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庸在《小史》里，曾引图奇评论他的同胞德希德理的话，说十九世纪东方学家殚精竭虑研究的大乘佛学教理，不想早已被十八世纪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用经院哲学的术语译介过了。图奇在他写的《雪域西藏》（Tibet: Land of Snows, tr. by J.E. Stapleton Driver, London：Elek,1967,p.68、71）里，还曾把德希德理翻译《菩提道次第》的工作，比作是圣多玛斯哲学和宗喀巴哲学的遭遇和对决。“礼尚往来”，图奇的同胞、大哲学家克罗奇的学说，也曾被中国学者用大乘佛教唯识因明学的术语来译释过。朱光潜在《克罗奇哲学述评》里，曾经介绍过克罗奇在认识论方面的看法。克罗齐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直觉”为基础，“直觉”就是构成一个浑然的“意象”。当我们说“这是桌子”一句话时，已经是在做判断，把浑然的“这”纳到“桌子”那个概念中去想。这个判断所表达的知识，已经是逻辑的和理解上的。可是，在做这种判断以前，我们在道理上必须还经过一个阶段，把“这桌子”的形状悬在心前观照，眼中只有那形状的一幅图画，如镜中现影，不肯定或否定它是某某，也不追问它的意义和关系，甚至不想到我是认识的主体，而它是认识的对象。这就是“直觉”的阶段。朱光潜说，直觉的状态就是佛家所谓不起一切分别想。这种状态我们在凝神观照时会体验到，其存在本无可置疑。不过心灵常处于活动的过程中，很难继续停止于这种凝神状态，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有理解和判断的活动随着生起来，将直觉的阶段淹没。所以，一般人习焉不察，怀疑没有“直觉”这种心境。其实它是极普遍的现象，没有它就不能有理解或概念上的知识，因为对诸事物意义和关系的认识，必依据对个别事物形相的认识。朱光潜补充说，这种对个别事物形相的认识是直觉，相当于佛家唯识因明学上所谓“现量”，而概念、理解和逻辑上的认识相当于佛教的“比量”（《克罗奇哲学述评》，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初版，29页）。有人会问，朱光潜也研究过唯识吗？当然研究过。他在《谈美书简》里不是说过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心情沉闷，在老友熊十力先生影响之下，读过不少的佛典，认真钻研过《成唯识论》。”（《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版，7页）他特地挑出因明唯识学里的术语“现量”和“比量”来译释克罗奇哲学里的“直觉的认识”和“逻辑的认识”，也许就是受了《成唯识论》的影响。
在欧洲，像图奇这样通梵、藏、汉古文的人不算少，水平却不一定都如他。鸠摩罗什翻译的《龙树菩萨传》，是后人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的重要材料。欧洲尝试译过它的人，前有十九世纪俄国汉学和佛学名宿华西礼（W.P.Wassilyew），后有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佛学家华雷泽（Max Walleser）。华西礼是俄国最早广读梵、汉、藏、满、蒙文五体佛典的人，曾随东正教传教团来北京长住过，汉语水平应该是不低的了。可是看他译的《龙树菩萨传》，却并非如此。比如，《龙树菩萨传》说龙树“弱冠驰名，独步诸国”。查《辞源》，所谓“独步”者，有“无与伦比”、“独一无二”、“一时无两”诸义，形容人才杰出，并不是古文里罕见难懂的词。可是，华西礼竟然把“独步诸国”直译成“一人独自去诸国游历”，不由得让人对他的汉语水平大起疑心。
华雷泽本是学哲学的，是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史名家库诺·费舍尔（Kuno Fischer）的高足，后来学习汉、藏、梵、巴利等古文，研究大、小乘佛教哲学，校勘、翻译过梵、藏、汉文龙树的哲学作品，成绩斐然。他翻译《龙树菩萨传》时，指出华西礼犯下的不少错误，比如上面说的“独步诸国”一条。可是，他的译本里也有不少错误，包括极幼稚的错误。比如《传》末述龙树去世事，说他“退入闲室经日不出，弟子破户看之，遂蝉蜕而去”。再翻《辞源》，所谓“蝉蜕”，是宗教家称有道之人的死为尸解登仙，如蝉之退壳，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也不是什么罕见难懂的词。可是，华雷泽却把这句话译作“有一弟子破门看之，见一鸣蝉飘然飞去”，认为龙树的灵魂化为鸣蝉飞去了。想像力虽然很强，错误毕竟还是犯下了。
由于不熟悉汉文文法，华雷泽还犯了更大的错误。《龙树菩萨传》里有个很有名的传说，说他曾去龙宫看世间没有流传的大乘佛经，龙王问他看够没有，龙树说：“汝诸函中经多无量不可尽也，我所读者已十倍阎浮提。”这话的意思是，“你这里经箧中收藏的佛经太多了，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但是我眼下已经看完的，比起印度（阎浮提洲）现在流传的，已经多过十倍了”。可是，华雷泽的译法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前半译的还对，可把“我所读者已十倍阎浮提”一句译成“我回到阎浮提后，当再温习它们十遍”（以上参看Max Walleser：The Life of Nagar juna from Tibetan and Chinese Sources，Asian Major杂志抽印单行本）。这却是有些低估圣者龙树的记忆和学习能力了。
在《龙树菩萨传》外，欧洲学者还翻译、编写了中国高僧的传记。法国东方史学名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写的十几种著作（已有数种出了汉译本）里，有一本《佛陀遗踪》（英译本In the Footsteps of Buddha,tr. by Mariette Le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1932），讲述玄奘法师游历西域和印度的事迹。可能是因为没能核对原始汉语文献，格鲁塞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叙述戒日王邀请玄奘参加五印度学者辩论大会，有这样一段话：“施讫，别设宝床请法师坐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仍遣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别令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这是说，若是有人能给玄奘悬在会场门外的论文提出一字之误，玄奘本人就“请斩首相谢”。这是古印度辩论大会的规矩，堕负的人可随得胜者之意调遣，让你死你就得死，让你为奴你就得为奴。但是，格鲁塞不知根据哪个译本，竟把“请斩首相谢”一句，理解成是戒日王“请斩首相谢”。以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消说得，没有人会贸然走上前去，破斥一篇有皇帝脑袋做担保的论著”。这种理解，说它是张冠李戴，可能还算是轻的了。
