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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

书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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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绝大部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农耕文化的性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以粟和稻为其代表作物,并在聚落分布、生产活动和农具种类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构成了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甚至有人把农业的出现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见史前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繁荣发展以及商周文明的出现,都以农业为其经济基础。

聚落分布和生产活动   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相当发达的两个地区,至少从公元前五、六千年起,这里便分布着繁荣的农耕文化,农业的起源当可追溯到更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定居生活也就更加稳固,往往形成大规模的聚落,遗址面积从一、两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文化堆积厚达一至数米,有很多的房屋、窖穴等遗迹和一定的村落布局。聚落的分布也经过选择,以求符合于下列条件:①靠近水源。为了保证生活上对水的需求,一般都定居在河岸湖畔或有天然泉水的地方。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常常选择高出河面的阶地或台地。在潮湿多雨的平原地带,多半奠居在高出地面的土墩上。②适于生产。农耕需要肥沃的土质和适于农作物生长的环境,如耐旱的粟、黍可播种在华北的黄土地带或某些干燥地区;而稻类则适合于长江中、下游的沼泽地带。③交通方便。聚落的所在并不是穷山僻野,常常是交通方便和易于往来的地方,因而一般都分布在现代城市和乡村的附近。

由于农耕技术的原始状态,在生产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因地力的消耗而不得不反复迁移住地,从而常常在同一条河流的沿岸遗留下许多聚落遗址。耕作方式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如华北以草原植被为主,森林稀少,可能采用轮种休耕的作法,以恢复地力。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森林植被为主,草木繁茂,多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即砍倒树木杂草,烧成灰烬以开辟耕田。不过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只有铁器产生之后才能实现。因而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开发,受到自然条件的很大局限。至于人工灌溉,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痕迹,它的出现可能较晚。

谷物的种类   在考古发现的大量谷物遗存中,可以粟(包括黍)和稻为代表。它们的地理分布大体以秦岭和淮河为分界线。

粟(Setaria italica),俗称小米。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象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都有遗存,总数已达20余处。它往往被贮藏在窖穴或陶器中,都已炭化或朽成粉末,经形态和灰像法的鉴定可以得到确认。对这一带出土的若干人骨,用碳13测定食谱,结果也表明是以粟类为主要食物。粟除黄河流域之外,在东北、西南和台湾一带也有发现,同样是出在比较干旱的高地上,在当时是种植比较广泛的一种农作物。一般认为粟是从狗尾草(Setariavividis)驯化来的,在中国至少从七、八千年前已开始大量种植,远早于其他地区,因而粟的驯化和栽培可能首先起源于黄河流域。

家畜的发展   农业的出现和定居聚落的稳固,为家畜饲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经济生活上是一大进步。家畜的出现和农业的出现一样,是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家畜的饲养都依附于农业,种类以猪、狗为主。华北还有山羊、绵羊、个别的黄牛和少量的马,也有家禽鸡,但马是否为家畜,尚有疑问;华南则还有水牛。中国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大体齐备(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   考古资料证实,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广大地区的定居聚落已进入相当繁荣的阶段,奠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谷物以粟、稻为主,不同于西亚(小麦、大麦)或中美洲(玉米)等农业起源中心,粟、稻属于土著的农作物。耒耜是农耕工具的主体,长期用来翻土播种,处在所谓锄耕农业的原始阶段,以畜力破土的所谓犁耕农业还没有出现。以摘取谷穗为主要用途的石刀,是一种具有特征的收割农具,它的种类复杂,分布广泛,甚至影响到朝鲜和日本一带。镰的发展也自成系统,同以西亚为中心的那种镶嵌细石刃的镰刀完全不同。这些农具的形制,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北方和南方形成了各自的一套耕作方式。而灌溉系统的出现较晚。其他如猪、狗为主要畜种等,也都同以西亚为中心的农耕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以上情况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自成体系,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无疑是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首先进入阶级国家,建立了商周文明。这一悠久的农业传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起了显著的作用。

参考书目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

 黄其煦:“灰像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8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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