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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散谈的方式，以充满激情的笔墨，围绕“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个主题，言说了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文人在言论上的主张以及为争取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而做出的牺牲与抗争。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背景分析、评点，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中国百年言论史，令人宛若置身那个时代的前沿，耳濡目染一般。

　　搞评论工作的，没有知识工具不行。和朋友探讨过，一致认为评论工作者的“工具箱”起码要有这些货色———法学知识、经济学常识以及历史意识。前二者无须多说，有必要提一下的是，这里的“历史意识”更多是指对事物发展过程的一种纵向观察分析方法。

　　事实上，还有一种历史意识不可或缺，这就是对言论史自身的了解。惟如此，才能继承前人的文化底蕴，于笔尖流露作为言论家的人文关怀。这意思，用傅国涌的话叫作“文人的底气”——这也是他最新一部作品的书名。这本书可以和他此前另一部著作《笔底波澜》合起来阅读，因为谈的都是中国言论史。

　　在《文人的底气》中，傅国涌系统地将言论史划分为四个时代，从而将言论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优秀人物纳入一个系统的谱系进行分析和解读，进而阐明言论的精神与传统以及中国言论史的流变过程。根据中国言论史的时代特征，傅国涌将言论史的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虽然百年言论史确切地说应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紧接其后的分别是“《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以及“《观察》周刊时代”。

　　不难看出，虽然名为百年言论史，作者侧重叙述的是前半个世纪的言论史兴衰。在作者看来，“《大公报》时代”更是“百年言论史上最成熟的一个时代”。或者说，这一个时代可以作为言论工作者学习的标榜。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文人的底气”更恰当的说法应是“文人的历史底气”。接上这一段言论的精神传统，评论者的脚底下方能踩住一块坚实的文化土地。

　　至少在我看来，阅读此书不仅让自己了解中国言论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对于言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更能了然于胸。如此，下笔之时常能感到言论沉甸甸的分量———前人“言”犹在耳，岂能率而为之。在这个意义上，《文人的底气》还可以视为一名评论工作者的职业手册。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这部书则提供了从言论史的角度管窥时代的一种角度。

（文：孤云 出处：新京报 2007年3月）

文：蔡朝阳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尼采云:“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者。”读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竟生出一种错觉，以为尼采此语，说的便是近代中国的言论史。从沈荩被清廷杖毙，到邵飘萍、林白水死于军阀之手，再到羊枣死于国民党狱中，在追求言论自由的道路上，献出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不可胜数。作者统计，仅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即袁世凯统治时代，“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名记者被捕，24人被杀”。这是何等的惨烈？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言说自由之路，实以鲜血铺就。

　　近百年来，洒在言论史上的斑斑血迹，已凝固成一个伟大的传统，就像一粒生长在知识分子心底的种子，不屈不挠，迎风而长。言论报国，从其小而言，乃是履践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从其大而言，乃是为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的中国。所谓现代，当指崔卫平所谓“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现代社会应该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而言论自由，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身上拥有传统的贫贱不屈的文人气节，又经过了欧风美雨的栉沐，两者相互激荡，于是开出了鲜艳的奇葩，使得他们在求索的路上，拥有了超越恐惧的可能、藐视死亡的底气。

　　言论史，是傅国涌创造的一个词语，用来涵盖不同于思想史、比新闻史更广阔的一个概念。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乃是天赋的、不可让度的权利，用傅国涌的说法就是“民以说为天”。他认为，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正可照见百年来国人追求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的努力。大国崛起，究其实，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归根到底，就是要让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的权益和福利。如陈独秀言，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国家、民族；救亡、启蒙……只有将百年中国言论史，放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相互冲撞、停滞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条鲜血铺就的路上，知识分子凭自己的血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也。但最为关键的，我以为，还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破天荒拥有了近代意识，超越了书生清议的古代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自觉地认识到了近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个命题。这是一道光亮，照破中世纪的暗夜。蒲柏说，自然法则隐藏在幽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世界一片光明。而言论自由这个近代命题在中国知识者心中生根、发芽、传播，何尝不是一种光明？这些知识者在写文章、办报刊的时候，心中是清楚的，是有自觉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正是要以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来“新”一国之民。中国从专制皇权社会进入共和社会的进程中，梁启超的言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文体被称为“新民体”。邹韬奋、王芸生等人都是读着梁启超，才获得了启蒙。

　　《新青年》时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那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启蒙时代，从人们的思想到社会宽容度，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陈独秀因此继梁启超之后，成为执思想言论界牛耳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当为《大公报》。《大公报》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不”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便是不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不卖，便是经济独立；不私，指报纸为天下公器；不盲，便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四不”，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全方位地阐述了《大公报》同仁独立办报的思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提出自觉、明确的独立办报主张，是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言论自由这一命题的呼应。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名字，因此而显得不同凡响。胡适评价《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乃在于登载确实的消息，以及发表负责任的言论。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国际新闻界大奖，颁奖词说:“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办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从张季鸾的《无私与无我》，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再到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始终坚守着“四不”的追求。多年以后读到《大公报》的政论，读到这些负责任的文字，仍不免叫人心生惆怅。故人已乘黄鹤去，欲采苹花不自由啊！

　　书生论政，文章报国，在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的进程中，知识者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强权，是枪杆子，是赢家通吃的逻辑。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一个报人的处境和其底气的隐喻。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答道，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吴宓诗云，终信文章胜甲兵。吴宓的诗句有一种确信，相信历史，相信社会的进步。我觉得，如果甲兵指代强权，那么吴宓的话说得还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要胜过的，除了强权，还有强权逻辑，那种因为几千年皇权专制而深入人骨髓的唯权力是从的观念。告别中世纪，跳出历史周期律，以言论史观之，便是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

文：杨丽萍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读完傅国涌所著的《文人的底气》一书，掩卷沉思，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在中国半个多世纪言论史上，文人为之奋斗不已，而后人思之亦感动不已。

　　“言论史”是个比较独特的提法：它不同于思想史，言论要公开表达，而思想则可“藏之名山”；它也不同于新闻史，言论史的范围更加宽泛，新闻史上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在言论史上却值得大书特书。譬如胡适，新闻史中只是一笔带过，而言论史上却颇费笔墨。为何要重视言论史研究？傅国涌说，在我看来，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

　　傅国涌把自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至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凋谢的这段中国半个多世纪言论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和《观察》周刊时代。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平民论政”的先河，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考取功名之外找到另一条报国之路。尤其在多灾多难的近代，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顾准说：“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言论史上，知识分子为了这支笔杆子不惜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甚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沈荩因披露《中俄密约》内容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于狱中，邵飘萍、林白水开罪军阀而被杀，造成“萍水相逢百日间”的惨剧。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文人为言论自由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文人前仆后继的牺牲，才换回了百日维新、讨袁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换回了腥风血雨的黑暗统治下的一丝光明，换回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一线希望。他们手中没有枪杆子，但他们的笔杆子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史量才曾骄傲地对蒋介石说：“你手下有百万大军，我手下有百万读者！”这是何等气魄！

　　为何近现代的文人会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底气？为何他们会有威武不能屈的傲骨？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近现代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外敌侵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刺痛了国人，民族主义促使知识分子从埋首故纸堆转而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其次，西学东渐，很多知识分子留学海外，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最后，中国自古就有清议的传统，从春秋战国的“诽谤”到明代东林党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近代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文章报国”成为很多文人的追求。

　　过去一谈到言论问题，人们总是标榜欧美国家的做法，现在想来真是“数典忘祖”。我们在赞叹西方人追求言论权利的不屈斗争时，是否应回顾一下我们的先辈是怎样为之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