玄奘赴印求法、归国传译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最高峰。一般人以为，中国人接受佛教，速度实在是很快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荷兰著名汉学家、佛学家高罗佩（R.H. van Gulik，1910—1967）有他独特的解释。高罗佩说，东来传法的佛教僧侣一跨进中国大门，只是一味地说佛教如何如何好，却从不夸耀印度文化或政治理想多么多么高超。这说明佛教传法僧很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很知趣地不碰中国人护若命根的民族自尊心。另外，佛教传教士们从来不说自己是外国某一强大教会派出的使徒，而中国的信徒必得严守该教会的一切规训。这样一来，中国人就明白了，他们如果信了佛教，也没有必要因此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套思想和生活方式。说得形象点儿，在佛教传教士身后，中国人不会遥遥地感到有一个麦加或罗马，仿佛一切传教活动都是远方某个异国政权或外族势力的阴谋（颜元：《习斋四存编·存人编卷一》所谓“差来观天朝虚实的”）。七世纪时，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巡礼圣迹，回来后向国人报道印度和佛教的真实状况。中国当政者一下子清楚了，印度绝不会侵入中国，或对中国领土构成威胁。就连印度在南海诸国的势力扩张，也主要是在文化和商业方面，而非在政治和军事上。南海诸国在中国人眼中，绝不是印度势力入侵中国的“前哨”。
这些讲佛法东传的话，来自高罗佩一九五六年在印度那伽浦尔出版的《悉昙考》（Siddham）一书，书的副题是《汉和梵语学史论稿》（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全书叙述梵文悉昙体字母在中、日两国的传布史，同时探讨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始终在梵文字母里打转，却没人写出一本梵语文法。高罗佩这本书创见很多，我只举一个与佛书翻译有关的例子。唐时出国留学的僧人多于已往的各个朝代，出国经商的人就更多了。与现在一样，出国人一多，学说外国话就成了大问题。汉文大藏经里有一本《梵语千字文》，收有梵语常用字，梵汉对照，据说就是当时编的外语课本，与时下的《德语三百句》或《英语常用字汇》差不多。《梵语千字文》有一篇《序》，里面介绍这本书是“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口气有点儿像现在外语课本里的“学本书半年，可以掌握一千单词，能与外国人进行一般会话”。可是，当年印度汉学家师觉月（Prabudh Chandra Bagchi）翻译这段话，曾经把“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一句里的“西国人”读作一词，认为《梵语千字文》是中国人编来教印度人（即“西国人”）学中文的书。高罗佩以为他对汉文原文点断有误，于是就纠正说，“西国人”应连上面的“向”字作一气读（“向西国人”），即“向印度（向西）去的中国人（国人）”。这样一来，《梵语千字文》就应该是专为想去印度的中国人学梵语编的课本（《悉昙考》，32页）。说得俗一点儿，师觉月把《梵语千字文》当成了《印度人汉语速成》，而实际上它应该是《中国人梵语三百句》。中国人不理解外语的性质，在学习上专求速效，往往以失败告终。这一点，古今都是一样的。高罗佩在《悉昙考》里说，中国人对梵语这种拼音文字误解很深，以为它的四十九个字母个个都是中文那样的表意符号，一个人若是学会写这些字母和它们的成千上万种组合，就能掌握全部梵语。到了十九世纪，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也犯了同一种毛病，他们认为只要牢记A、B、C等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就能立即读外文书（《悉昙考》，62页）。现在的中国人不那么幼稚了，可是也不乏想走捷径的，那真是九牛莫挽了。
欧洲人翻译佛书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些。我不过就自己浏览到的，有选择地介绍其中几则而已。我记得章太炎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的人学佛，原是心里悦服，并不为看重印度国，推爱到佛经；现在人如果要讲佛学，也只该凭自己的心去学，又何必借重日本欧洲呢？”（《章太炎的白话文》，吴齐仁编，泰东书局，民国十六年版，96页）这段话前半讲得很好，后半则值得商榷。狄庸的《小史》就是从他在东京的演讲稿编成的，他还用其中整整一章的篇幅劝勉欧美学人赶快学日文，以便能读近代出版的浩如烟海的日文佛学书籍。就连《小史》的汉译者霍韬晦先生，也是日本大学培养出来的。仅此数事，可知日本学人绝不可小瞧。至于欧洲人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佛学的成绩，只要看看狄庸在《小史》里密密麻麻列出的那些人和书，我们都会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在这篇文章里介绍欧洲人在译佛典时犯的错误可能多了一些，但目的却不是要劝大家“何必借重”他们。狄庸劝人学日文，更曾劝人学汉文，以做佛学研究继续深入的资粮。看来，他是有很强烈的“借重”我们之心的。我们研究佛学，当然要“凭自己的心去学”，但这并不排除“借重”欧洲人，“借重”他们在研究佛学时运用的文献学、语文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科学方法。我想，只有这样，中国的佛学研究才会有融入世界文化，赢得别人尊敬的一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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