欧洲大陆史学面貌的旋转，也使自己名闻遐迩。年鉴学派之所以能有如此神功，依靠的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历史哲学或史学思想，而是一部部功力深厚的史学著作。要知道，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而年鉴派，是20世纪法国史学的霸主。

　　伯克教授以娓娓动听、不紧不慢的从容态度，大体按照时间演变的顺序，向读者讲述了这个霸主的脉络渊源；又遵循相应的主题，一一点评其中的人物和著作，既牢牢把握着宏观上的架构，又不放过细节上的讨论，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年鉴派”这座史学博物馆的基本内容，享受了一次阅读的愉悦。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与年鉴学派有关的书籍，学者们也撰写了诸多文章。但是，笔者以为，在讲述年鉴学派的汉语读物中，本书是最优秀的一部概览性著作。

　　而且，全书译成汉语，才十来万字。如此简短的篇幅，节省了读者的目力，却并未影响论断的准确和深刻。而书中文字的浅白，除了让我们感到清爽明晰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功力。

　　作者彼得·伯克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大不列颠英国佬的身份审视欧陆学术，伯克教授丝毫没有流露英国绅士的矜持和傲慢，倒是显示了英国绅士和史家的许多美德。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进两步、退一步，照顾着逻辑和史实的周全，躲避着片面与缺失。他从不说过头话，让人感觉似乎有意在避免概括，但其实，却时时在概括，甚至精确得让人吃惊。

　　年鉴派的大师勒华拉杜里曾经说过，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如此“绝对”的话，伯克教授不会说。他宁愿一个一个地描述和分析年鉴学者的具体著作，指出这位或那位怎样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参验他们相互间的同异。他并不把年鉴学者看作铁板一块，而是把他们划作三个圆圈。核心圈是这个群体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以及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第二圈则比较靠近边缘。第三圈更加处于边缘，甚或处于边缘之外，其中就包括中国学者所熟知的米歇尔·福柯。对这些人，伯克教授在划定他们共同的史学兴趣的前提下，着重指明他们各自的特点。当然，作为年鉴派的“同路人”，伯克教授对他们一概表示赞赏，但作为受年鉴运动启发的局外人，伯克教授也毫不吝惜地写出学界对他们的批评。

　　很明显，“准确”与“严谨”是伯克教授的写作基调。许多学者都曾说过，年鉴史学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教益和影响。这当然并不错。可伯克教授却指出，恩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维拉、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这四位杰出的史学家，均处于年鉴史学的核心圈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特别是维拉。同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一般与年鉴派保持一定距离。倒是在英国，年鉴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所以，伯克教授认为，在肯定年鉴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类似之处”与“共鸣”的同时，“必须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从准确界定的立场出发，莫里斯·阿居隆就不应该被笼统地称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应该确切地称作“开放的”、经验主义、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第82页）。

　　伯克教授这种“斤斤计较”的立场是史家的，而非哲学家的。倘若哲学家来做同样的评论，立场就会不同。例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也曾出版过一册评论法国史学的小书，并早已译成中文（《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其中谈到年鉴史学，即认为这些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缺乏哲学头脑，其著作虽然并不平庸，却是众多工匠为反映本人技艺而创作的专著。如此画一齐观，在伯克教授看来，或许就不免思出其位了。因为，年鉴学派的界限，应划在史学范围内，不该越界。

　　就思想价值而言，伯克只强调了年鉴史学的三大主导理念：第一，用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第二，以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第三，实行跨学科研究，即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这三大理念，作为思想成果，自然可以不入哲学家的法眼。但是，作为实际运动与实践产品，则前无古人。正如勒华拉杜里所说，年鉴学派“就像是一只老鼹鼠，持之以恒地挖掘着地道”。要想真切地认知地道的挖掘者，自然应该首先阅读彼得·伯克，而不是保罗·利科。说到底，年鉴学派是一个史学流派，而不是思想流派，甚至不是史学思想流派。而伯克教授的著作，属于史学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只有搞清这些界限，才不至于蒸沙为馔。

（文：李洪岩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文：张弛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彼得·伯克是当今著名的文化史家，现任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学院研究员。1978年他凭《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一书树立了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该书现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2005年此书中译本问世中国大陆学界。除此之外，伯克也是英国学界中少数关注史学理论以及史学动态的学者。这本《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是他三十年来关注年鉴动向的结晶之作。

