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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埘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起因，是党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分岐，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本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而、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大凡年龄稍长或对中共党史、共和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胆结论，人们也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中共中央所以决定召开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前后经过；“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典故的由来；毛泽东何以一反常规，提出刘少奇的报告不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如何反应；中央七大常委之一的陈云，为何婉拒毛泽东之请，不在会上讲话；1967年2月，毛泽东在同卡博和巴卢库谈话中所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就指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句话是有所指的，“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又究竟指的是什么？等等，人们不仅不知其详，而且存有很多疑惑。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以下简称《变局》）一书，使人感到现在有了一部全面解读七千人大会的专题史书。纵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是积多年之功，在大量搜集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成就此书的。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可读、可信。

　　所以称它为“可读”，不仅仅是作者的语言生动、文笔流畅；更在于作者的视角新颖，全书是沿着人们关注的一系列问题步步深入，逐一展开的。这些问题是：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大会的进程，又为什么出人意料地不断改变？

　　毛泽东究竟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怎么看？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大会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各个层次的反响是否一样，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先后在大会讲了话，他们的具体表现如何？

　　林彪，除人们熟知的情况之外，他在会上还讲了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当场的反响如何？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会议主题何以由反分散主义到统一思想，又转向开“出气会”？

　　省委书记和部长也都作了检讨，他们检讨些什么？

　　曾希圣到底受了怎样的冲击？

　　七千人大会隐现的毛刘分歧。

　　这些多年为人们关注而又无力解开的谜团，正是这本书的“看点”。

　　说它“可信”，在于作者对上述所有问题的阐述，基本都是用材料说话。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记录、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有关记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大区、省等各级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有关会、院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七千人大会简报等一般研究者所难以寻觅的档案资料。还有，杨尚昆、胡绳、吴冷西、邓力群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当年《人民日报》的新闻和报道；作者参与对当年参加会议的袁宝华、李瑞山、陶鲁笳、汪东兴、杜润生、梅行、赵家梁等人的访问记录；等等。因此，书中对上述问题的叙述，具有极大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从《变局》一书的立意来看，把住了七千人大会的脉搏。自1958年“大跃进”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影响的有四个会议：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8-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变局》一书，没有把七千人大会作为单个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而是把它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显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并深刻感受到七千人大会是众多历史环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链条。从当时的情况看，1958年相继出台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曾被认为是找到了在短期内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1958年冬，毛泽东对“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但并没有改变上述的基本观念。正因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捍卫“三面红旗”的热浪中，使原已发生的错误越演越烈。七千人大会虽然没有动摇“三面红旗”，但整个来说是持一种保留态度；从中央、大区、省、地、县各级领导人在会上都有检讨，事实上承认了主观错误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出气会”使省以上领导人认识到几年来党内残酷斗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心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并进行大规模甄别平反。这一切，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作风，对重新唤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团结一致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七千人大会带来的这股新风，可称为是一个“变局”。

　　然而，对这次大会，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作过明确的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五大常委的讲话，除林彪外，毛也一概未作评论。唯一称赞的是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当场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重要信号。此后，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大加赞赏。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说，这个本子（指《毛主席语录》）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安徽省委负责人当场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与之相反，对七千人大会，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明确点出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1967年4月12日，江青的一句话说得更直接。她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七千人大会与四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联系被一语道破。可见，七千人大会对尔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同样又是一个“变局”。

　　上述这段历史变迁的迂回曲折，《变局》一书作了充分的展开，基本上还原了当年历史的原貌，解开了诸多的历史谜团。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本书也还存在个别的疏漏和不足。如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心态的分析，所依据的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搜出的林彪、叶群的“笔记”，这两段笔记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因此，用它来说明1962年初林彪讲话的心态，便觉得有点牵强。但整个来说，是瑕不掩玉。全书引用的丰富史料，蕴涵的大量信息，以及作者对大会全景式的描绘，对中央、大区、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情况、心态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完全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有关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的专题著作，应该说出版的还是比较火爆，但像《变局》这样以大量准确的可靠史料，有针对性地厘清一些人们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著作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局》也为人们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文：林蕴晖 出处：学习时报 2006年8月）

　　●《变局》一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填补了对七千人大会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当时的媒体上并没有公开报道，但它在中国当代史上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历史节点。史学界通常是把这次大会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党内政见分歧的开端，从中找寻以后“社教运动”的根由，窥度“文革”发生的远因。但是，长期以来，或是由于会议原始资料的封闭，或是由于历史在倒述过程中的失真，使得对这次大会的历史复原工作有着相当的难度，留下许多未解谜团。

