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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阶段，时间与地质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见史前考古学）。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文化和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还有在人类远古文化和人类进化研究上有重大意义的北京人遗址。丰富的腊玛猿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表现出与蒙古人种的联系，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即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代表之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又存在与外界的种种联系。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全新世开始的时期，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发现研究简史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迟。到20世纪初，在中国还未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当时许多学者甚至不相信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在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是中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受巴黎国立博物馆派遣，和桑志华一起到鄂尔多斯一带调查。他们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一处内容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随后，他们又发掘了1922年桑志华发掘调查过的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发现了成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许多石器，并且发现了一颗人类幼儿的上中门齿化石，即中国学者后来习惯上称之为“河套人”的智人化石。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起初，发掘者们并未注意人类的文化遗物。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认出了一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块。1931年发掘北京人遗址东北角的“鸽子堂”时，发现的石英碎片越来越多，确认了它们是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此外，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德日进于1929年赴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调查新生代晚期地层时，在河曲县的长城内外，神木县以北，榆林县和米脂之间的榆林河北岸，以及吴堡县、石楼县之间的黄河两岸，也发现了零星的旧石器材料。如果把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旧石器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的话，那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年里，发现的旧石器地点除上述的以外，只不过还有周口店第13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几处。

不同技术风格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情况。遍布华北的许多地点，如蒙古高原的萨拉乌苏、黄土高原的刘家岔和禹门口、华北平原的小南海(见小南海文化)、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峙峪，位于东北大兴安岭山脉东南边缘的鸽子洞（见鸽子洞遗址）和西八间房、长白山脉西南边缘的小孤山、东北平原北部的昂昂溪，以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富林等地点的石器制品，都和华北小型石器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而在秦岭南坡的汉水流域和华南边陲百色盆地的右江两岸发现的石器制品，风格上却同以丁村文化为代表的大型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另外，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还出现了一些和上述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蒙古高原上的水洞沟文化。这个文化与西欧旧石器时代的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有不少相似的成分，如修理台面的长身石核、盘状石核、长石片、三角形石片，以及用三角形石片制成的莫斯特类型的半月型刮削器和用长石片加工的端刮器等。它们的大小以中型为主。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下川文化和薛关文化，它们拥有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石片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典型细石器工艺。上述文化的来龙去脉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中期以后的多样化趋势。

在华南，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比起前一时期似乎有所加强。有的研究者将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划分为富林、铜梁、猫猫洞、百色盆地、元谋-宜良（路南）等几个区域性文化，认为这种分异的形成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氏族的形成有关。这些文化中，与观音洞文化保持密切关系的铜梁文化（见铜梁旧石器地点），拥有制作精美的骨、角器和“锐棱砸击法”石片；猫猫洞旧石器地点的石器，则主要由石片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它们都是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小型石器为特色的富林文化和以大型石器为特色的百色盆地的石器制品则分别同华北的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情况表明，华南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既具地区特点，同时与华北的旧石器文化保持一定的联系。

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今天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幅员辽阔的国土，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及远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当前，中国旧石器考古面临着许多重要的课题：

①  在华北，虽已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序列，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器物类型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年代测定技术的基础之上。华南和东北地区，需要在发现更多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近年发现的材料证明，中国西部广大地区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舞台，加快填补这里的空白，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另外，在中国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

②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境内的旧石器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对诸如华北旧石器时代两个文化传统的问题，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华北出现更加复杂的文化类型的问题，华南旧石器文化的地区特色、地方类型问题，以及华南、东北、青藏地区与华北的文化联系问题，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探索，以弄清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类型的区分，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

③  东北亚、北美和东南亚，在早期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与中国大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承认。然而，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中国以至东亚、南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非、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对比诸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还很不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曾把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归入“砍斫器文化传统”，与欧、非的“手斧文化传统”加以区分。这种归类看来过于简单，不符合像北京人文化、观音洞文化等许多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文化的性质。又有人一度曾把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概括为“石片石器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相区分。但事实上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了石片石器文化（见克拉克当文化），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也并不十分单纯。因此，有必要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研究，总结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不同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④  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复原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书目　

　步达生等：《中国原人史要》，1933。

　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译本）198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