　　伯克自称属于那些长期以来关注年鉴学派发展的“圈外人”群体。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对年鉴派史学的发现———那是1960年前后，我还是牛津的一个学生———像是受到神启一样。”[1]。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编辑费弗尔的文集《一种新历史》。此书是1990年伯克趁年鉴六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概要性著作。他一方面按照年代叙述，以正统的“三代论”陈述了年鉴的演进历程，从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初创，历经“布罗代尔的时代”，到“多中心”或是“没有中心”的第三代人，同时也照顾到了像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这些年鉴第四代人。另一方面他以著作为切入口，分析每一代的主要人物，并评估它们在历史编纂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么一组专著，从长远来看（对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2]在本书的最后伯克简单地描绘了年鉴对别的国家和别的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其得失作了简单的评价。

　　此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伯克长于叙述的风格在本书中展现无遗，他秉持客观、“同情”的立场对年鉴六十年的进程作了概览。凯斯·托马斯（Keith Tomas）曾这样评价伯克的文风：“清晰流畅，又有塔西托似的简洁明快。关于主题的一切都被讲到了，却难得花几分钟的时间。”[3]用于此书再恰当不过了。书后所附近四百种年鉴著作就可作为“入门指南”。尤其深具洞察力的是伯克亦关注到了年鉴对法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像早年布洛赫的同学葛兰言也深受涂尔干创办的杂志《社会学年鉴》的影响，后期谢和耐的研究也恰和年鉴本身的“从酒窖上升到阁楼”的转向契合。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十分少见的。

　　年鉴的发展可比作是西方史学演进的缩影。处理这样一个对象，疏漏在所难免。需要补充的是在全书最后“接纳年鉴学派”一部分，伯克似乎低估了年鉴学派对美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一般说来年鉴史家影响到美国史学的写作是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尤其是当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启动学者交流计划之后影响更为巨大，产生了一批像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ton）等著名的社会文化史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Heill）在其1986年出版的《神话般的历史》（Myth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co, 1986）中，陈述了早在1939年布洛赫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看来美国史学家早已做好了接受年鉴影响的准备。

　　从伯克此书的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年鉴学派的大量著作在大陆都有了汉译本。其中包括费弗尔《莱茵河》（许明龙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布洛赫的一系列作品，如《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三联书店，1997）、《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1997）、《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及其与拉布鲁斯·欧内斯特主编《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史：50年代至今》（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勒高夫的《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和《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以及米歇尔·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高凌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等等。除此之外，关于年鉴最新进展的专论文章也出现在各种刊物上。可以肯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了解加深了不少。今天似乎没有必要从内容上对伯克的这本小册子逐一加以点评。相反，如果能将伯克此书结合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年鉴史学的反思及批判的背景，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译者在译序中对几个文本的分析或许也是立足于同样的出发点。

　　一般说来，上世纪70年代“新史学”开启了对年鉴的反思和批判，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弗雷的《超越年鉴学派》和斯通的《叙述的回归：一种新的老史学的复兴》为代表。总的来说，这两篇文章的风格平实，相比弗雷来说斯通似乎更为乐观，在他看来虽然“（我们）无法宣布分析、结构及量化历史的死讯”[4]，但是这种为社会科学话语所压抑的“叙述”方式总有胜利的希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虽然以“叙述”为风格的各类史著不断涌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新史家的批判也不断继续。他们的批判集中在文化史和心态史的两种写作方式上，即“叙述的”和“社会科学化的”。虽然其出发点和斯通的文章很接近，但是无论从语气、力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后者都不能比的。其中最有意思的可属美国史家罗伯特·达顿和法国年鉴史家罗杰·夏蒂埃了。两人关于如何写作文化史有诸多不同意见，笔战也持续了多年，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文化和心态不能像早年年鉴学派那样作社会经济的化约论解释。就拿夏蒂埃来说，他在1982年撰写了《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这篇文章从文化史的立场反思了从布洛赫和费弗尔以降的年鉴文化史的写作。他深刻地揭示出一种个体“宿命论”式的文化史早就根植于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写作中，而这一“宿命论”后来又为社会科学的诸种假设和方法所强化，比如合作化的研究以及序列史学的创设。所以在他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不仅提供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到1988年他又将此文的修改版收入自己的论文集《文化史：实践与表象》，而在这本论文集的导言中夏蒂埃将这一立场表达得更为明确。这一做法似乎揭示对先前社会史的批判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反思，也更是对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思。

