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独眼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手边有两本书,一本崭新的《清俗纪闻》,一本纸页发黄的《日本考》,像一个镜子的两面,映射着两个千丝万缕连接在一起的国家对对方的好奇与试探。
在日本闭关锁国的时代,长崎是惟一合法的通商口岸,长崎官方坚持询问来自中国的商人,建立了完整的记录。1799年,长崎的地方长官中川忠英组织手下的“唐通事(汉语翻译官)”们坚持询问中国商人一年,出版了《清俗纪闻》,详尽记录了所能从盘问笔录中获知的一切,命画工根据口述绘制精致的画作,内容包括来自于闽、苏、浙的清商所提供的乾隆时期民间风俗、传统习惯、社会状况等等,从年节过法、百姓衣装到猪蹄和桂圆汤的做法,事无巨细。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日本考》正是丛书中的一本。原书付印于明朝万历年间,早于《清俗纪闻》约200年,正是明朝对日局势最为复杂严峻的时代,很有可能正是官方编撰作为对敌参考的。书中收罗了史书中跟日本有关的记载,介绍了日本的地理、风情,还收录了大量的日语单词,配以宁波绍兴方言的字音作注,中间虽有误音和错漏,却极为实用。书中还收录了不少诗歌、民谣,甚至介绍了日本将棋的玩法。
历史教授说,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只对坐标系里的各类曲线感兴趣,研究它们的动态和趋势;一种是把坐标系画成细密的网格,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研究,能挖多深挖多深。令我高兴的,正是这两本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它们走了“挖格子”的路线,全无自以为是适可而止,不当中国和日本是一脉相承的亲属,完全视对方为陌生的“他者”。两本书正是在对“他者”的审视中,逐渐抛开了自身的立场,“深挖”的冲动变得无可抑制,似乎怎么收集和记录这些信息都不过分,似乎怎么了解都还不够,内容过于详尽,太过重视细节,才形成了这样对于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甚至建筑学都有意义的观察录。
有学者认为日本人从十八世纪对清朝的了解中产生了鄙夷。可《清俗纪闻》中从事问讯工作的唐通事多是中国去的遗民后裔,耗费大量人力记录绘画,恐怕不是为了羞辱对方。而抗倭之用又怎能解释《日本考》缘何收录“我想你时如草根,铲去又生,又铲,又铲又生”这样的小调呢?在两书所录的“俗”中流露出精密的生活景象,显现出人的活力,更证明了中国和日本即便有地域的临近、历史的亲缘,也在很久以前就是自立门户拥有不同文化的两个国家。