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军 出处：新京报 2007年2月
最近几天一直读一本书，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这是一本演讲集。由于是演讲集，所以“均为当场记录，全是口语，未有文稿，”也“不作细节讨论，没有引证史料，更不用注脚”。（《序》）因此相比许先生的其他专业著作，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轻松的阅读却依然有沉重的收获，这本书的上述特点并不妨碍它视野的开阔、分析的深入与见识的超卓。
讨论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化的历程应该从明末讲起，中国民族发展到明朝末期，面临一个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的关口”，这一时期，既可以看作是“终点”，也可以看作是“起点”。说是“终点”，是指支持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至此差不多接近枯竭。说是“起点”，是指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明再一次被蛮族所征服，从而打断了可能的、也是难得的“启蒙”。
“在世界历史上，欧洲的启蒙走向民主化，而中国的启蒙却直到了尽头，这是中国和欧洲社会发展的分歧点”。（p44）因此，实质上，满清入关后，中国社会已经不仅仅是停滞的问题，甚至有了大幅度的倒退。政治钳制较前代更为严酷，思想文化萎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精气神全无等等，进入十九世纪，面对西方世界的汹汹来势，“中国再也没有任何回应的能力，因为思想上的生机早就断掉了”。（p45）到了二十世纪初，五四诸子不得不再次揭起启蒙的大旗，但这比西方已经晚了整整三百年。但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除了启蒙还面临另外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救亡。关于启蒙与救亡孰先孰后，也就成了当时知识分子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从历史的发展实际看，救亡显然压过了启蒙，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时代仿佛又“转移”回了明末。
到了近代，许先生认为“最先警觉到世界在改变，中国可能跟不上世界脚步的人，便是这些跟外国人有往来交易的买办，而不是读书人”。（p60）不过，我认为如果放宽读书人的尺度，则清朝那些大官僚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也应该是读书人。他们这些人因为警觉，而起来办洋务，带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接着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其影响及于以后一百年，直到今天。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同样面临困境，而且与明末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明末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方向目的并不明确，因之，尽管他们的“启蒙”中断了，但并没有心理上的痛苦与失衡。
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清醒的、但无能为力无从着手的困境。
许先生还从宏观角度讨论了影响历史转移的因素，大体有以下几点：英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过，许先生好像并不看好英雄与政治。或许一切历史都可以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进行解释，但政治又确实是最表面、最直接、最剧烈的因素，所有的历史转移最先、最明显的表现应该是政治的吧。
他谈到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时说：“以游泳譬喻，只要鼻子离开水面一寸就可以顺利过河。动乱、贪污、腐败、失序就像是河水，而经济发展就像是鼻子；只要经济发展比动乱高一寸，就可以顺利发展起来。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经济发展活力应该可以持续。”（p96）委婉、含蓄，却也严厉。
最后，我对许先生的一个观点颇有兴趣，这个问题本身也极有兴味，我拿出来简单说两句。许先生说：“真正懂得历史的人相信历史永远不会重演。这就等于天天走路上班的人，虽然走的路一样，但是走的路况并不同，因为路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不一样了，没有两个完全是一样的。”“只有最差的历史学家会说历史会重演。”（p114）许先生这一看法与平素我们听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大异其趣。
我以为，历史是非理性的，历史研究却是理性的。一方面，历史永远是在非理性地发生着；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却也在理性地进行着的。
理性的根本诉求是人的幸福，但历史发生中的领导和英雄们却未必有兴趣去征求历史研究者的意见。这应了一句中国的古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大概也是历史学者们的困境吧。因此，理性的历史研究也许只对普通百姓有用，他们可能会因了历史学者提供的“鉴”而少犯盲从和随声附和的错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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