　　总体说来，夏蒂埃的批判还仅局限在“学术”上，这段时期出现的另外的两本专著更是从意识形态的两侧对年鉴近六十年的发展状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埃韦尔·库尔托－贝加里（Hervé Coutau-Bégarie）的《新史学的现象》（Le Phénomène “nouvelle histoire”， Economica, Paris, 1983）和弗朗索瓦·多斯（Fran?揶ois Doss）《破碎的历史：走向“新史学”的“年鉴史”》（L’ 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87）。库尔托－贝加里站在右派政治的立场上指出年鉴学派之所以缺乏批判意识，是因为他们将自身奉作为一套信仰体系，而主导这套信仰体系的是那些只允许有“崇拜”和“胜利主义”的官僚式的赞助人。他认为年鉴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历史编纂学上的成熟，而是它把持了学术权力，并和媒体结成了“邪恶的同盟”。多斯从1982年起，以1968年以来年鉴和媒体的问题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破碎的历史》中，他站在左派政治的立场上批判年鉴学派，着力最多的是年鉴的“政治性”，比如述及布洛赫和费弗尔时，就是从二人的政治立场下手的，这和伯克的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多斯认为年鉴的发展导致了对人的不关注，对事件、对政治的漠视，到后来也没有形成一种解释变化的理论，仅仅是被一种对前现代的怀旧情绪推动着。最糟糕的是整体史没有达成，历史变成了碎化的历史。此后多斯出版了《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化》，仅从书的标题就不难发现他对漠视个体、导致宿命论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否定态度。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1988年第43期《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社论，说“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先前一切主流的范式，从结构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已衰落，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同盟。1989年第44期《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发表专刊，组织了九篇理论文章，其中就包括罗杰·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罗伯特·博瓦耶《经济和历史：迈向新的结盟？》以及帕特里克·弗里徳森《组织：一个新对象》等重量级学者的文章，此刊以《让我们继续探索》这篇社论作为总结。1994年年鉴编辑重组，杂志更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5]

　　总体说来上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是年鉴自我反思的时期，反思其地位，重估思想上的认同以及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化的范式。伯克《法国史学的革命》即成形于这一背景下，但是在这本书中却很难发现以上种种反思、批判以及“危机感”的痕迹，相反，伯克似乎“有意”提供了一较为“整体化”的年鉴学派形象，虽然他也论及了相关的批评意见。显然，要由此去指责伯克无视这些批判是不合情理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本人即以跨学科的研究而著称，其1992年出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就是典型例证。此外作为“三十年来一直追随其（年鉴学派）发展的同路人”，他也不可能不了解年鉴内部的这些批判和反思。1992年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英文再版，针对他人提出布洛赫晚年反思的说法，伯克在序言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6]另一方面要说伯克忽视学术中的权力斗争———而这常常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出发点———也是不合情的，因为在本书导言中他说得很明白：“尽管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你基本上不会谈到运动的这一侧面……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制了撰写布勒瓦·拉斯派尔街54号……的民族志研究的诱惑。”[7]所以我们只能说伯克有意地将以上三方面的内容———社会科学自身的变化及其对史学的再冲击、对年鉴各代人的批判和学术中的权力斗争，而这三方面也基本是像多斯那样持激烈批判的人所立足的“场域”———排除在本书之外，因为他想做的仅仅是“给英语世界解释法国的东西，给后辈解释20世纪20年代，给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解释历史学家的实践”，他的“叙述本身使用历史的方式来组织，并试图结合编年的体例与主题的体例”。他自己谦虚地说，“剑桥和巴黎的距离，还是远到了足以（由我来）撰写一本评价年鉴派成就的书”。[8]

