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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四十年内，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驻辽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后金国，为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兴起，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清朝的兴起会如此迅速？清朝的奠基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哪些独到的策略？八旗制度到底是怎样的？明满关系及其力量对比如何演变？如何评价明满之间的几次大战？“太子”代善被废、四贝勒皇太极遭训斥等清初九大疑案的真相如何？
　　 权力斗争，惊心动魄；重重疑案，扑朔迷离。本书作者都将为您一一解析，再现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剖析一代王朝崛起的天命。

文：仇鹿鸣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公元1644年4月21日上午8时左右，山海关外，李自成或许未曾想到这将是决定他人生命运的一刻，此时他更关心的应当是那个同样和他起自草莽的张献忠，或许将来的天下就要由他们两个来争夺了，眼前的吴三桂只不过是前进路上的一块小小的绊脚石而已。激战整整持续了一个昼夜。第二天是个北京春天常见的风沙漫天的日子，刮得人睁不开眼睛。突然，一队扎着辫子、骑着骏马的军队从山后杀了出来……

　　从那一刻起，长辫、骏马、剽悍、野蛮成了满洲武士刻在汉人心中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从北京到江南，满洲铁骑战无不胜的神话在传播，南明军队从不畏惧吴三桂这些降清的将领，却对清军畏之如虎，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演变到后来，便被渲染成了“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的传奇。

　　但人们却似乎很少去认真追问，如此强悍的满洲是如何形成的。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是为了对付明朝的宿敌蒙古人，而建州女真只是一些需要稍加羁縻的化外之民而已；崇祯皇帝从来都是将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流寇”视为心腹之患，关外的满洲再厉害，也不过是手足之疾罢了。似乎谁都没有留意到满洲的崛起，谁都没有预想到明末群雄逐鹿，最后这头鹿会落在满洲人的手中。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最后的断语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早已宣告了大明王朝的沉疴不起。但是满洲能够凭借着极少的人口，在短短十余年内成功地征服一个有着数亿人口和发达文明的地区，无论如何都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的奇迹。要知道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的蒙古人，为了控制中国南部曾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前不久故世的美国汉学大家魏斐德则将清朝开国的历史形容为“a　great　enterprise”(“洪业”)。

　　尽管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从来不缺少关注的目光，但满洲崛起之谜的真面目却依然模糊不清，横亘其间的一个障碍在于研究满洲前期的历史需要大量利用满文档案材料，而懂得满文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周远廉先生的《清朝兴起史》或许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周远廉是著名的清史专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满汉双方的文献加以比较、对勘，从而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满洲崛起的历史面目。全书以努尔哈赤的人生沉浮为主线，将女真建国过程中苦难、奋斗与艰辛一一展现出来，并依据翔实的史料对满洲前期多个谜团进行了破解。

　　比如努尔哈赤与其继妃福察氏的离异是野史常见的素材，而作者运用《满文老档》的材料，为我们展现了宫闱秘闻的表象背后所牵涉到的一系列以太子废立为中心的复杂政治斗争。而满洲制度的渊源及其形成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中心，随着清宫戏的热播，贝勒、阿哥、八旗这些满洲特有的词汇早已家喻户晓，但这些名词背后所有的意义及其作用却就鲜为人知了。不明白满洲贵族形成的历史就很难理解清朝多次出现的王公大臣辅政的制度渊源，同样，不了解八旗制度的构成及其精神，就不会理解为何满洲铁骑能让明朝军队如此望而生畏。

　　大众历史读物的出版常常被夹在专业学术著作的高高在上和戏说历史的海阔天空之间，处境尴尬，而本书却是一部沿中线而行的著作。作者是专业史家，立论严谨、言必有据，但文字却不失生动、流畅，颇合一般大众的阅读口味。一卷读罢，绝无那种为夺人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语的狂躁之气，但有娓娓道来的亲切之感。

文：慕 藻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2月

１６４４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目睹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政权的更替。虽说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已见怪不怪，可半路杀出来的“大清”有什么来头能够入主中原？一个来自东北边疆的较小部族，由“后金”到“金”再到“大清”的满族政权为何能替代泱泱大国的“大明王朝”呢？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许这些疑问都要从大清国在关外的历史说起。《清朝兴起史》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

清朝的崛起，无不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努尔哈赤。正是这样一个父祖惨死、众叛亲离、强敌威逼、朝不保夕的女真青年，在四十年内削平群雄、统一各部，成为统辖所有女真、令蒙古臣服、令大明王朝颜面尽失的“英明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或许正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言，“实天助也”！周远廉先生以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为主角，通过其跌宕起伏的一生，来展现当时波澜壮阔的场景。

以作者看来，努尔哈赤之所以能由弱变强，以少胜多，这和他早期既能韬光养晦，又能与时俱进有着根本性的关联。比如，努尔哈赤能够实施开明的人事政策，任人唯贤，赏罚分明；其在统一女真、与明抗衡的进程中，采用了正确的外务手段，先弱后强，恩威并用；而在具体的军事战斗中，他既表现出超凡的军事才能，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已说明清朝兴起的必然。

然而，努尔哈赤也做了不少错事，并不是事事英明，处处正确。比如他对待汉族子民，表现出征服者的丑态；对待降金汉官，将信将疑，喜怒无常。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清初统治集团内部的九大疑案，可以说这些疑案都是“英明汗”以及诸贝勒之间相互争权夺利而酿成的苦果。舒尔哈齐，第二号实力人物，最后被兄努尔哈赤所杀。皇长子褚英，骁勇善战，屡建军功，但因抢位夺权，被父所斩。真真印证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一句话：“我的东西都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能抢。”……而努尔哈赤自己也因攻打宁远受挫，被袁崇焕给活活气死。

清朝的兴起，必然还是偶然？看来真不是几个概念就能说清。

二月河先生曾在一治学漫笔的小文中，认为周远廉先生的文字是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经过了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做到了“博”与“专”。读罢《清朝兴起史》，觉得这些评价很到位。该书从史料出发，相互参校，抽丝剥茧，表现了“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专业水准，而全书蕴涵的问题意识，举重若轻的叙述手法，体现的正是作者的大家风范。

王朝的崛起、大国的兴衰历来备受关注。该书未能将清朝的兴起与当时西欧诸国的崛起相比较，缺少了全球视野，是个遗憾。或许这也是作者治学严谨的一个例证吧，毕竟胡乱比较还不如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