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海英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近十年来，走了那么多的路，看了那么多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掉了那么多的泪，打了那么多次的退堂鼓……”
这是一段摘自《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后记中的文字。作者的这段文字虽然简单，却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从事二战时期日军性奴隶制度课题研究需要做大量实地调查和在处理与现实社会环境种种抵牾之处的无限艰辛。
作者陈丽菲女士，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长期致力于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研究的拓荒者苏智良教授的妻子。从学术成果上看，笔者以为《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一书也可视为《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的“姊妹篇”。该书以洋洋洒洒25万的文字与大量历史与调查图片，“有理、有利、有节”地批判和揭露了日本政府及军部在侵略战争期间策划和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滔天罪孽。
日本的“性政治”观念
与以往就“慰安妇”制度论“慰安妇”制度不同，本书将论述的背景后推了数百年，结合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近代以降日本民族的性观念发展历史，卓有见识地提出了日本国以性为社会、政治和军事资源的“性政治”观点，并以此深入透视和剖析“慰安妇”制度实施的背景、根源与内涵。
作者在对相关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泛性化的日本，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国家还是作为个体的家庭，都将“性”看成是一种工具而进行不同程度的使用。面对社会的单一细胞——家庭来说，婚外的“性”被视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纯粹私人领域行为，是被丈夫和妻子见怪不怪的一种男性消遣世界，这种家庭之外的“性”已然被日本的社会剥离于对妻子的“情感”以及对家庭的“责任”之外。对于日本国家来说，“性”又可作为社会的一种公共资源被公开使用。日本在幕府时期，将军为了瓦解自己的反对力量以及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种名为“游廓”的公娼制。“游廓”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军可以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软性环境来消磨其下大名和武士的斗志，即所谓的“金品荡尽，拔其金玉”，并随之培养了日本独特的性风俗和性文化；另一方面，“游廓”界的妓业主在暴利的驱使下甘愿成为政府监视大名和武士的鹰犬，使游廓成为“大目付役”——兼负专司监察之职的奇怪混合体。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妓业几乎是作为“国业”，开始积极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扎根。这类海外“游廓业”的发展，既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向海外侵略扩张的“先遣部队”。二战爆发后，日本如此发达的海外妓业不仅成为了近代日本向海外侵略扩张的先锋，同时也为战时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张本。可以说，无论是幕府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还是二战时期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性产业都与日本国家的政治休戚相关。更甚者，在对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中，女性和粮食、武器一样，均被日本视为侵略战争中重要的战略物资，于是畸形、残暴的性奴隶制度便由此开始出笼。在《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作者就是这样从古到今、由远即近，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剖析和挖掘出了二战时期日军性奴隶制度建立的背景和根源，并开创性地将日本国内的这种独特的畸形性文化归纳为日本国的“性政治”观念。
一次全面、清晰的梳理
本书不但总结了作者十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而且将国内外史学界、法学界、文学界等现有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古今中外”相结合的大耙梳，力图将以往地区间、国际间分散的、重复的局部研究划归为一个整体，以便让读者对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个既旧又新的血淋淋历史有一个全面清晰的接触和感悟。
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二战期间设立“慰安妇”制度的暴行，给被害各国的女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研究，不论是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以及韩国、朝鲜、东南亚地区和国家，还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学术界对此的研究都用力甚巨。《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在以往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和法学为研究视角，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女性学的理论，对性奴隶制度建立的背景、萌芽与确立、实施、扩大等进程作了一次全面、清晰的梳理。全书从结构上看，既深入挖掘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建立的最根本缘由；又详细论述了该制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萌芽到罪大恶极的全部运作过程；同时还以受害地区和国家为类别，分别举证了受害女性战时和战后肉体和精神上所受的极大摧残和折磨；最后，以中国、韩国、菲律宾三国受害者的艰难东京起诉之路为结点，向世人昭示了战争虽已结束，但战争留下的创伤，受害国人民声讨公理和正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的令人警醒的现状。
史中有论、史论结合
在史料的举证上，《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也呈现出了全面化、系统化和说服力强的特点。在撰写该书时，作者十分注意史料的开掘和收集，始终做到口述证言与书面材料相佐证，国内资料与国外文献相补充，学术论著与官方文件相呼应。就口述史料的调查和采集来说，作者将调查采访的范围限定为“三亲者”，即与随军“慰安妇”制度相关的亲历者、亲闻者、亲见者。具体来说包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本人、用来开设慰安所房屋的原房主、慰安所周边的当地居民、被日军或日伪汉奸强行抓进慰安所干活的勤杂工；同时还包括作为加害方的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组织者和具体操办的官兵、去慰安所接受慰安的原日本官兵及日本的战地记者、军医等。除“三亲者”证言外，作者还引用了大量的有关“慰安妇”的各类书面史料。其中有国内外学者撰写的研究性论著，民间档案馆和图书馆及日本官方收藏的公开性档案、官方文件，记者、军医、官兵等战地亲历者所写的战时日记及战后传记或回忆录等。特别是一些被作者自称为“老古董”一类的日文原版论著的使用，为她的论述又增加了强有力的一笔。在纵横交织的史料运用中，作者让尘封多年同时又被日本政府遮遮掩掩、百般狡辩的“慰安妇”遗留问题显露于世。
从写作风格上看，《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也呈现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书中既有史又有论，既有文又有图，既突出了该书作为学术著作的专业水准，又不乏通俗性、可读性。
作者在论述时，既注意对日军性奴隶制度本身进行理论的剖析与透视，又不乏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慰安妇”问题上所犯下的大量的、鲜为人知的、骇人听闻的、永难湔洗的犯罪事实的阐述。可以说，全书的整个论述过程始终是史中有论、史论结合。同时，配有129张弥足珍贵的“慰安妇”问题的“三亲者”、慰安所遗址的照片，在增强说服力之际又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日军“慰安妇”制度问题既有理性的认识，又有感性的了解。
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意义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遗留问题有如一座欲喷发的火山，危耸于亚洲甚至是世界人民的视野中。然而，21世纪的日本仍然存有某些势力就“慰安妇”问题的责任始终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卑鄙可耻态度。诚如作者所言，“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妇女们生活和命运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和战后责任问题，如何推动中日友好相处和保持亚洲和平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每个真正爱国且具有良知的日本国民都应该如《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所说，端正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担负日本人战争责任的自觉，为日本争取光明的未来。
最后，笔者愿意将作者在全书结束时所说的话引录在此，以为对这本专著价值最恰当的评价：“在如何看待人类的战争与和平、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正义和尊严等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在我们的身边，持各种不同的认识乃至混淆是非者，也大有人在。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努力传达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真相中的非人道主义进行彻底的反省，为曾经的受难者，为我们自己和后来者，争取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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