　　非但如此，在批判四起的时代，持有这样稳重的立场或许恰恰体现了伯克的洞见。当年对社会史的批判来源于文化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想要脱离社会、获得自立的文化史。批判过后，社会史曾经如日中天的风景不再。1989年林·亨特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一书中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在序言中，她说：“以文化模式来作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应该由于理论的多样性而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其他的人文科学（尤其包括文学研究，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会重新发现我们……不久会有一天，另一位卡尔将宣称，历史研究越倾向于文化，文化研究越历史化，对两者越有利。”看来以一种人类学式的文化史———解读“文本”、探询行动背后的意义———将会取代主唱社会化约论的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史学成为主流。“……的文化”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标题，而林林总总的文化的描述则是最受欢迎的“大众读物”式的写作方式。但是这种文化史又走了多远呢？先前“碎化的”弊病没有根治，而“文化的转向”是否彻底扭转了“化约论”的解释呢？

　　1995年，年鉴自身就对“文化转向”的挑战做出了回应。回应来自贝尔纳·勒佩蒂主编的《探索的多种形式：另一种社会史》（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Albin Michel, Paris, 1995）。此书可视为历经文化冲击后社会史再生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明确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史取向，这一取向拒绝了任何外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主体的实践和选择、个体的自由和洞见成为史家关注的核心范畴。社会则是通过规则和习惯加以理解，而这种规则和习惯是以暂时性的共识为基础，并处在不断协商之中。由此勒佩蒂所倡导的这种社会史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是强调内生性因素的作用，社会史所分析的范畴、认同和意义内在于自发的社会能动者的行为之中；其次以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为基础，及认为行动者的“理性”是此时刻的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ment），勒佩蒂称之为“符合当前情境的充分性”（“une adéquation à la situation present”）[9]。再回头去看那种“新文化史”的范式，很明显勒佩蒂所倡导的这种“新社会史”就是要将人的主体性从文化和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是很明显地受到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影响。

　　同样的批评在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中体现得更明显。文集的第一部分是方法论和理论的反思。威廉·塞威尔（William Sewell）的文章批评了“文化”概念的模糊性，而在十年前的文集中亨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理查德·比尔基纳在其《新文化史转向后的方法和隐喻》中反思了新文化史所用方法的困境。他指出，新文化史家“循着社会史家的脚步建立了解释，这些解释又都建立在一种‘真实’并无法化约的历史根基之上，尽管这个立足点现在是文化的和语言学的，而非（或者说也没有什么两样）社会的和经济的”（62）。这一点极富洞见，新文化史以“文化的”取代了“社会的”（或“经济的”），而操作着同样一种化约论的解释，但是所发现的只是一种与实际相去甚远而无法回归的“社会”。比尔基纳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另一次的文化转向，现今的史学研究不应只分析实践的表象（representation），而应将焦点更直接地集中在实际的运用上。这和勒佩蒂的立场十分接近。

　　可见文化转向本身试图批评和超越社会与经济的决定论作用，但是矫枉容易过正，新文化史自己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弊病中，史家只提供描述，不提供解释，文化取代了社会和经济的，成为无所不包的“根本原因”。其实，在完成《新文化史》一书后不久，亨特本人的立场就渐趋保守，这很明显地体现在1994年她和乔伊斯·阿普尔比、玛格利特·雅各布合著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4. 中译本由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一书中。三位作者反思了文化史的碎化、无所不包的诸多弊病。他们认为从“解释”到“深描”，文化史本是挑战唯物主义化约论，结果却变成了挑战因果性的解释方式了。结果文化史的研究和相对论、怀疑论交织在了一起。

　　比照之下可知，十年中的学术演进并没有按照亨特在1989年的那篇宣言性的导言中的主张前行。文化史并没有彻底取代社会史的地位，相反晚近的研究却展现了一种文化史的社会、历史回归的倾向，回到实在论，回到社会和历史情境下的实践中去。此外社会理论并没有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只不过两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方法和课题借鉴的关系，相反理论的反思和经验的研究达成一种整体性规程的“合流”，重新构筑“新的社会”的历史，这种“社会”的面貌更为复杂，更具流动性和可塑性。而且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史家也不像先前那样热衷于将语言和行动当作文本来阐释，那么热衷于征引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术语。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从事下层研究、尤其是英国工运研究的历史社会学家走上前台。这只要比较《新文化史》和1999年出版的《超越文化转向》两书的作者就可以明白。更有意思的是，在此时的历史社会学家看来，上世纪80年代那些高唱“人类学转向”的“文化史家”恰恰没有看到那个时代“人类学”业已“超越书写文化”（write against culture），进而反思文化叙述中的权力和政治。