　　新近出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对七千人大会的现场历史进行了深度发掘，披露了大量新的重要史料，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客观详尽地展现了这28天的历史情景，弥补了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缺憾。

　　七千人大会是在收拾“大跃进”残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其直接起因是粮食征购问题。但是，正如《变局》一书中所述，“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了大会进程”，使原本要给下面干部“鼓气”的会，开成了一个让下面干部“出气”的会，原本要反对地方“分散主义”的会，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的会。《变局》一书，用翔实的史料发掘了大会的具体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展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

    ●《变局》一书提供了七千人大会上毛刘政见分歧的细节，对分析“文革”发动的起因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七千人大会上毛刘政见分歧，多年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被视为研究“文革”起因的一个重要线索，《变局》一书披露的历史细节，可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笔者读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对他说的“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注意的，但查阅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看不出来这番意思，以为是经过后来编辑处理的缘故。对此，《变局》一书指出:原始记录也没有这样的内容。这就需要格外着眼了。或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妥协，面上不便发作，内里的一口恶气憋到了“文革”发泄出来；或是毛泽东对外国党的客人解释“文革”发生原因的需要，故意拉长毛刘分歧的时间，表示他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由来已久，有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以说明“文革”路线的正当性。

　　笔者以为是后者，是事后对前因的找补。在“文革”发动前夕，围绕着是否重新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反复过程，非常耐人寻味。1966年初，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建议在党内重新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讲话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很重要，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当时对讲话的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阶级斗争的提法，添加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一段话。

　　1966年6月30日，毛泽东从发动“文革”的需要考虑，认为再发表这篇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已“不合时宜”，决定暂不发表。发表讲话是要表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正确领导，不发表是为了“文革”发动群众运动的需要，此时还没有看出他对会议本身的不满。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问题，但他所指的是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以后的调整工作呢？《变局》一书披露:刘少奇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是从七千人大会上说起的，检讨他的两个讲话时他说:

　　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1967年2月、5月，毛泽东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都谈到七千人大会已经看出问题。在后一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讲的更多。毛泽东说: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利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

　　刘少奇的检讨是违心之言，毛泽东的谈话也有夸大之词，但却都是从七千人大会说起。以笔者所见，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指责，更多的是作为以后问题的起始点。对大会本身而言，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老是讲困难和问题不满，甚至会有“受压”的感觉，但谈到毛刘有明确的政见分歧还为时过早。因为会议的主调还是为毛开脱的。中央集体承担了责任，各省主要领导承担了责任，会议起到了“出气”和统一思想的作用，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然而，大会后党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中央一线在调整大跃进过失时的大动作，使毛泽东感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全面否定“三面红旗”的力量，这对他的领袖权威构成了新的挑战。

　　陈云在会上没有讲话，会后接着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一整套经济调整方案。受益于大会解放思想的启发，王稼祥提出了缓和国际关系的建议，李维汉提出了缓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建议，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冕”……这些举措的提出，表示了党内在调整问题上新思维的萌动。但是，这些新气象，却让毛泽东感到了“危险性”，认为有路线偏离之虞。在半年之后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进而否定了党内这些具有改革萌芽性质的调整动向，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刘之间，也由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受压”感，发展为政见分歧的冲突。毛刘在会上的芥蒂，不但没能化解，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断积累，冲突的分量不断加重。“文革”的发生，就是这些不断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

   ●《变局》中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对于理清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也很有帮助

　　《变局》中提供的一些历史细节，对我们理清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也很有帮助。例如，1960年底开始的整风整社运动，学界有一种观点是把它直接与后来的农村“四清”运动挂起钩来的，有“四清”起源一说。但《变局》一书披露的史料显示:在七千人大会上，各地强烈反映，对整风整社运动的意见很大，认为是整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基层干部说老实话不行，听领导的话也不行，工作战战兢兢。可见，这场“整风整社”运动是不能够与后来农村“四清”运动直接挂钩来的。整风整社与“四清”，只是在整基层干部上的形似，其过渡的中间环节是八届十中全会。经过八届十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四清”，无论在内容上、性质上和演进方向上，与整风整社运动都是大不相同的。刘少奇在“四清”中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化解与毛泽东的芥蒂，反而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政治冲突。

　　在当代史的研究中，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最容易纠缠在一起的，甚至连从事其中的学者们也往往搞不清术业专攻所在。然而，最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辨别方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宜细不宜粗是史学。李锐老的《庐山会议实录》和这本《变局》，都是在历史节点的关键会议上，以细致的功夫，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文：王海光 出处：北京日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