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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围绕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时期成长的文人水梓展开的家族传记，该书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家族史，从个体角度记录了波诡云谲的时代风潮。其内容涉及西北社会环境及文化教育的变迁，向前追溯到同治年间西北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乱，向后叙述到20世纪末“文革”的结束。其中既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透露了老一代文人的感情世界。该书由不同体例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眺望远山》是家族历史的回忆，前后涉及水氏四代人的成长过程；第二部分《水梓诗文》是水梓有关文化教育、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撰述；第三部分《回忆·散记》分别出自水梓子女之手，是现代人对既往生活的追忆。

    翻开《煦园春秋》，我被一个长髯飘逸、目光如炬的老者所吸引，他神态自若，端坐窗下，手里拿着一本书，看着我和我的家人。往事如烟，百感交集，他那慈祥的面容，让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曾在外祖父邓春膏的相夹里见过了的水梓先生。

    水家和我们赵家以及母亲邓家，是多年的世交关系了。据我的祖父赵吉堂告诉我，他当年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曾聆听过水梓先生法律方面的课程。而外祖父兄弟两人留学美国以前也曾受教于水梓先生。水梓先生还与母亲的祖父邓宗在甘肃文高等学堂是同窗好友，他还是我的姑奶奶邓春兰和早期共产党员蔡晓舟的媒人。另外，邓宗当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也与水梓一起积极活动。民国元年，水梓、邓宗、王之佐和慕少堂等人，在甘肃法政学堂集会，不顾保皇势力迎合帝制的阻挠，冒死促请陕甘总督长庚通电宣布拥护共和。

    光阴荏苒，时势变迁，水邓两家同为甘肃乃至兰州的教育世家，筹学堂，建学校，相携共进，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为甘肃的进步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记得外祖父邓春膏曾说，他当年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时，就曾经得到水梓先生的指教与帮助。然而，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水邓两家成了反右重灾区，水梓先生和外祖父邓春膏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虽然两家同在兰州，然而天各一方，两家人再也不敢互相来往了。

    可是，没有想到由于我自八五年起了解夹边沟的事情，在写《夹边沟惨案》的过程中，人们告诉我，西北师范大学的水天长老师也是从夹边沟出来的，于是我又到了西北师大采访了水天长老师。水天长老师是我母亲和三姨娘兰州师范时的同学，我到她们家里，一下就感到了别处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当时兰州虽然有很多夹边沟的幸存者，可是他们还不敢公开谈论夹边沟的事情，也不愿回忆那段血泪的往事。水天长老师告诉我她去的是丁家坝农场，而不是夹边沟，可她鼓励我一定要把这段可怕的历史写出来，教育后人，让历史再也不要重演。我在那段时间，正遇到上面极力限制、下面无人理解的困难采访境地，听到她这些温暖的话语，我的眼睛湿润了，不知是由于两家往日的情谊，还是我们共同的遭遇，总之，我从她的家里出来后，更加坚定了我写作这段历史的责任和信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空前绝后的一次大灾难。“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多么好听的话语，多么诱人的鼓动，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怎能抵住这么大的诱惑，他们慷慨陈辞、指点江山，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自由民主的花儿开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然而，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一张大网早已拉了开来。“引蛇出洞”的阳谋让水梓及其他的子女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和我们家竟然如此相同。