　　这不禁让人想起伯克在《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周期过程”，即“今日的造反者转向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的对象”。[10]说这些并不是要扮演事后聪明人的角色。我只是想要说明在当时的情境下伯克以这样的立场对年鉴做一历史性的回顾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事实证明不是那些最“冒尖”的批判言论引领史学演进的方向。

　　此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1997年后第一个中文译本由江政宽译出，在台湾出版，收入卢建荣主编的《历史与文化丛书》。而中国大陆译本的出版距离伯克原著已有十六年之久了。所以我想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年关于年鉴研究的几本重要的著作。

　　在本书导言中伯克谦虚地说“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的研究。它并不奢望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的学术论著……（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必需挖掘我没能看到的材料（像是马克·布洛赫的手稿，或是费弗尔与布罗代尔的未刊信件）”。事实上，就在伯克此书出版的同年，朱丽安娜·德梅丽（Giuliana Demelli）就出版了一本布罗代尔的传记《费迪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1995）。1995年法译本的出版是为纪念布罗代尔逝世十周年。这本书独具特色的是德梅丽运用了两项特殊的档案：一是布罗代尔的个人档案，包括他未曾发表的手稿，主要著作的修订稿、往来书信等；第二份档案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协助法国人文社会学界重建发展的相关文献与信函。由此德梅丽细致地重建了布罗代尔于狱中撰写《地中海》的经过，证明布罗代尔著名的三段论的时间观念几乎都是得自德国地理学的影响。[11]

　　在伯克《革命》一书出版后一年，即1991年，布赖斯·莱昂和玛丽·莱昂编辑出版了《年鉴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与亨利·皮耶尔的通信：1921－1935》（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 1921-1935， Brussels: Com－mission Royale d’Hisotire, 1991）一书。布赖斯·莱昂本人是中世纪经济和法律史的专家，也曾是布洛赫《法国农业史》1966年英译本前言的作者。他关注的是年鉴早期形成的历史以及布洛赫的史学思想。这本书信集收集的信件共85封，其中费弗尔与皮耶尔的通信有51封，布洛赫与皮耶尔的通信有34封，令人遗憾的是编者没有收入皮耶尔的回信。这些信件清晰地展现了年鉴早期艰难的创业史以及费弗尔对德国的仇恨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正是通过皮耶尔，德国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才得以影响到年鉴学派，这也是莱昂一直以来的观点。更有意思的是，早在1924年到1927年间，费弗尔就已经在构思关于拉伯雷的著名研究了。

　　1992年菲利普·卡拉尔（Philippe Carrard）出版了《新史学的诗学：从布罗代尔到夏蒂埃的法国诗学的话语》（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f Press, 1992）。这本“学术史”的著作与众不同，卡拉尔从叙述理论、阐述理论以及修辞学和文体风格的文学批评视角入手分析了年鉴新史学的历史编纂学特征，包括叙述人称、书名风格、引文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饶有趣味地展现了新史学文学理论上的“新颖”之处。此外卡拉尔更多地关注以夏蒂埃为首的年鉴第三代人，这方面可以弥补伯克一书的不足。

　　此外译者在序言中提到了几本重要的论文集，包括林恩·亨特和雅克·雷维尔编的《历史学面面观》和斯图·克拉克（Stuart Clark）编的《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1999）。此处不再多言。

　　但是相比于这些大部头的书而言，《法国史学革命》简单明了的介绍无疑是入门者最好的帮手。

参考文献：

　　[1][3][7][8]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7，157，4，3-4。
　　[2][10]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导论4，3。
　　[4]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1979, pp.3-24. 中文由古伟瀛翻译，登在《新史学》（大陆）第4辑，《新文化史》专号，大象出版社，2005. 7：8－27。
　　[5]这些文章的英译均可见于亨特和雷维尔所编的论文集《历史面面观》（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6]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Staurt Clark, ed., The Annales School, Vol. 13-14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1]此书的书评可见赖建诚，《新史学》（台湾）第9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