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来自关外的满人打败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不仅原来中国的汉族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异族新政权，就连一直相当固执地认定满清是蛮夷的朝鲜人，尽管心底里始终还怀念大明王朝，但对这个日渐稳定的新帝国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转输给了新朝。这一年初冬，朝鲜使者金稼斋即金锡胄（一六三四——一六八四）奉命出使清国，经过多日跋涉后，进了山海关，有一天，使团一行到了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的歇息时，金锡胄无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户人家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诗下还有小序，记载着这个题诗者的经历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书”。
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满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像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惟应夜月鸣环，魂梦依依到吉阳（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像，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明清易代，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尘”，他们很难想像这个一直被当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会在数年之间，就一下子变成了“蛮夷”。在一直坚持奉皇明正朔、书崇祯年号的朝鲜人心里，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想像，在这个想像世界中，季文兰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难者，在季文兰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剧。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抒发朝代兴衰、华夷变态的感慨。在现存的几百种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记、笔记和诗集中，留下了好多对此事发感慨的诗文。金锡胄路过之后两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作为到清国贺岁兼谢恩副使的崔锡鼎（一六四六——一七一五）路过此地，也写了一首和诗，说“纤眉宝髻为谁妆，染泪潇湘六幅裳。却羡春鸿归塞远，秋来犹得更随阳”。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个象征，朝鲜人只要路过，就会想起这个弱女子来。偏偏这里又是清帝国规定的朝鲜朝贡使必经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忆季文兰的诗歌不断出现。他们想像季文兰的题诗是献给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间，李押（一七三七——一七九五）路过榛子店，就遥想当年说，“此店原有江南女人季文兰壁上所题诗，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语云，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只诵天下有心人见此之句，而为之兴感”；嘉庆年间，徐有闻（一七六二——？）想起季文兰的故事，也说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兰被虏向沈阳时所作也”；而另一个姜浚钦（一七六八——？）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兰”。
在朝鲜人的两百年想像中，季文兰被当成一种回忆，她就是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她的诗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汉族人在战乱中的悲情。
兵荒马乱的时代常常上演家庭离散的悲剧，这些悲剧总是引出对战争的悲情，传为元代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戏《幽闺怨佳人拜月记》写的是同一个故事，记载那个改朝换代的战争里面人们的凄惶，“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这个故事后来在《六十种曲》里面改名作《幽闺记》，唱词里也说“怎忍见夫掣其妻，兄携其弟，母抱其儿。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间哭哭啼啼。可惜车驾奔驰，生民涂炭，宗庙丘墟”。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这出悲剧原来写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汉族中国人看来也是蛮人，但是，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的战乱离散，好像只是属于汉族人的，只有以夷乱华才会演出如此凄惨的故事，所以在记忆中，战乱仿佛总是被置于“蛮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闺记》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来也是“番邦”，倒把骑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尔番兵”，把虎狼扰乱大金朝的情势叫做“势压中华”，说是“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因贪财宝到中华”。所以，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华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掳的白玉娘，后来被改成《生死恨》京剧中的韩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蒙元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而满清替代了大明，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在他们的心里，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招回现实。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漫漶不清，仅仅几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一六三四——一七○九）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漶无存”。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借着当年的回忆，在想像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一七二○），在李宜显（一六六九——一七四五）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仍至泯灭云”。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像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像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到了乾隆年间的乾隆李押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像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一七二四——一八○二）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尽管那个时候，榛子店的墙壁上早就没有季文兰的题诗了，就连当地人，也已经记不得有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这里早已经是“数株垂杨，摇曳春风。欲觅壁上题字，了不可得，且举其事问诸店人，漠然无知者”。
“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想像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就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谢恩副使李在学（一七四五——一八○六）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尚忆征车泪染裳。壁上芳诗无觅处，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尚忆阿娘作嫁裳。梦里江南春草绿，芳心应羡雁随阳。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故事想像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像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清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像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刹风景”的情态。从想像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暗惨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像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的徐文重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而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姜到榛子店的时候，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想像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做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怀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锡胄的侄儿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了季文兰题诗想像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清蛮夷”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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