   母亲，这个渗透到我们血脉里的字眼，不是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形容她的伟大，她平时默默为自己的孩子洗衣做饭，而当孩子们在危难的时候，她的身上就会爆发出常人从来没有过的能量和光辉。水天长老师在她《记忆中的母亲》中详细介绍了自己母亲的伟大，虽然语言平实没有任何渲染，可是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其母亲的真挚的感情。她写道：“．．．．．．我常常想，当我身陷逆境的日子里，一如既往地关爱、牵念我的人也只有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妹妹了。特别是我的母亲，她以极其深厚的母爱、大无畏的精神，不顾自身安危，只身两上酒泉，想以她微薄之力援救她危难中的女儿。每当我想起这段难以忘记的经历时，总是抑制不住自己感恩的泪水。”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阶级斗争划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夫妻之间也不敢有共同的语言。那时候，一个家里的人到了一起也不能说个真心话，戴了帽子的人死后，家里人都不敢大声痛哭。虽然，水天长老师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可她是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被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而当时改造流放这些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光酒泉地区就有十一个，有谁还把一个右派分子的命当命呢？冰冷的世界里，右派分子这个巨石压得她抬不起头来，没有人理她，没有人问她，她踽踽独行，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和每天二两面糊糊的饥饿，此时她像一根无助的小草，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笑脸和得到微薄的一点帮助。就在这个时候，是她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只身一人两次去了酒泉，她不顾天气的严寒和饥荒造成的河西走廊的恐怖，给女儿送去了一点吃食，更重要的是她把伟大的母爱带给了绝望中的孩子，是她把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儿从生命的尽头拉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大鸣大放和反右派运动》篇章里，我又重读了水梓先生在被邀请座谈会上的发言，它让我想起曾在书摊上见过的一本右派言论集，那里所搜集的右派言论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一些话语，这是作为甘肃当时右派言论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水梓先生关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很多设想和建议的发言。那个年代，统治者的目的是为了诱虎下山、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让这些人畅所欲言的，可是今天看来，假若当年统治者听了这些右派言论，还会有其后的大跃进和大饥荒吗？国家和人民还会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灾难吗？无怪乎，有人想收集当年右派的言论，来申请世界诺贝尔奖给那些当年的右派分子呢。

文化大革命时北京红卫兵到兰州来，首先抄得就是外祖父的家。那天大约晚上十二点左右，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来到外祖父家的门外，他们从墙上翻过来，各负其责把住每一个房门和路口。然后，砸开屋门，把外祖父和外祖母从房里拉出来，用钢鞭没头没脸地向他们抽去，当这些革命小将从搜出的相夹里发现外祖父与杨虎城将军的合影，以及外祖父他们这些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烧了赵家楼被放出来的北大学生的照片后，才算是只抢了东西而没有继续抽打两位老人。但是，外祖父最后还是早早地被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性命。所以，当我看到水天中写的《我的妹妹》时，眼里流着泪水，我是用心去读那段用血写成的历史。甘肃省临洮县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左”中之“左”，当年甘肃的红海洋、“忠”字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记得那时我们坐车到临洮县参观，沿途每个树上绑得都是刘少奇、邓小平和王光美的泥塑像。就是在这里，身为人民教师的水天光被迫害致死了。当我看到水天光那年轻的照片，看到《关于水天光死亡事件的复查报告》，我愤怒了！一个人竟能一手遮天，煽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让一个无辜的生灵被批斗、打骂与造谣污蔑最后推向死亡。此时，我想到了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我的妹妹》中写道“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把妹妹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终点。直到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时，原先笼罩着阴暗迷雾的一切，才开始变得明晰起来。这位现代思想史上最勇敢的女性思想家在研究极权主义的本质时，注意到了极权主义统治与恐怖的关系。．．．．．．妹妹的死是20世纪60 ——70年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某种必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索套穿插、编织而成的一个死结。而她对独立自由人格的坚守和她的勇气，注定了她成为被‘清除’、被‘牺牲’的个体。”

《煦园春秋》是从水梓子女们的记忆中搜寻的残片，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书中折射出了中国现当代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与痛苦悲哀，但强权的伟人只能疯狂一时，他却改变不了人民的信仰与中华文化的积淀，煦园已去，可春秋永存，水梓的教育思想和他法制民主的理念，将作为我们的启示和烛照，激励我们顽强而执著地求索前进！

（文：天亮 出处：白鹿文学 2007年1月）

    几天前收到姐夫寄来的<煦园春秋>,开始怀着好奇的心情和丈夫一起翻阅着里面的照片,寻找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亲人朋友的照片.渐渐地被书中的文字所吸引.由好奇到惊讶到震撼.自嫁到戴家后,从婆婆和丈夫的口中,曾断断续续的听到过水家的事情,知道水家是一个大家族.也曾听婆婆说过水家的祖籍也是你们浙江的啊.兰州的水家花园是一个模糊遥远的影子.可能是职业的因素吧,最先阅读的是水梓先生的关于教育的几篇文章,如:<甘肃省教育厅"教育周刊"序言><西北实施国民教育之商榷><教育周刊-职业教育专号>序言等.让我惊讶的是,70多年前的水梓先生提出的教育救国思想,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实施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是那么
的卓越和实用.看了由水天中执笔的<眺望远山>一个既有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又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的，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的水梓跃然而出.他集政治,法律,文学,诗词,戏曲,美学,佛教等知识于一身.东西贯通.中外合壁.包容并兼.然而,这样一位对西北地区教育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老人,在他的晚年却只能沉默无语.好象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可是,他既没有爆发,也没有灭亡.只是用他的生命默默注视着让他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的世界.呜呼,悲哉.
    这本书中我喜欢看的还有水天长写的<记忆中的母亲>几次都因看的心里难过而停下来.分几次才看完.文中写到的母亲两次到农场去看女儿的经过,让人潸然泪下.大爱无声啊.在那场天灾人祸的面前,多少才华出众的青年葬身于戈壁荒滩.文中对于很多事件的细节描写体现出了一个做历史资料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真实而可信.
     还有<煦园><我的妹妹>等都很好.我很奇怪的是,百合嘴中最随和,性格最好的四爸爸,我也曾有幸见过两面,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个很慈祥的老人.怎么在文章中却显示出了一个大评论家的风范.书中的介绍应该是一个在美术界颇有成就的专家.而书中的随笔,散文却也写得那么的优美从容地道.这也许就是他在文中所写的那样,"肯定与我们在煦园的生活有关."
    一本文人家族的历史,一段社会及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水家的子女做了一件对家族和社会都很有意义的事.

（文：杨丽君 出处：杨丽君的Blog 2006年12月）

　　《煦园春秋》虽然被编著者称作是“一个地处西北高原的文人家族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它所蕴涵的内容，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特殊例证”的范围，给现今家族史、区域地方史的研究留下了很珍贵的史料，也为透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考素材。

　　家族史研究受到关注，一时间利用历史上的家谱、族谱和编纂新的家谱、族谱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严格地讲，迄今研究家族史尚很少见有力度的作品问世，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有限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历史的编纂方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为尊者讳，二是贯穿道德伦理层面上的是非观，因而历史著作往往不敢直视历史的真相和现实，即所谓的曲笔远大于直笔。这种特点在家谱、族谱的编纂中尤为突出。《煦园春秋》虽然讲述的也是家族演变的历史，却跳出了编纂家谱、族谱的窠臼，而是把家族演变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展现家族的生成与发展、荣辱与哀乐，与时代共呼吸、与历史共命运。用这样的“断简残篇”来叙述家族的演变历史，无疑是独具只眼的。如果有更多的用这样独具只眼写就的“断简残篇”来研究中国的家族史，无疑会使中国的家族史研究更上层楼。

　　水梓先生的家族生于甘肃，长于甘肃，由于历史的机缘使他的家族与20世纪甘肃的历史交融在一起，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到助拥共和，从推进宪政、供职于地方和中枢到长期致力于振兴甘肃教育，从新中国初建时期的民主人士代表到“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的右派和牛鬼蛇神，从迎送省外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和政要到成为甘肃社会上层名流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近现代甘肃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身世既属于他的家族，更属于生他和养他的甘肃。离开了甘肃就没有水梓家族的历史，同理，一部20世纪的甘肃历史如果不写水梓和他的家族，也会使甘肃的历史留下某种程度的缺憾。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保定直隶总督署被称作半部清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煦园春秋》，也可称作半部甘肃史。

　　水梓和他的家族的兴起、演变，打着很深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印记。士在古代中国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唐宋以后他们的兴起和发展大都与科举考试紧密相关。“千年田，八百主”，在社会流动非常广泛的时代里，要维系一个家族的长久隆兴，单靠置办田产和积聚财富是很难做到的，家族的隆兴离不开诗书与教育。虽然水梓家族兴起之时正逢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科举考试被废除，但接受良好的教育仍是平民改变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之一。水梓家族兴起与唐宋以后士人家族兴起乃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士的概念在20世纪已更换了形式和内容，但士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20世纪的“知识分子”所继承。水梓和他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继承士的精神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士人对内圣——修养，外王——治世的追求，并努力地践行着，但是他们又与历史上士人的命运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他们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于是他们的命运随着政治发展变化而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都曾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细节，于是又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跌撞沉浮的活剧。《煦园春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沉湎于细节的描述，而是在此基础上对造成知识分子命运起伏不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反思，如果不将社会彻底转变为“法治”社会，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今天重读水梓一生鼓吹建立法制的论述，不能不感佩他的真知灼见，同时也为历史的沉重而叹惋。

（文：李华瑞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